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毕生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最后十年在上海，尤其放射出光辉的文化异彩。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方向更加明确；加以自己又不断的努力，学习并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来运用到中国新文学上，向敌人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观其对第三种人的略论与对杨邨人的讨论，和《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的后记所说的事实，鲁迅就是那么利用剪贴作总结，再用简炼的几笔，就画出一些鬼魂魔影来了。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胜利，敌人无可奈何的降伏！

　　这时与鲁迅有关系的书店有：

　　北新（青光） 生活 光华 生生 新生 群众 合众 联华（兴中、同文） 神州 天马 湖风 春潮 大江 文化生活 水沫

　　以上各书店，有关系较久的北新；有后起而出书较多的文化生活社（《故事新编》《俄罗斯童话》《死魂灵》《死魂灵百图》），有专印别家不肯出版的禁书的联华书局（《花边文学》《小彼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它有时又改名同文（《南腔北调集》）、兴中（《准风月谈》），它没有一定门市，负责人原是北新小职工费慎祥，请求鲁迅帮助出书维持家庭的，鲁迅就把写好的几种书交给他印行、批发、出售的。《毁灭》则为被神州国光社列为十种理论丛书之一的，毁约之后，鲁迅愤而以三闲书屋名义印出，大部分归光华书店发售的。大概在上海的北新，后来已经与流氓、特务结成一伙，重用李志云、丁默邨，大捧钮惕生，乱登淋病广告，另设伪国旗商店，已经与新书业绝缘，唯以广印活页文选为营利，以剥削作家为能事！实已无可救药之极了。它一面仍用鲁迅做幌子，以青光书局名义出了《两地书》《伪自由书》《鲁迅杂感选集》，一面又给鲁迅难堪：“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其。”（见1929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谦信）在外看见鲁迅为避暗害，看病多坐汽车，又使人扬言：“鲁迅出入坐汽车，你看他多么有钱！”以为自己赖付版税卸责。其实就是鲁迅找了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见1929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也是算不清的。在上海出的鲁迅著作后来是领印花去贴，在外地就简直不贴印花，这情况鲁迅是晓得而未予追问的。北新为了和开明书店抢生意，拉拢林语堂的英语读本而大出，他的侄子林惠祥写的文学史粗制滥造曾引起鲁迅反感。鲁迅曾表示，北新如果为政治问题而关门，也是光荣的。事实却相反，北新倒行逆施，甘与敌伪为伍，已自绝于文化界。鲁迅除把一些书交由各书店出版外，又由联华书局出书，目的全因为革命文学不被敌人扼杀而特行印出的。只要印得出，在读者中间得到传布起来，即算是对敌人示威的目的达到了。故由费慎祥出的书，从未结算过版税，甚或自己贴出纸张、印刷费亦所甘愿。这里看出鲁迅为文化事业而艰苦奋斗，不顾一切，凡有路可通，能抗击敌人的都用尽心思去对付了。

　　反动的杂志报刊虽有，向左翼进攻的压力也不少。但党的领导始终卓立，大家看到光明的前途有所遵循而快慰。出版的杂志报纸，每于压力稍松，即又纷纷的组织起来，而鲁迅在上海时期与之有关系的杂志报刊就有近五十多种：

　　文艺新闻 前哨杂文 文学导报 文史 美国新群众杂志 芒种 文学月报 漫画生活 夜莺 读书生活 作家等 戏周刊 中流 国际文学 文学丛报 现实文学 文学季刊 文学界 世界文化 文地月刊

