我們要說的這個文化堡壘，就是具有十六年光輝歷史的生活書店。關於生活書店，在我所著的《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中可以詳細知道，該書中的附錄“生活史話”，對於該店的歷史，尤有詳盡的敘述，所以我在這裏對於該店的歷史不必有所贅述。我所要扼要提及的只是關於這幾點：（一）生活書店的精神何在？（二）生活書店在抗戰期間貢獻了什麼？（三）生活書店被摧殘的經過；（四）摧殘生活書店究竟用了什麼藉口？（五）援救無效的經過。
生活書店是有着苦幹的精神——爲文化事業而艱苦奮鬥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全體三百左右的工作幹部所同具的，是十六年來始終一貫的。由這集團的苦幹精神和長時期的苦幹，才產生了中國文化界一支偉大的生力軍。生活書店不是任何個人藉以牟利的私產，是全體同事以勞作所得共同投資的文化事業機關，全體同事自理事會主席、總經理至練習生，都是以勞作換得薪水，自食其力，沒有一個人於勞作換得的薪水之外，有任何不勞而獲的享受。十六年來，所有盈餘都滾存加入事業費，連些微的股息都分不到。經濟完全公開，每年都有會計師查賬證明。由這種完全爲文化事業苦幹而沒有任何個人藉以圖謀私利，所以能由極小的規模，極微的資金，純由自力更生的力量，由上海一隅之地，逐漸擴充到分支店共達五十五處之多，遍及於十四省。經濟完全公開及爲事業而苦幹的精神，使每一個同事都把文化事業作爲唯一的對象而不怕艱苦，不辭辛勞，只求對中國的文化有所貢獻。我們內部長時期的含辛茹苦，只有自己深切知道，有非外人所有盡悉的。例如國軍自淞滬撤退之後，我們的大部分幹部有疏散到內地各據點繼續工作之必要，但是有限資金幾全爲存貨，同事盤費無着，焦灼萬狀，幸虧臨時做了一筆紙生意，賺得三千元，才於萬分急迫中勉強疏散。往內地建立工作據點的同事，號稱“經理”，實際上等於流亡。因交通擁擠，曾有同事乘船被擠得落下水去，勉強獲救，得全生命。有同事因經濟苦窘，登岸後即在碼頭上露宿一宵，然後努力建立新的工作據點，執行“經理”職務。他們所以能有這樣苦幹的精神，是深刻明瞭他們的勤苦不是爲任何少數人謀利，而是爲中國的文化事業奮鬥。
生活書店有着合作的精神，這種精神之所由來，是由於該店管理採用了民主集中的原則。我們主張民主政治，在我們所努力的文化事業中，也儘可能採用了民主集中的優點。該店領導整個事業的最高機構是由全體同事選舉出來的理事會，處理人事的最高機構是由全體同事選舉出來的人事委員會。整個事業的大政方針，重要原則，以及處理人事的規章，都是由代表全體公意的領導機構議決後，交由有關的負責人切實執行。任何一個同事有意見，都有貢獻的機會，對於公共的決議，都有服從的義務，對於執行的情形及結果，都有督促及詢問的權利。由此造成集體的管理，民主的紀律，使每一個同事都把店務視爲自己的事情，都對店的事業關切。當前年“五三”“五四”陪都遭到敵機殘酷轟炸的時候，我們的店已近火焰，當時雖出重資僱工搬移，亦無人受僱，全體同事自動搬移公物及貨物至安全地點，使店沒有受到一點損失，這種共患難同甘苦的精神，就是出自集體管理及民主紀律之賜。
鄒韜奮散文逆流中的一個文化堡壘“生活精神”可在“生活史話”中得知其詳，我在本文只撮舉最重要的二點：即苦幹和合作的精神，並說明這兩種精神之所由來。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後來生活書店的遭難，這兩種精神卻成爲被人造謠陷害的根源。這是後話，且聽下回分解。
（原載1941年6月8日香港《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