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是以“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并拟在中国休养一个时期病体的。所以他不是个人来华，而是携了他的夫子内山真野女士一同来的。但不幸，由于日本政府在签证上给了他许多麻烦，几经奔走才得到签证，这使七十四岁高龄的带着病的老人深受刺激。长途飞行自然也难免劳累，但我方招待人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中途郑州曾休息一夜），加以一路上从广州到北京所看到的伟大建设，深深打动了这位老人，两三年的不见，又看到另是一番景象。在酷爱中国有似他第二故乡的内山先生，经历过中国反动统治的时代，又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那时候到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生活得苦难之极的中国人民，今天由于党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无比壮观瑰美的努力建设，老人除了极称赞之外，甚至向家人表示，死了也要葬在中国上海，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了他的遗言。由于中国在党领导下，愈是巩固，愈是加速前进，愈是刺激他回过头去看看日本：当我1956年到日本去参加反原子弹大会时，内山先生无日不陪伴在左右，每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日本霸占了极好的地方做它的军事基地时，听到一个初到异国者称赞其景物美丽的词句时，内山先生就总是补充一句“好是好，但不是我们自己的了”的意味深长，令人警惕的话语。也就愈益感到他爱祖国的感情深挚，愈觉得中日友好对挽救世界和平的必不可缓。因而他自己更加忘我地致力于两国友好的工作。在来华之前，听说他曾走遍日本各个城市，宣传中日友好。在反动的以勾结美帝国主义为荣的岸信介政府下，内山先生卓然行其所是，为中日以及世界的和平谋幸福，是从痛苦的经验觉悟到，这才是拯救日本的唯一道路。说起这信念的始终在他脑海里旋转，也不是一朝一夕。是因为他从大学毕业不久就到了中国，几十年在中国看到压迫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下生活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样子的，深深教育了他，启示他。又看到新中国人民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的豪迈气概，因而对日本人民要求对中国友好的行动更加坚决彻底，对中国党所领导的国家前途光明无量，伟大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所鼓舞。听说他临来中国之前，每到一个日本城市，就把这新中国同样内容的称赞介绍一番，再昭告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才有前途的话，说了又说，不止一次的谆谆告诉日本人民，甚至振奋过度，在日本就病倒了。经过医治了一个时期，稍稍痊可，就应中国的邀请而来了。这是最近，也是最后的一段，在内山先生逝世前，（看到他）几十年生息于其间的中国成长地前进、具有无限光明，而同其快乐的光荣的一页。我相信，凡是有志于为日本前途奠下了和平基础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献身于和平事业的至终不息的慈祥老者的。
谁都知道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和内山先生有浓厚的友谊。鲁迅在上海的反对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以鲁迅深明铁的纪律，有些事连家内人也不谈的。我们可以体会到即是深厚友谊如内山先生的，也有一定的限度，这是我们可以深信不疑于鲁迅的。然而从二十几岁就到中国，见过中国许多变乱奋斗历史的明眼人如内山先生的，未必不耳濡目染于鲁迅的救中国，献身于中国的崇高品格。尽管执业各有不同，以接近的亲切而论，至少在鲁迅逝世后必大明白了。至少在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日本，挟持日本，扩充军备，为再一次以日本人民作炮灰的行为，在七十四岁高龄，饱经世故的内山先生是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更加了解鲁迅的为人。而鉴于以前的旧中国卖国政府压迫人民，无时不被内山先生看在眼里，就更加觉悟到：现在的日本如同他所见的旧中国一样。在这样环境之下生活的内山先生，其痛苦的心情，因而更积极地做两国友好工作，想从此找出解救日本现状的唯一办法的心情是可以体会的，因为我们是过来人了。
表过最近的内山先生情况，就我所知来推测一下内山与鲁迅关系，两人都是“盖棺”或者可以“论定”了吧，但我对内山先生只是从旁了解一二，加以揣测，还是不能作“论定”的。只是就我所见闻的略述所见，确否还待事实再作证明才对。
我们经过广州的大革命后，屠杀青年的阴森森的时日里，在1927年10月3日到达了上海，过了两天即5日就去到四川路的一个浅小胡同叫魏盛里的一间日本书店。那是住家兼店面的，在胡同最后的一家。对过也扩充了，似乎一面卖些文艺或理论书，一面是卖些期刊杂志什么的，也有些中国店员或日本店员，这都没什么关系，横竖鲁迅操得一口满好的日语可以表达意思，直接选购要买的书。