　　他初到上海，以《奔流》花的力量为最多，每月一期，从编辑、校对以至自己翻译、写编校后记、介绍插画或亲自跑制版型，及与投稿者写回信，代索稿费，退稿等等的事务工作，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目的无非是为了他要把外来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这就用去了一个月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其余为各刊物写文章，总觉时间有限。同时他也不排斥创作，白薇女士的《打出了幽灵塔》的长篇诗篇，鲁迅就分期给予刊载。这里鲁迅是费点心思的，为读者与作者设想。他曾说：“这样长诗，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的，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这是他同情一个作家，自己奋斗出来，就不惜极力援助她了。又听到杨骚提及她有病，需要医治。但她性情倔强，如果她知道有人帮助，是会拒绝的。鲁迅除尽力替她刊登稿件外，又自己筹一笔款，托杨骚转致，鲁迅再没有向任何外人提起此事，乃遵照杨的话，使一个作家可以安心养病。而鲁迅又同情杨为朋友的热心，他有时就开玩笑地说：“我编排他们的稿件，不是杨骚在前，白薇在后，就是白薇在前，杨骚在后。”殊不料转瞬杨骚就把鲁迅借款给白薇医病的事向林语堂的侄儿，也是杨的好朋友说了，林到鲁迅处也要借一笔同样数目的款子。慢说那时鲁迅没有许多款可借，就是有何心借与林的侄儿？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时，就向学校索取了两年的退职巨款才走的，后来到上海住大洋房。他侄儿不向林要款而向鲁迅要，这合情理吗？鲁迅未答应他，结果他和杨骚都怪起鲁迅来了。以前杨骚来请教日文翻译事，每来既耽搁多半天，费了鲁迅光阴不少的，从来往中知道鲁迅要翻译《十月》，他就赶忙抢先译出，以制鲁迅死命，其心狠毒，但鲁迅不管他，自己仍译出《十月》来。这之后就绝迹不来，而且碰面也似路人相遇了。

　　朝花社的搞起来，是从厦门大学来的一位王方仁（笔名梅川）要求住在鲁迅附近，可以常常讨教便利。因之，鲁迅住在景云里时他就搬来在附近住一间亭子间内，后来又添了崔真吾，再加进柔石。早晚食饭相遇。闲谈到有意译书自行印出的事，鲁迅仍本着以前扶助未名社的态度，替王方仁介绍《红的笑》，鲁迅并有一篇《关于〈关于红笑〉》的文字登在《小说月报》，为梅川（即方仁）辩解，替崔真吾校订《忘川之水》等，无非为了帮助青年文化事业。又同意出《朝花旬刊》，出了几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奇剑及其他》等，又印出几本木刻选集，名《艺苑朝华》，是从鲁迅藏的版画编印出来，给木刻界有所参考的。但王方仁以有哥哥在上海四马路开教育用品社的方便为词，请求由他社买纸张及代为销售。这个建议众人以为是合理的，有内行人便利了许多。于是王、崔、柔石三人连鲁迅四人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除借垫柔石，自任一股外，后来又自动加一股，无非增大出书能力，算是用我的名义，合起来是鲁迅担任五分之三。但所用的纸，王方仁是向拍卖行廉价买来水渍过的画图画用纸，其实是不合于印木刻图用的，油墨也是用廉价的，印出来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一块块、一堆堆的不见线条的画，就相形见绌了。但这里却看到柔石的高贵品质，在书与木刻画据说都收不回本钱而且还要赔一笔款去的时候，看到他毫无怨言，除了出书时的自任校对，奔走接洽都任劳任怨之外，这时又拼命译作，以期偿还欠款，到宣告失败了，还又向鲁迅借垫付出。但柔石是忠厚的，还不相信鲁迅说的“人心惟危”（见《为了忘却的记念》），而王方仁则奔走城乡之间，为建立祠堂，大忙特忙，看不到他搞出书事业。在一次见到鲁迅家中有蔡元培在座，即抓住机会，要鲁迅代向蔡请求为祠堂题字，把朝花社的事全置之脑后了。朝花社散开后，王方仁从德国洗个澡转回来，教育用品社更昌盛了，还听他向人说是鲁迅误会了他呢。可惜柔石忠心耿耿为这幻灭了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业用尽了一大把力，难道这也是误会的吗？幸而鲁迅的率直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给柔石留下了真材实料，给市侩们千秋万世无所遁形。

　　柔石为人诚实质朴，从不多言。每次相见，都是与鲁迅谈创作、文学方面的事。看到《艺苑朝华》要印木刻，他也写信到英国木刻家那里，寄去中国木刻信笺之类，后来又换回些木刻画，似乎转赠给了鲁迅作印书资料了。

　　另一个青年和王方仁他们住在景云里一起的是韩侍桁。提起这人要倒叙一笔。他是日本留学生，在留日时曾投稿到《语丝》来而和鲁迅有书信来往，便算认识了。鲁迅有一次回北京去，他就寄来一张当票，叫鲁迅到京替他赎出送到他家里去，这种与人方便鲁迅原本乐意做的，就照办了。后来又写信来，要在北京谋事，嘱鲁迅设法。鲁迅想，自己只认识学界中人，就托马幼渔先生代为设法教书的职务吧！已经颇有眉目了的时候，北京其时胡适、周作人辈颇得势，问知是鲁迅的关系来的，眼看这事就吹了，韩侍桁未得做成教员，回来上海找到了鲁迅，见柔石、冯雪峰都住在景云里，和鲁迅接近，而又都是左联人物，不知怎的侍桁也“左”起来了。但左联人物并不能升官发财，此路不通！就摇身一变，往右转了。想着鲁迅既不能利用，骂鲁迅或可以有用吧！于是跑到南京，与他们三个好友在一起，自己躲在背后，叫他的好友先骂鲁迅。如此这般，鲁迅岂有不知之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就顺手刺了韩侍桁一下：“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碾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碾，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这不就够画出韩侍桁的嘴脸了吗？

