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們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紀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掃一掃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園子裏採了幾朵猩紅的大麗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示我一些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作爲一個文學工作者的我，不但在公的一方面要追念他、景仰他，就是在私的一方面也要追念他、景仰他，因爲我對他老人家是有文字知己之感的。

　　一九五〇年上海《亦報》刊有鶴生的《魯迅與周瘦鵑》一文，隨後又有餘蒼的《魯迅對周瘦鵑譯作的表揚》一文，就足以說明我與魯迅先生的一段因緣。鶴生文中說：“關於魯迅與周瘦鵑的事情，以前曾經有人在報上說過，因爲周君所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三冊，由出版書店送往教育部審定登記，批覆甚爲讚許，其時魯迅在社會教育司任科長，這事就是他所辦的。批語當初見過，已記不清了，大意對於周君採譯英美以外的大陸作家的小說一點，最爲稱賞，只是可惜不多；那時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域外小說集》早已失敗，不意在此書中看出類似的傾向，當不勝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魯迅原希望他繼續譯下去，給新文學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後來周君不再見有譯作出來了。（下略）”餘蒼文中說：“（上略）我們首先應確定周先生在介紹西洋文學上的地位，恐怕除了《域外小說集》外，把西洋短篇小說介紹到中國來印成一本書的，要以周先生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中華書局出版）爲最早。此書取材方面，南歐、北歐、十九世紀的名家差不多全了；而且一部分是用語體譯的，每一作品前面，還附有作者小傳、小影，在那個時候，是還沒有甚麼人來做這種工作的。此書出版年月，大約爲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左右，曾獲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獎狀，此事與魯迅先生有關。原來魯迅那時正在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當僉事科長，主管這一部門工作，曾將中華送審的原稿，帶回紹興會館去親閱一遍。他老先生本來就有意要提倡翻譯風氣，故在原書批語上，特別加上些表揚的話。中華書局如能找出當日原批，還可以肯定這是出於魯迅先生的手筆呢。抗戰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爲針對當時國情，積極呼號禦侮，曾一度展開聯合戰線，報紙上發表郭沫若、魯迅、周瘦鵑等數十人的聯合宣言，魯迅對周先生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

　　不過鶴生說我後來不再有譯作出來，實在不確，我除了創作外，還是努力地從事翻譯，散見於各日報各雜誌上，魯迅先生他們沒有留意。一九三六年大東書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四冊，就是一個鐵證；內中包含二十八國名家的作品八十篇，單是蘇聯的就有十篇，其他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一應俱全，魯迅先生在天之靈，也許會點頭一笑，說一聲孺子可教吧？

　　至於餘蒼所說的出版年月，一九一八年左右，實在已再版了，初版發行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時我是二十二歲，爲了籌措一筆結婚費而編譯這部書的。包天笑先生序言中所謂“鵑爲少年，鵑又爲待闕鴛鴦，而鵑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鵑所好合百年之侶至”，即指此而言，他老人家原是知道這回事的。
　　此書出版後，由中華書局送往北京教育部審定，事前我並沒知道，後來將獎狀轉交給我，也已在我脫離中華書局二年之後；那時魯迅先生正任職教育部，並親自審閱加批，也是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知道的。去春北京魯迅著作編輯室的王士菁同志曾來蘇見訪，問起魯迅先生的批語是不是在我處？想借去一用。其實我從未見過，大約當初留存在中華書局，只因事隔三十餘年，人事很多變遷，怕已找尋不到了。抗日戰爭初起時，魯迅先生等發起文化工作者聯合戰線，共禦外侮，曾派人來要我簽名參加，聽說人選極嚴，而居然垂青於我，魯迅先生對我的看法的確很好，怎的不使我深深地感激呢？

　　魯迅先生的大作《吶喊》《彷徨》，我曾看過三遍。看了這兩部書的名字，就可知道他處於黑暗的時代，以彷徨來表示憤激，以吶喊來驚醒國人。我們未嘗不彷徨，可是未敢作鬥爭；未嘗不吶喊，可是聲音太低弱，其賢不肖之相去也就遠了。魯迅先生如果知道今天的祖國，陰霾盡掃，八表光明，也該含笑於九泉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