当开始去到书店的时候，第一次买了四种共四本书，我是同去的。我们的朴素的衣着并不打动人，鲁迅似乎还带些寒酸相。后来鲁迅逝世了许久的时候，在这店里当过店员的一位王先生还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我们一到店里，他们打量了鲁迅这般模样之后，店里负责的一个日本人向王说：注意看着这个人—鲁迅，他可能会偷书。这是难怪的，当时来店的一些读者很随便，尤其搞美术的，有时内山书店很好的一本书，却突然插画没有了。内山的哲学是不要声张，怕因此减少来客。他的书店又相当拥挤，就在这拥挤之下失掉了一些图片的经验，在这个店内时常会遇到的，补救的方法只是尽可能地注意。鲁迅就曾经被这样注意过，但出乎意外的是像这样没有购买力的人会忽而选购了一大叠书。这里用内山先生回忆，他们认识的开始是这样的：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鲁迅先生纪念集》
事实是，鲁迅头一天到内山书店并没有见到内山先生。看似会偷书的那位客人意外地买去四本书之后，这是在10月8日由旅店搬到景云里寓内的事了，经过了又一次的到店买书，被店员向内山先生报告了这不寻常的奇遇，经内山先生有意识地探出是谁之后招呼起来的。因为住居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里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中国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这个环境被鲁迅所乐于前往，几乎时常的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除非有别的事情未能外出。后来又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那是在书店搬到北四川路底坐北朝南的一间具有楼上的地方后，那是比较后来的事了。
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得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内山先生这种为避难的中国朋友尽其一臂之助的高贵友谊，我们很早就知道。而在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之后，被敌人追踪，空气极度紧张时，就同样的，内山先生从郭先生身上把这分友谊转移到鲁迅身上，一样地给予避难场所，达一个多月之久。
我们之所以深信不疑，是从闲谈中内山先生曾经用过这样的话以表明他的态度：“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这就无异明白地向鲁迅表示：请你放心，我绝对保障你的安全！我们过细地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
而且很抱歉地，内山先生招待鲁迅在他的家内，还不仅是款以饭食的简单招待而已，记得海婴才半周岁的一次，鲁迅避难的时候，正全部牙齿患病，需要扫数拔去，连牙床也须切开动手术磨去一些不平的齿槽的时候，牙肉浮肿，经过一个多月才得愈合好的期间，要吃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病人在避难中是很不方便的，这时为了照顾病体的早日恢复，内山夫人多方设法就营养有利的方面设想：给以稀粥、牛奶、鸡汤之外又加了亲自磨成碎粉状的苹果佐吃，以增进健康的早日收获，这些使我看到除惭感之外，自觉就在家里住也许还没有这样的周到呢。这披诚相待的友谊，相互之间彼此不觉又增进一层说不出的人类互爱感。在久经患难之际，得此弥足珍贵的款待，真好像是对鲁迅视如家人，我们怎么不感动到极点？
在有了通家之好的友谊之下，内山先生也坦怀相见，说出他的身世梗概给鲁迅听了：
原来内山先生在大学毕业后和旧中国的大学生没有两样，“毕业即失业”。他不得已在街头卖报，跑号外。不知怎么一来跑到了中国，足迹几乎踏遍了各大城市，后来又到了上海。他借以为生的是在中国卖“大学眼药”。在上海又贩卖了严大德堂的脚气病药到日本去。说也奇怪，日本人脚气病真多，用了脚气病药几乎是药到病除。据说曾经有患病回国的水兵，用药见效之后从船上又重新下船回来了。想不到在上海附在茶叶店出售的并不见知于国人的中国成药，在日本如此灵验如神，内山也因此留居上海。这回重来中国，是深信中国医药，能治疗他的沉疴再起，说到中国服些中药，他就会好起来的。不料到达的当日就以脑溢血不及救治而逝世，但中国医药的见称于世，确为内山所深信不疑，予以无穷期望的。
内山很尊重他的夫人，时常称道内山书店的成立是靠了夫人之力的，有时甚或谦逊地说，她才是老板。原因是他们都是基督徒，当内山走码头、买卖药品的时候，夫人闲着无事，就在寓内摆下铺板，卖些圣经，间或夹杂些妇女月刊、杂志，那是偶尔兼卖的性质，却居然意外成功。买的人一多，杂志生意做起来了。又及其他，文艺书籍销路也有了。久之就夺去了圣经的地位，成为不折不扣的内山书店。内山先生就把卖“大学眼药”的生意移交给他的亲戚，俨然成为书店老板。这故事他是津津乐道的。成为海上冒险家的内山先生，他是有一套成功秘诀的：
因为出身是基督徒，而又比较属于善良的一类，更兼自己经受过艰难困苦，所以代人设想，体会别人艰苦也比较一般商人唯利是图的孳孳营利，有利忘善的胸怀宽大些。这是我们的体会，见诸事实是：他对店员不怎么压迫，给他们租公寓，有病替职工治疗，这较之中国旧式店东对店伙是开明得多的，因之中国店员都很安心工作。有犯错误的，他也不直接干涉。有两条线在管理着他们：凡是日本店员，有一位高级日员管理，凡介绍进来，应做职务，应行教育，都由他负责。中国店员的引进以及一切应该做的，也有中国的王宝良带头。内山只要通过这两条线行使自己的兴革任务就好了，所以他可以腾出身体做些社会活动、个人交际，有空就在店内工作，从早到晚，每日如此，似与店相干又似不相干，而凡有社会活动，对店务也有好处，这是一面。
