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8月到1926年8月这一阶段，是中国革命普遍深入到各方面的一个大时代。在北京，有三一八惨案；在上海，有五卅惨案；在广州，有沙基惨案。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都有关连的大事件，也是有良心的人民每个人都深深感觉到切肤之痛的救亡图存的一次紧迫工作。鲁迅在这一年经历了不平常的有生以来前所未感受到的内忧外患最严厉的考验。通过这一个考验，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可救药的一面，如卖国政府、正人君子等等。但他也亲身投入了另一面的行列里，如反抗卖国政府、正人君子之流的，明的、暗的、软的、硬的、欺骗利诱的、卑鄙可耻的勾当。这当口，软弱的虫豸似的，一些羊样的凶兽或凶兽样的羊的人们，眼看一个个的倒下去了，惟独鲁迅和他同样见解的不甘屈服的人们、青年们，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领导着中国人民组成一条看不见边际的无量广阔的洪流，奔向前去。

　　作为一个学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女青年，我幸得厕身其间，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蓬勃不可一世的气概，投身于大运动的行列里，鼓舞着大众，指明出路标，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阻力是有的。首先，知识分子中的卖身投靠者们就加以非议说“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来攻击爱国不甘箴默的、起来打破窗子突围冲击的人们。以鲁迅为代言人，向他们斥辩。指出“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见《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这些把国家大事、群众得失看作“闲事”的先生们，其实就不能算是人，因为他们既把群众的事，看作等闲视之，也就把这“事”置身事外，脱离群众要求，而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服务了。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两个月的气候，一批反动的知识分子的心声的暴露。杀机早已萌芽，而为后来杀人者预留余地的一种姿态。

　　“你们做事不要碰壁”，这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的压迫学生的杨荫榆派教员向学生群众的警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把戏：“自投罗网”、自行失足落水”的一种杀了人还不认账，美其名曰“自愿”“自碰”的鬼把戏。我直截了当地答复他们“杨先生就是壁！”即压迫者预置的一堵墙，不许他人逾越，你如果往前迈进了一步，就是“碰壁”，就该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见《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当时的青年运动，当时的爱国救亡运动，凡我们认为人的行为，认为人类所当为的，都被反动阶级看作闲事一桩，无关紧要。再要反抗，便是自寻绝路。也就是“壁”已树立，你们寸步难移，不许乱动了。

　　这时鲁迅的回答是“我还不能带住！”教导学生要“壕堑战”；要不作无益牺牲；要“准备‘钻网’的法子”；“如果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倘使敌人“‘用阴谋’与‘装死’”来对付，事情是僵持下去，拖下去不容易解决了，则“已没有中庸之法”。在这里，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待。”（见《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平时反抗用得着，就是战时军事上也运用得着，暗暗符合于解放战争的获得胜利，有名的坑道战运用到朝鲜前线也使敌人胆寒力竭，俯首就范。这不是说，鲁迅会那么预见，能料到解放战与反侵略战的种种成因后果，对付方法。而是一切压迫者、被压迫者从你死我活中得出的经验，战斗可操胜券的不易的真理。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他叫青年“少看中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见《青年必读书》）。

　　胡乱行动也不妥当，就要懂得什么是可行、应行的。于是他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见《通信①》）

　　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见《通信①》）

　　但读者也不要忘记了时代，拿我们现在的眼光、环境来设想，问鲁迅当时为什么就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党的活动，包括工农兵大众，以及其他一切群众。鲁迅做思想工作，专门向知识分子以及他周围的群众说话，是整个与局部的不同，而局部有时也影响到整个的局面。鲁迅长期以来是这样做了。用他那匕首、投枪，向周围黑暗势力—他所最熟知的—冲锋陷阵。首先解除人们的顾虑，要“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见《忽然想到（五至六）》）

　　胡风之流的反动和歪曲，借鲁迅的话达到他蒙蔽青年的目的，就是把1925年的时代，搬到解放之后了。那就变成了违反时代，远离事实，借鲁迅之名行反动之实。

　　还是这一年5月的杂感上，鲁迅以无比的热爱，爱现在，“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要以“勇者愤怒”的心情，向不合理的社会奋斗，要再接再厉的行动，向旧社会作不容情的斗争。如果是真的爱“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见《华盖集》）

　　在《北京通信》里，他答复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时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又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是需要的。我们党领导大家，号召增产节约，不是叫人们不要丝毫的有意或无意的浪费？有意义地，也就是除自己活了，还是想到大家要活，世界上人都要合理地活下去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心怀，多么热爱着人间世？

