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半夜捉拿革命党人一件事,在成都一般人的生活中间,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要说有点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限于下东大街的长兴店、中东大街的鸿恩店、走马街的保和店、青石桥的永和店、学道街的源泰店和德升店这几家客栈。
  
  据田老兄亲身的调查,据傅樵村到他有来往的官场地方的探询,方弄清楚了那一夜被逮去而确实有名可查的,一共是九个人。杨维、黄方果然是从永和店逮去的;从鸿恩店逮去的,叫张治祥;从保和店逮去的,一个叫王树槐,是武备学堂前几个月才毕业的武学生,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叫江竺;从源泰店逮去的,就是向来在茶坊酒店、旁若无人地高谈革命、任何人都可引为同志的黎庆余;从德升店逮去的,是一个陕西人江永成,曾经在警察局当过巡员。此外,还有一个叫张孝先,一个叫吕定芳,却不明白从哪家客栈逮去,据一班账房、幺师说,这两人还时常同一个叫王忠发的人,只是随时肯到各客栈来同那些人吃茶喝酒,有说有笑而已。
  
  人是逮去了,各人的行李东西也拿走了,有的客房搜查了一下,据说,并未曾搜出什么手枪炸弹等凶器,甚至连跑江湖的人所必须携带的解手小刀都没有一把。一般的议论便说:“都是些赤手空拳的斯文人,哪里像造反的,若说这就是革命党,那才活天冤枉哩!”
  
  但在学界里却谣言蜂起了,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说:“要逮人!要逮人!”平日额头上挂着志士招牌的那些人,当然有的请了病假,有的闷声不响,有的甚至逢人就声明:“本人历来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好先生!”可是不假而走的,到底不少,据说连通省师范、连叙属中学的学生,一总算起来,怕不有三四十人?学生们一走,先生们也不免着了慌,也有装病的,也有走的,好多学堂几乎都陷入半停顿的状况。这时,高等学堂总理胡雨岚,因为是翰林院编修,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又到日本和美国去考察过,在四川开办学堂,又是奉有特旨的;平日同四川总督不仅是平等来往,而且还受着总督的相当尊敬。他因此就出头说话了。他相信四川也有革命党,但他不相信四川的革命党就和广东、湖南两省的一样,也不相信就是孙文、黄兴的党徒。他说,对付四川的革命党最好的方法,只在于各地官吏实心奉行新政,政治一清明,民智一开通,革命党自就可以消灭于无形。他也相信这次在成都所逮的人中,或许也有所谓革命党,但他却怀疑未必便是首要,也未必便是其中的破坏分子,或什么暴徒。他认为多半是一些求治心切、不识大体的青年,“性情浮躁,罔识忌讳则有之;倘能加以陶熔教诲,说不定还是国家的人才哩!”因而他对于已经逮去的那些人,不主张按照大逆不道的罪名办理,对于谣言所传的有人打算把案情扩大,不但想借此要在学界中来多逮些人,借此把嚣张可恨的学界打击一下,借此把平日看不顺眼的人收拾几个,甚至还想借此机会多开保案,多升几个官,多记几次功,他更是大骂起来。他骂:“这一些过场,都是王棪那个狗头搞出来的!他眼睛红了,他良心黑了,也想拿四川读书人的血来染红他的顶子吗?好吧!他有胆量,叫他只管搞!我却有本事先去质问赵季和。不然的话,我还可以呈请都察院代奏,参他狗头的官!叫他连一个知县前程尚保不牢靠!那时,大家扯破了脸,我拼着到北京跑一趟打京控,倒要看他狗头的脚肚子到底有好硬!”
  
  他还把省城各学堂的监督和一班有科名、有声望的绅士——当然有年近八十的老翰林伍崧生在内。——邀约到高等学堂的竹园,商量如何抵制官场败类,如成都县知县王棪之流,“慎防他假公济私,摧残士气。”只管商量之下,没有结果。因为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就是表字赵季和的——曾在四川永宁道任上,以杀人之多,得过“赵屠户”的歪号,大家都有点害怕他。到底由于胡编修的气概磅礴,肩头硬朗,大家迟疑了一会,才同意了他的第二议,即是不要害怕惊惶,必须先自镇定,使教习和学生相信不会株连,大家安心下来,继续教书,继续读书。可是也须告诫学生们,切不可再照以往那样胡说乱道;学堂以外的行为,更要加倍谨饬,什么同乡会啦,同学会啦,总以不参加的为上。至于课本、笔记,却要仔细检查一番,有什么不妥当的言词,必须先行消灭,说不定提学使方面,早晚会派人来调阅这些东西的。
  