　　革命越受迫压，作家的革命文学越受摧残，邮局看到红色封面的《呐喊》，也不问内容是否有关而一律禁止。报刊、杂志，狗们一嗅到就辨别出，由异常的敏锐感觉，于是而通风报信，摇尾报功。鲁迅是不管这一套的，反而在他自己的杂文集里揭发这些人的嘴脸，不遗余力，以掊击敌人，维护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敌人无能，其实是低能的，例如《申报》的《自由谈》取消了黎烈文的编辑，调换一个老编辑张梓生先生，他们还以为能弹冠相庆，可以高枕无忧了。殊不知张与鲁迅也是老相识，更重要的是读者爱读这些有辣椒味的痛陈时弊的文字，这是时代推移，人心归向，没法阻挡得住的。所以鲁迅在党领导下能进行一切活动，是与群众联系在一起，与群众生活在一条根上，连老人如张梓生也团结在一起，斩也斩不断，其故在此。

　　因此之故，当时稍稍有一言半语替群众说话，代表了群众呼声的，有时明虽遭禁，暗则好销，商店柜台下另藏有左翼出版物，没收一批又有一批，禁无法禁，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实鲁迅是好相与的。看他热心出版事业，帮助文化界的识与不识的人，凡是损己而利众的事，他都勇于承当的，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合乎这条件的是友，反乎此的是敌，这界限还不够分明么？

　　然而扩大革命影响，增强战斗力量，从文学战线上寻找生人是急需的，所以不管任何挫折，仍不能减弱他在青年身上寻觅新生力量的热情。这是要费许多时间与精力的，但这方面鲁迅情愿破费时间与精力。

　　还是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吧，一个毫不相识的青年，看他有志于译匈牙利诗人的诗，就不惜把自己酷爱的藏在身边三十年不易得来的书赠给了白莽了，其鼓励译作的精神，昭然若揭。

　　另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译了一本《勇敢的约翰》，寄到鲁迅手里，他阅后马上写回信，称赞他：“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又怕介绍到杂志上不便利，就想替他设法印单行本，但鲁迅还须向书店接洽，于是作家也常常受制于书店了。这样的情况是常常有的，在解放前。鲁迅就为着介绍一本《勇敢的约翰》，歌颂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性格，就从1929年11月6日起，1931年11月18日止，共费时间两年，才把这件事告一段落。其中经过，有鲁迅与孙用来信二十一封；与书局或有关人的接洽书信十二封，接洽五次，又鲁迅自己为《勇敢的约翰》制图而亲自跑制版所一次；编校算得出的五次。最后得到湖风书店给予出版了，其中甘苦，鲁迅给孙用的书信中可知大概。现在介绍信中一二，以便读者明了鲁迅替群众服务的不辞劳瘁的精神，而出版界的难于应付亦可见一般了。

　　《鲁迅书简》复孙用信第十：

　　11月27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来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fi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译文的好不好，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出来时髦不时髦。

　　不过三色板即使无法，单色板总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将它印出。

　　这是鲁迅从一位邮务员的译诗，引起喜悦其译作之优良，又由诗找出插图，就想图文并茂地印将出来，而制图费又太大，自己负担有为难，因而煞费苦心地想借大出版商之力的办法，先印出来。但这办法也落空了，终于大碰钉子。

　　到了次年，即1931年的10月6日，鲁迅退而向小书店设法出书，日记是这样写着的：“午后寄孙用信，并代湖风书店预付《勇敢的约翰》版税七十。得湖风书店信并校稿。”

　　复孙用信十三：

　　惠函并印花一千枚，早已收到。诗集尚在排印，未校完。中国的做事，真是慢极，倘印Zola（左拉）全集，恐怕要费一百年。

　　这回印诗，图十三张系我印与，制版连印各一千张共用钱二百三十元，印字及纸张由湖风书店承认，大约需二百元上下，定价七角，批发七折，作将来全数可以收回计，当得四百九十元。书店为装饰面子起见，愿意初版不赚钱，但先生初版版税，只好奉百分之十，实在微乎其微了。而且以现在出版界现状观之，再版怕也不易，所以这一本翻译，几乎是等于牺牲。