　　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黑暗的现实。但对于手无寸铁的青年遭受到迫压的时候，是如何伤痛了他的心。他屡次召告青年不要去请愿。现实的残酷性就是一个学校，如女师大，叫做当时的最高学府了，也还遭到堂堂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引领警察及打手和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学生出校，禁闭在补习学校空屋中的事件。记得这时我也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享受共同的命运。但眼看着同学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挨打，痛哭失声的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我就离开了学校，随即跑向北大学生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待到伪官方在囚禁的人们中查点人数找不着我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鲁迅对于一时得不着信息的我们几个人是如何焦躁，如何派亲信向各方寻找。至于章（士钊）杨（荫榆）则不顾青年学生远道求学，离乡背井的困难的。他们惟恐拔不去眼中钉，惟恐“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他们解散目的，正在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学生六人回籍。试想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刺配沧州”的一幕，这倒行逆施能不叫天下英雄气愤！学生们就在补习学校悲愤填膺的时候，在校外奔走活动的几个人，这时就走投无路。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有些也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鲁迅就担当起来，说：“来我这里不怕！”如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听到：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被鲁迅先生挡走了，这搜捕是多么周密呀！

　　革命最快收效的是火与剑。要有党，这鲁迅是知道的。而他最丰富具备的是热情，是革命文学者的热情。我们只要翻开《回忆高尔基》那本书，就知道一个革命文学家的高尔基对人是多么热情，对朋友们诉说的生活艰苦是多么爱洒一掬同情之泪，就像孩子一样地时常眼泪盈眶。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常常因为得不到青年们的近况而焦虑烦恼不安，我是每每也为之不安的。更其读到他《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哀悼文字，真是一字一泪，用血和泪写出心坎里的哀痛，人间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奋斗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请愿的事，列宁敬爱的哥哥亚历山大做大学生时，曾经和同学们在沙皇的时代做过；后来因参加谋刺沙皇而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这个不幸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受到了锻炼，使他更加认真地去思考革命所应该走的道路。”（见《亲属忆列宁》）所以列宁主义的党是不选择这条道路的。鲁迅对暗杀的事是不赞成的（见《两地书》）。请愿的事，也“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这是《华盖集·空谈》中，鲁迅一系列沉痛的抗议中继《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记念刘和珍君》而说的。但我们照例还是不断地请愿、请愿。我还忆起“三一八”那天的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我知道他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让我送去。放下了抄稿，我就连忙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就讽刺地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显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我只得在鲁迅故居的南屋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府前关起两边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硬的尸体了，真是人间何世？

　　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了如下的几个不寻常的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见《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这是向压迫者反抗的最有力的宣言。

　　然而，丧心病狂的论客们，却想用血来替主人洗涤，吐出跟着主人摇尾乞怜的狗嘴的话说：“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无怪鲁迅掷给他们以这样的厌恶词句：“3月18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见《死地》）

　　在悼念刘和珍君的时候，鲁迅复以激昂慷慨的陈词，号召青年、革命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见《记念刘和珍君》）果然继“三一八”之后有“一·二九”运动，有党所领导获至彻底胜利的抗日战争和反抗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时的鲁迅在现实面前，已不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期的自感于个人力量微弱，莫谈国事的空气下，作三缄其口的消极态度，躲在一角抄抄古碑，写写字，钻到钻研碑帖方面上去了。我们并不否认，鲁迅在整理旧文学上，从碑帖、拓本、汉魏六朝墓志、石刻等里面可以发掘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为研究中国字体的变迁，久久欲执笔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为整理中国唐宋以来的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生活进展而另辟途径是费了他积年累月的不少心血的。这心血一直没有着落，以后终他的一生也对碑帖等再没有机会下手，至今对于这项研究工作可说还留空白，自是可惜。但有更急迫的需要，这早已被《新青年》时代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不再沉浸于抄古碑而代以写《阿Q正传》……等等即是。但也不要忽略了，鲁迅晚年在上海，当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久蓄心中的工作，也还是断续地向河南等地托人找寻资料，来完成他计划已久而未实现的心愿：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

　　就从这一时期起，鲁迅的生活变了，他的人生观变了。由于参加到群众斗争中去，他在群众中生长，更加坚定，结束了独自彷徨的荷戟者生活而参与到人海的潮流中，以至走到广东大革命的时代里，又由广东到上海，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左联和各种革命工作，作为时代中的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兵而出现。