  至于胡编修所提的第一议,即是大家出名写一封公函给赵护院,请他对于目前这件案子,必须秉公办理,切不可偏听一二急功好利的僚属言语,多所株连。并告诉他,现在谣言繁兴,相惊市虎,尤其莘莘学子,不能安心求学,希望他明白晓谕,安定人心。大家认为赵护院现刻正在火头上,这样一封公函,岂不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是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怎能受得了?就中尤其是通省师范的徐先生更其不赞同,他说:“不这样做,我们现在已经背了一身嫌疑。我学堂里的学生走得最多,我听说各大宪中已有人在说,我便是一个闹事的头子,我那学堂便是破坏分子的窝巢。倘若我现在在公函上列了名,只管我不领衔,也会惹起各大宪更严重的疑心,认为我做贼心虚,所以才鼓动起大家来倒打一钉耙。这一来,反更惹火烧身了。”他还连连摇头,几乎把一副钢丝近视眼镜也从那张瘦削脸颊上摇坠下来。
  
  老翰林伍崧生更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在四十七年前,正当英法联军的兵船攻陷天津时,他曾赶快由翰林院上过一封折子,奏请回家终养父母,咸丰皇帝奕便同他开了个玩笑,亲笔朱批:“伍肇龄是治世之忠臣,乱世之孝子,着他回去吧!”从此,他不但不敢再到北京求官做,甚至在成都充当了几十年的书院山长,连一个坐汛的把总,他也不敢冲着他说一句硬话的了。——当下也轻言细语说道:“这公函倒委实要斟酌下子的好。赵季和办理这件案子,或轻或重,他身为封疆大员,自有他的权衡;我们当绅士的人,怎能因为谣言缘故,就横身起而干预?设或学生当中,果有一些反叛,难道该叫他不拿人吗?设或他要我们担个硬保,保证四川从此不再出事,保证全般学生没半个是不安本分的,雨岚,这就难了!何况赵季和为人,气性素来刚猛,但凡气性刚猛的人,要宜以柔克之,不然是会偾事的。”
  
  胡编修仍然恭恭敬敬地问道:“那么,依老前辈的高见,该怎么办呢?”
  
  “依我吗,公函暂不忙写。听说这案子交到成都府发审局在办,你不如对直去找成都府高太尊,或者去找成、绵、龙、茂道贺观察,先向他们打听清楚赵季和的意旨所在。要是他意在从轻发落哩,那就不说了;否则,还是请托贺、高二位把你的意思委婉代达,使他自己转弯,好像恩惠全出于他自己,而并非由于我们的强求。你们想嘛,一省的总督,海外的天子,再说今非昔比,而犯颜相争,总可不必吧!”
  
  胡雨岚在一人不可拗众的情势下,也觉得伍翰林毕竟比他自己有世故,因就决定采用了老前辈的说法。同时,打听到发审局坐办候补县黄德润,虽是赵尔丰赏识的能员,也能在赵尔丰跟前说话,因为是云南人,性情还慷爽,也讲过新学,懂得法政,在官场中算是一个比较淡泊的明白人。遂不惜降低身份,由府衙门一出来,便转到发审局亲来拜会黄德润,并且还着实同他谈了好一会。
  
  与胡编修同时而起,也在作釜底抽薪的,又另有一个人。后来据田老兄等一班同学议论说,胡总理做的是大公无私,是公而忘私,是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是令人佩服的一种侠义行为;那另一个人做的,便是纯粹为的私了。不过虽然为的私,也还起了一种好作用,大家倒也表示赞成;并认为那样做法,的确比他们胡总理似乎还要对些。原来被逮去的那个十八岁青年江竺,他的父亲是成都北门外一个开木厂的商人,平日由于生意和银钱关系,同官场本有来往,最近为了承办建造文明监狱的木材,和成、绵、龙、茂道贺纶夔更有了私人的亲密关系。儿子刚被逮去,父亲立刻就知道,也就立刻去找着贺道台,并找着平日有交情的一些道、府、州、县,无论怎么说法,非要个人情不可,非要把他儿子立刻释放不可。贺道台答应他想办法,别一些道、府、州、县,也答应他想办法,就连兴头十足、满想拿人血来染红自己顶子的王棪,也答应他想办法,并还拍着胸膛担保说,即令杀一千人,也决不会杀到令郎头上。可是当父亲的不敢相信这班油滑朋友的话,因想到按察使司衙门,这是专管诉讼事情地方,制台办杀人案子,说不定会要经过它;又想到其间有位专办刑名的师爷王俊廷,是全省有名的大幕,连制台都佩服的,倒是找他想个法子,或许还靠得住些。当父亲的因又找到也是朋友之一的王俊廷。
  