　　版税此地向例是卖后再算，但中秋前他们已还我制版费一部分，所以就作为先生版税，提前寄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为一个不相识者服务的情况。好不容易算是卖面子才找到一家小书店给印了，自己又垫付出二百三十元制版费，连奔走劳力不计，待书店付还鲁迅制版费的一部分，鲁迅就急急又先垫付给作者的版税了。这种丢开自己，首先为他们设想，在旧道德是为人谋而忠，在新道德是社会主义风格，鲁迅可谓兼而有之也无愧了。从这书的校后记里，我们看到鲁迅为孙用奔走劳力的痕迹之一般，亦见当时即名为大作家如鲁迅，也和小作家一般命运，这就是因为政治的迫压之故。其原文如下：

　　这本译稿的到我手头，已经足有一年半了，……计划印单行本没有成，便想陆续登在《奔流》上，介绍给中国，一面写信给译者，问他可能访到美丽的插图。……

　　然而那时《奔流》又已经为了莫名其妙的缘故而停刊，以为倘使这书从此湮没，万分可惜，自己既无力印行，便介绍到小说月报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却是简直不要，于是满身晦气，怅然归来，伴着我枯坐，跟着我流离，一直到现在。但是，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见《集外集拾遗》）

　　这本小书如果是不碰到鲁迅，大约未必在中国会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的。虽然当时印得不多，而且我们手头也找不到一本了，但总算给中匈友谊留下一个纪念，也是想不到的吧！这就是“好事之徒”的鲁迅，无时无刻不在文化界找寻出版物的好处，为作家，为出版事业，这种精神是可宝贵的，尤其在反动统治大加扑灭文化的时候。

　　我们那时家里用了一个善良而又纯朴的老女工。凡工人有错误，鲁迅是不加呵斥的，而况她对孩子很慈祥，令人想起长妈妈来。鲁迅要孩子叫她姆妈，从不肯直呼其名的。每逢我们走向饭厅吃饭的时候，她就来到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大房间里，做清洁工作或带小孩在这里玩耍。有一天，我们吃完饭回到屋里一看，她和孩子玩得正欢，在朝马路的三层楼阳台上和孩子一页页的在吹纸片，说是放鸢。孩子看到纸张飞舞，忽上忽下，高兴极了，总是要求再来一个。在欢笑之下我们来了，不看犹可，一看，却是鲁迅书架内的一本书被撕去了大半本作蝴蝶或纸鸢飞去了，连忙拦阻，才把后小半本收回。因为她是文盲，不懂得鲁迅视书如命的脾气，又图博得小孩欢喜，就什么也不管了，但鲁迅体谅她，没有加以责备，只戒以后不可再做了。另一次来打扫房间，鲁迅写开的稿子来不及收起就去吃饭了，她老人家大约是擦桌子吧，顺手把稿子四五页扫到地下，也就当作废物扫掉了。回到房间，鲁迅一看：稿子为什么不见了？追问起来，才知是当废物扫掉，倒在放垃圾的大漏斗去了（上海公寓后面，常有大漏斗流下垃圾去，以省人力为垃圾奔跑）。我赶忙跑到楼下打开垃圾的门，幸好还没有别人倒下污湿东西，就拾了回来，鲁迅只得笑笑叹息了事。1931年的某一天，东邻人搬走了，她照往常习惯仍然领着孩子去玩，回来手内带着一本人家遗下不要的破书，给小孩玩，鲁迅接过来一看，那精美的莱勒孚五十多幅插图和原作者马克·吐温迷住了鲁迅，爱不释手地翻了又翻的看个不完。后来又托人翻译了全书。那就是《夏娃日记》，译者李兰先生在鲁迅逝世的时候，写了一篇追忆文字，记《中译〈夏娃日记〉的来历》，文末有这样几句话：

　　天底下的奇事尽多，我敢说谁都想不到《夏娃日记》在中国的出版，竟有过这样的一段奇特而光荣的来历。这本书最初打动鲁迅先生的心的，是莱勒孚（Lester Ralph）的那五十五幅插图，等到文字翻译了出来时，鲁迅先生好像对于原作者马克·吐温的那种幽默笔调也很赏识似的，只看他在书首用唐丰瑜的笔名所写的小引就可明白。

