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示我一些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我，不但在公的一方面要追念他、景仰他，就是在私的一方面也要追念他、景仰他，因为我对他老人家是有文字知己之感的。

　　一九五〇年上海《亦报》刊有鹤生的《鲁迅与周瘦鹃》一文，随后又有余苍的《鲁迅对周瘦鹃译作的表扬》一文，就足以说明我与鲁迅先生的一段因缘。鹤生文中说：“关于鲁迅与周瘦鹃的事情，以前曾经有人在报上说过，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批语当初见过，已记不清了，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只是可惜不多；那时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域外小说集》早已失败，不意在此书中看出类似的倾向，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鲁迅原希望他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译作出来了。（下略）”余苍文中说：“（上略）我们首先应确定周先生在介绍西洋文学上的地位，恐怕除了《域外小说集》外，把西洋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印成一本书的，要以周先生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华书局出版）为最早。此书取材方面，南欧、北欧、十九世纪的名家差不多全了；而且一部分是用语体译的，每一作品前面，还附有作者小传、小影，在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甚么人来做这种工作的。此书出版年月，大约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左右，曾获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奖状，此事与鲁迅先生有关。原来鲁迅那时正在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当佥事科长，主管这一部门工作，曾将中华送审的原稿，带回绍兴会馆去亲阅一遍。他老先生本来就有意要提倡翻译风气，故在原书批语上，特别加上些表扬的话。中华书局如能找出当日原批，还可以肯定这是出于鲁迅先生的手笔呢。抗战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为针对当时国情，积极呼号御侮，曾一度展开联合战线，报纸上发表郭沫若、鲁迅、周瘦鹃等数十人的联合宣言，鲁迅对周先生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

　　不过鹤生说我后来不再有译作出来，实在不确，我除了创作外，还是努力地从事翻译，散见于各日报各杂志上，鲁迅先生他们没有留意。一九三六年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四册，就是一个铁证；内中包含二十八国名家的作品八十篇，单是苏联的就有十篇，其他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一应俱全，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许会点头一笑，说一声孺子可教吧？

　　至于余苍所说的出版年月，一九一八年左右，实在已再版了，初版发行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时我是二十二岁，为了筹措一笔结婚费而编译这部书的。包天笑先生序言中所谓“鹃为少年，鹃又为待阙鸳鸯，而鹃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鹃所好合百年之侣至”，即指此而言，他老人家原是知道这回事的。
　　此书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送往北京教育部审定，事前我并没知道，后来将奖状转交给我，也已在我脱离中华书局二年之后；那时鲁迅先生正任职教育部，并亲自审阅加批，也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知道的。去春北京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士菁同志曾来苏见访，问起鲁迅先生的批语是不是在我处？想借去一用。其实我从未见过，大约当初留存在中华书局，只因事隔三十余年，人事很多变迁，怕已找寻不到了。抗日战争初起时，鲁迅先生等发起文化工作者联合战线，共御外侮，曾派人来要我签名参加，听说人选极严，而居然垂青于我，鲁迅先生对我的看法的确很好，怎的不使我深深地感激呢？

　　鲁迅先生的大作《呐喊》《彷徨》，我曾看过三遍。看了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知道他处于黑暗的时代，以彷徨来表示愤激，以呐喊来惊醒国人。我们未尝不彷徨，可是未敢作斗争；未尝不呐喊，可是声音太低弱，其贤不肖之相去也就远了。鲁迅先生如果知道今天的祖国，阴霾尽扫，八表光明，也该含笑于九泉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