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剩了七個。黑色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裏面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鍊，還要在鼻孔外面的凹處嵌上一粒金制的裝飾品。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於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寫明瞭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裏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國外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着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菸室裏寫文章，他們都倉皇地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爲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就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着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閒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凌辱，卻是一件無可爲諱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不像樣，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國人正在裏面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着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衆前大聲疾呼。除登臺演說外，和一兩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於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復萌，有一夜他在房裏又譁拉譁拉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跑過來辦交涉，他事後憤然地說，在自己房裏說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選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着一個顢頇大漢匍匐呻吟於雄赳赳的日軍閥槍刺之下，便是畫着前面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中國人拼命狂奔，後面一個日本兵拿着槍大踏步趕着，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國外每遇着僑胞談話，他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點再三的注意，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剷除，爲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這卻成爲一個先決問題了。
1933年7月23日，佛爾第號船上，自科倫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