　　从这一点小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心神无时无刻不是放在艺术与真理的努力之上的。倘使有好的环境，他是会干出更多更伟大的事来的。

　　可惜事隔多年，书局也早已倒闭，《夏娃日记》在中国又已绝版了。不然，听说今年世界名人纪念中还有马克·吐温这个有名的幽默作家。他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的一位美国有名的作家。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能把这份作品拿出来纪念这一位领港者有多美呀！但可惜是已经绝版了。鲁迅随时随地抓住机会为文化事业添一好的出版物的苦心，从李兰先生所提到的“好的环境”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我们就不必从“破书”中找资料，有更多更好的译品出来了！

　　鲁迅对作家的同情心是很大的，除了上面说过关心白薇的病体外，《自由谈》他写作之多，固然为了向不合理的时代的政治环境作战斗。另一个小原因是在1932年的时候，经过郁达夫的介绍：

　　“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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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听到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事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

　　这是登在《伪自由书·前记》里的。人们知道，鲁迅是很爱他母亲的，当他为柔石被捕事避难的时候写的诗还有“梦里依稀慈母泪”句，可见他说出有母亲则互相“挂碍”，倒觉不能“更加勇猛”了。

　　为了关心别人，从此鲁迅就不断给《自由谈》投稿，而且心里还怀念着无母的孤儿的寒暖问题，叫我编织毛绒小衣裤给黎的小孩，这可见鲁迅伟大的爱。自从他做了父亲之后，他有时说，我现在才体会到做父亲是怎样的。也就是推己及人的心意，正是同胞物与之情，伟大的革命者，也不过是推这同胞物与之情于人类罢了。

　　后来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时候，黎烈文来看望还提到要编一个刊物名《中流》，不过什么时候出版，首先要得到一篇鲁迅文章才出第一期。这样，鲁迅就扶病于8月23日为“《中流》作小文”一篇，继而于9月5日“为《中流》（二）作杂文”，于9月28日“寄烈文信并稿一篇”，共写了三期，而这8、9月间正是大病稍愈，却仍在病中，不断延医诊治中度日，其实正应休养的。我因家中烦杂，出入人又多，不断有客人来，甚至如黎的索稿，实为刊物读者要看到鲁迅作品而要求，为读者打算是好的，鲁迅也体谅这心情的。但在病人本身看来，就不像个病中需要休养的人了。因此曾请求医生设法让鲁迅住在病院里，或较清静些，但鲁迅却说：“住在病院就等于监房了，我不要去。”这也是他的始终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天还不肯休息的态度！