例如对鲁迅，他尽了朋友责任，甚至好友的责任。鲁迅因为避免政治上、人事上的纷扰，我们的住处经由内山先生作为店员宿舍去租赁的。房屋、水电、煤气都是先交款给他代办的。因之通信处就不便直接收发，也统由他们代理了，这是生活的一种权宜办法。
内山先生也细心选择，限于几个店员知道我们住处，经常每天上午，由我到店看有没有书信，或下午鲁迅自己去取。所以劳动店员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总难免与书店有关系吧，所以在1934年8月又一次的避难，是因内山书店的某店员被捕，鲁迅为慎重起见，也躲藏了一个时候，住在千爱里内山家内。
再就是约会。鲁迅每于约定前先到店内等候。简单的，不妨事的就在店内茶座相见了。稍费时间的，须要秘密的，就另找地方，陪去别处。或鲁迅自己领去附近咖啡店，亦有时在书店后面的千爱里内山先生家内见面。这些多式多样，视情况而定，无非都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比较得到安全而已。这是对鲁迅给予便利，对革命工作有好处的，我们深致感谢于内山先生的，为中国做了好事一桩，不会忘记的。
忽然史沫特莱女士要离开上海。她是属于干革命工作的一类人物的。她向鲁迅请求寄存一个文件箱子，像普遍衣箱那样大小，鲁迅不便推却，但对自己住处也有顾虑，商之内山先生，居然满口应承，就把它放在店里茶座的桌子底下几个月。鲁迅看到高兴地对我说：“这办法真好，似漫不经意的随便一放，别人也不会起疑心。”就这样替鲁迅解决了一个为难的问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鲁迅有时也替内山做些工作。例如鹿地亘夫妇被日本政府释放后搭戏班的船到了上海，没有生活来源的艰难时候，找到了内山，内山先生首先就想到鲁迅，介绍他见面，叫他翻译鲁迅作品到日本去，得些稿费以维持生活。于是选作品，解释疑难之处的工作就落到鲁迅头上了。更早些的增田涉，也是内山夫妇亲自带到鲁迅家内，自后每天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进行了几个月，回到日本后，又经常为之代选书籍，当释疑解答难题的义务顾问，以致增田先生成为中译作者颇负盛名的一人。更有日本改造社记者木村毅被特派来，听说萧伯纳要到上海，要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内山向鲁迅请求：日本记者方面打算派小火轮去到萧的船上访问，而未被允许。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目的，却是萧早已被宋庆龄请去了。日本记者没有办法走进宋的住处，正当彷徨无策的时候，鲁迅忽然得到通知：宋夫人邀请他前往与萧相见。这就解决了日本记者的为难，通过鲁迅给予便利，第一手报道于日本新闻界的是这位记者，这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在日本新闻界是何等重要呀！其他如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的认识，内山嘉吉的交往，以及无数的日本朋友的往来等等，都多数是通过内山而来的。
以一个商人，一个书店老板在中国做生意，因着生意关系鲁迅向内山书店购置了大量图书，有时甚至并不需要，可有可无的书也特地购置了，以增进营业的收入。鲁迅是这样苦心满足商人的要求，为商人的生意设想。而这个商人，在生意之外，有些社会活动，对中国文化人想有些友谊的增进，自然同时也是增进内山先生的社会地位，这一点鲁迅是理解的。中日之间，人民的友谊是可以互利来往的，只要在平等之下，互相有利是可以的，鲁迅本着这样的原则想事，而且照着去做了。
再进一步，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28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正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忽然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的急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则见红色火箭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迫在眉睫。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在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卅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在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个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当即离去了。
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夜里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中国人一家，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无法免除误会，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