　　这个时代的关系，在鲁迅来说，是一条红线贯穿到他的末期，1936年10月19日为止的一个时代。

　　自然，这条红线在鲁迅来说，也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而划分的，至少是在我这一方面就自己所能了解，体会到的来说。当然，广义的说，则鲁迅的从医学转到文学上来，就早已萌蘖着他的一贯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运动。五四以后的以李大钊先烈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是中国人民急迫需要的药。

　　时局的推移愈甚，人民的四处寻求偏方、验方、灵方、圣药愈益迫切，就希望有那么一种药到病除的经验良方。可以行之有效的，即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鲁迅坚决不移的跟着看到将来，看到必然胜利，看到这一胜利的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而益加鼓足干劲，毫不休止地工作着。

　　但空间是有一定的，这时期丢开了搜集石刻而代以崭新的内容，在1925年从鲁迅的思想领域上看到他所读的书有：《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和1926年还未出北京时看到的《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以及冠以露西亚、新俄等字的书，与线装本的中国书籍占着同一个地位。（参看1925—1926年日记的书账）这和未名社出版《苏俄文艺论战》《烟袋》《四十一》等书、介绍新思潮在同一时期。正如鲁迅向人们说的：寻求“新生力量”而以苏联的成就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已逐渐从向往走向初步认识了吧。希望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报纸杂志，也逐渐热闹起来了。诚如鲁迅自己说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写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见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信）

　　鲁迅用空论来发牢骚，自己感觉到“不外乎”的自叹没有什么作为，但敌人的计算却是锱铢必较，莫须有，还是要嫁罪于人的，怎肯轻易放过！钻网的办法是逃亡。这逃亡就连带着一系列的，人们所熟知的失业、不安定，带来心境恶劣，从八道湾被逐出后大病一场，到砖塔胡同住又不断病中觅新居。新旧病魔缠扰加之1925年大衍发微中的赫赫名单，虽公开有人否认，事实最能打这些人的嘴巴，就是邵飘萍一露头就遭到毒手，不由你不相信。鲁迅于是继着逃亡之后，病又起来了。

　　鲁迅自以为身体是健康的（其实不然），从不加以照顾。他有几种随身法宝的药：阿思匹林、海儿普、奎宁片，无论什么病都先用它，轻泻、退热，抵抗力强的时候过几天就好了；抵抗力一弱，事情积累一多，休息也不见好的时候就不行了，要请医生诊治。他长期患着牙痛、发热、肠胃病。那时医治也简单，从未看见他检查过肠胃病的严重状况，但胃痉挛起来却像硬石块一样抽搐，病不可当。大约至多每隔三两个月或者更短些日子，不是牙病就是胃病或疲劳就头痛发热，却一样地工作、授课，有时算是休息在家了，还是不断地接待客人，装订旧书，抄写什么的没有个休息。你说他不晓得病了需要治疗、休养吗？他懂得的。老朋友们都记得：1917年5月周作人害了瘄子（疹子）病，他是怎样急于四处找医生，急于自己请假陪伴看护病人。又当1921年6月周作人患肋膜炎在西山碧云寺静养一年，他日夕需要佛书披览，鲁迅就三天两日地奔走于城乡之间，仆仆于佛书的输送。劳累之余，自己也患项痛，鲁迅在半路上就大醉一场，也大病过一阵，过不几天又照样地为之奔走了，真像铁打似的。不但这样，回来还要译稿，还要卖稿换钱给西山疗养的病人设法，这就是鲁迅为人服务的态度，似乎从不知道自己也不时生病需要治理的精神。据医生诊断，他也生过肋膜炎，但没有休养，亦未发觉治疗，就对付过去了，其实是拖过去了。在“三一八”后的大病一场，仅仅是各种积劳成疾病况下看到的一个总爆发罢了。

　　那时医生给以警告，说是不能吸烟、饮酒，否则药力无效。母亲在焦急，家人不敢劝阻，尤其难禁止的是烟。鲁迅自己则竟连日不食少睡。在战斗的环境下首先是保存实力，如果连这躯壳也不存在了，那心灵还有何依托可言？那战斗也就首先向敌人示弱了。我们焦躁不安，向鲁迅进言，将保卫鲁迅的健康毅然肩负起来。

　　这是对革命的爱，对同志的休戚相共的关怀，人类最崇高的，不知其他的对别人的爱！就在这一种爱的保卫下得到了苏生。鲁迅多少克制住自己的烟和酒，尽量服用些有益于身体的营养物。允许“少住些时”的多留些精力来做第二次的战斗。我们从他在厦门大学时期的尽量调养身体、争取睡眠休息得到充足，就可见他积极地为养精蓄锐作好准备条件，以为下一步战斗得到更好的效果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