　　鲁迅除努力文化事业，凡有可以尽力之处都用他的力量在总的天秤上加了自己的砝码进去了。例如对朝花社，对各种小书局、书店的协助，都费了不少精力，有些后来也变化了，实在敌不过黑暗的政治压力。惟有提倡木刻，对木刻家们寄予深切期望。鲁迅手里集有初期木刻家的作品为数甚多，几乎各地方的都有，甚或本人因流离不定，把木刻寄给鲁迅存下一份，而鲁迅对木刻家的通信，也可以说直率地说出自己是不会也不懂木刻，尽管如此，还是罄所知以告的。所以他对木刻是热诚拥护。而木刻工作者，也冒了生命危险来保持、发扬木刻事业的。我们只要读到《写于深夜里》（见《且介亭杂文末编》）那十八岁青年的无辜被捕，和仅仅为了查出一个文学家的木刻像就硬诬蔑是“红军军官”，然后一连串的罪状都从“红军军官”生发出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后来才查明白，祸根是“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国民党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这种随意诬陷学生的罪恶，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教职员和昏官串通起来做的。不仅人凡君一个人的遭遇，几乎凡搞木刻的都是左倾分子，都该杀似的。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杭州那个美术学校的学生，要出一本关于“一八艺社”展览会的作品，要求鲁迅作序，鲁迅对学生的请求从不拒却的答应了，而且印在画册的前面了。临发行的前夕，给校长看了，大发雷霆，说有鲁迅的序文，不准出。这一命令，就把印好的大画册堆在储藏室，长期过着禁闭生活，不得见天日了。有一位这个学校的学生在鲁迅逝世后，还找到一本未发行的给我做纪念呢。一个学校的校长威严就如此厉害，鲁迅遭殃不要紧，却连累这份刊物出世却是不安的。当时全国各地几乎无木刻界藏身之地！只有被反动派围剿的延安，才真正认识、爱护他们。既然延安爱护他们，反对派就更仇恨他们了，而以杭州美术学校的做法更突出。人凡君的事情出在那个学校。后来“在上海还剩下M.K.木刻研究社，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1934年）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所没收了”。（见《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尽管社员遭捕逐，工具被没收，但工作仍然不断有人继续，诚如鲁迅用“铁木艺术社”的名义做了一篇《〈木刻纪程〉小引》说明木刻工作的大致经历：“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而且鲁迅还作了预言，坚定的相信，木刻将来有两个发展的前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引文见同上）这两条路，中国木刻界似乎都同时采用于新木刻上了。人们只在翻开《十年来版画选集》或一读李桦和力群两同志写的《建国十年来的版画》和参观了北京或广州、重庆展出，就得大大惊异于它今天的收获，是在党的关怀领导下，像奇花异卉般灿烂地开放起来。而其气魄的雄伟不可一世，则视之欧洲名木刻也不多让。如李桦的《战黄河》以及许多人民生活的描写画幅，正说明今天中国人民英勇奋发，天天创造奇迹的伟大事业的一个缩影，充分表露出在党领导下敢想敢干，克服困难的精神。刘岘的《鸡冠花》与江敉的《晚归》，则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的作品。其他每一幅制作，都具有新意境，新的蓬勃不可遏止的气象突出于画面上。如果不是切实体验在生活上的丰富实感，真正参加到劳动生产上的体验，是很难有此成就的。用《人民日报》11月14日第八版马克同志的简评第四届全国版画展为“阔步前进的版画艺术”，写出这次版画展看到“特别是新画家有大涌现”，说“这次展出的二百九十余件作品，都是各地画家们近一年的新作。……不仅水平整齐，而且作品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内容和解放前更有显然的不同，你看他介绍“作品描绘的内容不论是宏伟巨大的水利工程，气势巍峨的钢铁生产，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或是麦浪滚翻歌声遍野的丰收；也不论是祖国大好河山晨昏雨雾和四季变化莫测的美妙，或是自然界奇花丽草的美，等等，无不洋溢着画家对生活的热爱，和艺术上独到的造诣。”也就是鲁迅所叮咛人们的“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生产者的艺术”提高的来说，即无产阶级艺术。而在旧形式中，即鲁迅不断称许的小说传奇插图和连环图画，新年花纸等民间艺术，都属于生产者艺术之列的，这些都是鲁迅提倡、爱护，为了对“消费的艺术”被“有力者的宠爱”实相径庭的。鲁迅对木版艺术等的大力提倡，实亦固其是属于“生产者的艺术”（以上引文见《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今年四届全国版画展据估计已有二百人参加展览，比之《木刻纪程》时代的寥寥可数的十多人多得多了。更可喜的是“许多工厂、农村、学校和部队的版画作者更是难以数计，其创作风起云涌，形成热潮。”真当得起“猗欤盛哉”四个字了。

　　回想起木刻界的遭受反动压迫时期，他们不避捕捉丧命之威，仍不忘从事艺术的修养工作，相信革命一定胜利，相信党的领导正确。木刻界同人首先树立了政治挂帅的旗帜、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近三十年来，几经变乱，压迫禁锢、污蔑凌辱，而木刻界却越战越勇，越锻炼越坚强。以其本身的顽强的“生产者的艺术”的姿态，保持其青春，到今日发扬其美丽。必将在建国十年第四届展出之后更是繁花满枝，果实累累的伟大景况的。因此人民事业既如此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则生活内容更丰富了创作者的实感，用旧中国的术语对木刻从旧到新来说，亦可谓“枯木逢春”了。而在党的教育栽培下，正是春光无限好，是艺术工作者勤恳的时候了。

　　鲁迅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努力的木刻，不过是文化事业中的一翼，即美术事业中的版画艺术的一个小小范围而已，然而因为从事于此的艺术家们首先坚定了政治挂帅方针，所以不管任何横逆之来都能抵抗，既不被“消费者的艺术”所玷污，屹然不为“消费者”的意旨所转变。经得起考验，当然今天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的鼓舞光辉照耀下，更合理地成长、扩大，更多地为“生产者的艺术”努力了。将来就不只在北京、广州、重庆几处展出，我们还会在工厂、农村、学校、部队等地方出现的。用马克同志“评第四届全国版画展”的话作本章的结束，就是“这样广泛的群众性，是社会主义时代艺术发展的特征，也是版画之所以能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