在这样形势之下，三十日下午，我们仅仅带得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连同我们的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面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大被同眠的生活。
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去。
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曾经把左翼被捕释放的鹿地亘夫妇介绍给鲁迅，另外又曾把爱好文学的增田涉君引见于鲁迅之前，此外还有改造社社长的山本先生及歌人山本初枝夫人等等，更有御用诗人如野口米次郎的提出过如此岂有此理的问题：“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见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载1956年10月7日上海《劳动报》）事后又予以了歪曲报道，鲁迅1936年2月3日写给增田涉信中说道：“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见《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增田涉部分）以境遇与生活的不同而要求有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貌合神离的见面是“还是停止的好”。鲁迅就是以如此的态度，不亢不卑，不屈不挠地耿直不阿的态度对付的。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要求鲁迅写文章，投向日本读书界，鲁迅直率地对日本军国主义表示抗议，对军国主义的政策—《火、王道、监狱》用中国故事式表示其最终必然招致失败，最后人民终于击败这种愚民政策的鬼把戏，这是发表于1934年3月日本《改造》月刊的，到了1935年4月又写了一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发表于6月份的《改造》月刊，说明侵略者想用孔子作偶像的崇拜，也还是不行的，因为中国人民对于孔子并不亲密，知道孔子出色的治国的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终于变成了权势者的“敲门砖”，和民众并无关系。这一方面斥责侵略者惯用孔子作招牌的愚民，另一方面又揭示给中国人民不要上尊孔者的当，这又是明白告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此路不通”了。但改造社还不死心的要求鲁迅写文章。在1936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东北，铁骑继续在华北横行虎视的时候，鲁迅在这年的4月《改造》月刊第三期上就更不含糊地明显地告诉日本人说：《我要骗人》。在这篇文章里，也就是鲁迅逝世前不久写出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抗议：“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而且又预见到叛国的亲日派的面目，是与人民为敌。说排日是被共产党利用了这口号，使中国灭亡的，这不就已预言着汪贼精卫的卖国，与蒋介石的“皖南事变”的行动和包围，消灭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军国主义打成一片？“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然而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起来反抗的。这就是鲁迅“披沥真实的心的”义正辞严的告白。
讲这种话，大胆写这样文章的鲁迅，以大无畏的精神，表达了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呼声，表白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不甘屈服的意志，而他自己，也堂堂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向日本侵略者宣告其抗议了。像这样直白的面对面的毫不容情的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斥责，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每年一次，一次率直过一次的发言，对日本人未必熟视无睹。起先，鲁迅在中国反对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残暴压迫，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旁看来，可以看作与己无关，甚或在侵略中国的旗帜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国人的反对蒋介石而取而代之，这时没有什么矛盾，内山先生的支持鲁迅活动，在这一意义之下，可能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的。