  王师爷果然不像那班做官人,只是顺口答应而已,他的确就开动心思,和那位急得神魂不定的当父亲的木商研究起来:“按照大清律例和比案,即使令郎没有口供,那也难逃一个绞监候;纵得大人们笔下超生,充军黑龙江,是免不了的;充军虽然比斩绞轻得多,然而不充军而只杖责枷号,岂不更好一些?但是,令郎娇生惯养的年轻人,杖责如何受得了,老兄商界巨擘,体面人家,子弟受了官刑,说起来也不好听;我想,最好是应该办到取保释放,你老兄出头具个严加管束、永不再犯、再犯同罪的甘结;老兄想想,这该可以吧?……既然可以,那么,就不只为救令郎一个人的性命,势必全案都要办松了方好。现在我尚未看见本案全卷,好在成都府高太尊已经有信给我,告了我一个梗概,说是叫黄德润大令明天来同我磋商。这是一个机缘,文明国的法政,黄大令是懂的,我们一定可以磋商出一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办法。不过……唉!老兄,你是明白的,当今的事情,法不法倒在其次,要紧的还是人情。我听说,成都县王寅翁这回很得意,很想在这桩案子上搞个名堂;他又是赵护院颇为赏识的人,如其他真不放手的话,要把全案子办松,倒还得费些事;老兄设或能把门路走通,通得到赵护院那里,那便事半功倍了……”
  
  由于这两股反对力量配合着一进行,不但使王棪得意不起来,并且也影响到了葛寰中。
  
  黄澜生受了郝又三的请托,请他随时告诉点发审局消息。一天,便特来奉访,悄悄告诉郝又三父子说:“葛寰翁近几天意兴很是索然,你们可晓得吗?……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张孝先、吕定芳两个人,并不是啥子革命党,葛寰翁以前全然弄错了。到昨天,贺老道、高太尊亲自到发审局来会审时,把张、吕二人叫到堂上同那七个人对质之下,才晓得两人都是王寅翁密禀赵护院派去做眼线的。葛寰翁事前连这个火门都没有摸着,无怪空自忙了两个月,煞果,还是让王寅翁夺了一个大彩。这还不算,七个逮去的人,其中有个叫江竺的,本来是个年轻小伙子,啥都不懂,葛寰翁偏偏认为是个有凭有据的首要,王寅翁好像也是这样在着想。却不想在会审时,贺老道一开口,才是这样在问:‘看你这样年轻,哪里像个谋反叛逆的歹人!说不定是被人勾引的吧?只管据实供认,本道给你做主!’……你们觉得怪吗?本来也怪,平日问起案来,管你供得对供得不对,小板子一千,夹棍一副,总要整得鬼哭神嚎。这回,还是道、府会审,却异常文明起来,这在发审局倒还是罕见的事。我看王寅翁坐在高太尊旁边,秋风黑脸,好不高兴。直到对质之后,除了那个年轻小伙子好像果涉嫌疑,连张、吕两个眼线都指证不出他真正是闹革命的,其余六个人,全供认明白是革命党,真个勾结匪人,要在省会地方来闹事,贺老道说了几句重话,而后王寅翁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些……”
  
  郝达三并不明白黄澜生是他儿子请来传递要紧消息的,一直认为像平常一样,彼此没有事,互相拜会,谈谈官场动静罢了。因此,于黄澜生述说之后,便海阔天空、发舒起他自以为是的伟见,毫不注意他儿子两次三番地仍想把话头引回到那天会审的情形上去。弄得他儿子蹐局不安,不等客走,就先溜出了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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