不少熟人问起鲁迅与内山的关系，内山与鲁迅的深厚友谊，我是这样体会的。可以说，终鲁迅的一生，内山与鲁迅的关系我是如上的了解的，但应当说明，这仅是限于我个人的体会，和鲁迅生前没有交换过意见的。
鲁迅既然如此坦白直率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毫不含糊地告诉日本侵略者的必然失败的命运。不管他和内山的友谊如何深厚，还是光明磊落的说话，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毛主席称道他骨头最硬者也在此。但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军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所以在1936年夏间，鲁迅大病稍愈，就另找房子预备迁徙，拟择居在旧法租界，冀远离开一些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这计划刚要实现而病不容许他立即迁移，因之就未成事实罢了。这时就把一切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亦一起割掉在所不惜。
所以就内山方面，如果我照这样的了解来说，若鲁迅更多写些抗日文学，多发表几篇这类文章，其实除写给改造社的三篇之外，在国内刊物上还有《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篇，都是一个目的，一个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鲁迅的态度，可谓毫不保留了，内山岂有不知？如果知道了而又受日军阀的统治，则友谊与日本军阀的意见岂能并存不背？我想他必然在这时候会有所抉择的。
当日军侵占了华北、南京、上海之后，上海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四川路一带的日军兽行，白昼污奸妇女的照片和事实公开进行，胡乱杀人的中国头颅，当街挂起，南京路一带的岁末封锁，饿死过多少人，这都是那时的中国人民忍辱含愤，痛恨之极的。当时我也曾被日宪兵队无理拘捕过，因释放时我不便要中国商店保，以免后患，于是就在伪组织万分不愿下提出只认识内山先生，可请他作保。承内山的慷慨，保出来了。并告诉我幸亏不是中国商店作保，否则一般的至少要被敲去二三千元，像你可能更不止此。因此之故，在某一天的上午，他用电话招我去到他店内时，我不好不去。到了店后，他并不说什么事情，就叫一店员带我到他住的家内，见到内山夫人，稍稍坐下，旋即邀我随她一同到外面去。我们言语不能互通，而邀请又那么殷切，迫不得已随之到窦乐安路（北四川路附近的路名）东口，一大宅院内，始见是一座大洋楼，改成为大饭店，许多人都在各房间休息，找到一间较小的，有夏丏尊先生在内，他也是和我一样的命运，被日本拘捕过的，也和我一样莫名其妙地被邀来了。不久入座在一个大厅内，丁字形的座位，主人是内山和几个不相识的，其余相向而坐的都是左襟上红条写着各人姓名的毫不认识的中国人。我对面坐着一个青年，遮遮掩掩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看到那名字是“陶亢德”。正纳闷间，内山站起来发言了，大意是：最近得到南京政府（汪伪政权）一笔文化奖金，就在“五四”节拿来请各位叙叙。我听了这话，再四顾除了夏先生外，不认识的人如陶亢德一批，大约是文化界小汉奸和败类，我和夏是被骗来了。心中正没好气，有一个中国女人起来说：某日本女主笔要见我。我说：我不懂日本话。她就说：我可以做翻译。我满腔愤慨回答她说：我不愿见。
从汪精卫伪政权奖给内山文化奖金看来，岂不是因为内山对他们的文化事业有贡献才给奖的吗？看内山兴高采烈地招待那一批人，不是扩大这伪文化事业，拿这金钱来博致奖上加奖吗？在日军占领下的汉奸给奖，他是日本商人，做他意愿或不意愿的事情，我们明白他既是资产阶级中人，当然不能要求他像中国人一样的立场，而况中国人的汉奸不多的是坐在面前吗？越想越气恼，我的到来这时总算认识内山的为人，也算明白鲁迅临死前要搬出北四川路去的道理，两条道路岂能并存？
后来日军投降，内山书店也散伙了，店没有了。内山寄住在虹口他们侨民区。我有机会看见他，很凄凉地在极少数的书籍旁安顿着。再后来，书籍多起来，据说是从旧货郎那里收集到的，已经初具规模了。忽然在这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日本侨民于日人俱乐部，大家只身前往，即不令回家，随后便押解上船，内山带着随身的一支手杖回到东京。
可能在东京他也是感到处处不如意吧！他屡次见我们称赞日本风景如何美丽的时候，他就意味深长地说：“好是好的，但不是我们的了。”从这句话看来，他是如何的热爱他的祖国，如何的对美帝占领区的军事基地怀抱深忧，从而彻悟解救日本，除了中日友好，寄希望于这一前途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因而我想：这七十多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可能在日军占领中国时他发展得强一点依向日军，而当日本人民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倾向于反对侵略的一面，也许是其积累痛苦的经验，带着一支手杖回去所深思熟虑的吧！如此，惟愿他最后的一页，如我所想的，作为中国朋友所希望于一个日本人的光辉的一页，永远存在，以及将这光辉永远扩展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