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所领导的政策，无处不体贴，实现根据马列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半数—妇女，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指出过：“中国的妇女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束缚以外，还要受夫权的束缚。”所以在解放区时代，各级党和政府，一切工作做得好的，都和男女一齐发动的伟大政策分不开的。但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沿着封建社会遗习，而压迫妇女与压迫劳苦大众，剥削童工，同为少数人服务，供资产阶级利用的同一道理。所以，在东北刚刚解放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极好的歌曲，歌颂共产党的功绩，我极爱它，歌词的头两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国歌还没有定出来，每于大会开始，就唱着这个从人民心里倾泻出来的精练出来的词句。在东北召开的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要我讲话的时候，我也通过自己的体会，首先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的话来。事实证明，今天人民公社的存在，就是彻底解放全民，连妇女在内的很雄辩的证明。

　　鲁迅一开始执笔，就执着唤醒人民，尤其对被压迫人民的自觉运动。对农民、妇女、儿童的不合理待遇鸣不平。这仅只是提出问题，引起注意，然积压几千年，在鲁迅活着的几十年中成为他一生黑暗的重担，到解放后才见光明了。现在仅举鲁迅对妇女方面约略谈论一下。我们从1918年的《热风》时代起，几乎每本著作都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粗粗一翻阅，就看到：

　　《热风》：（1918—1924）

　　《随感录四十》：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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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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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鲁迅叫出了几千年封建婚姻下无数男女的悲哀的呼声；用他自己的处方来说：“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但也明白：这“是万分可怕的事”，因而寄希望于下一代“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光是“叫”没有用的，至多只能引起注意，如果旧社会的制度不铲除。真正化悲哀为力量的是革命，是新的婚姻法在革命胜利后产生了。我们青年今天，一些人因为记不起那个时候（仅仅几十年前），中国的旧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了，因而有些人就说：鲁迅的著作看不懂。其实所谓不懂，就是实生活感的不同，因隔膜之故所致耳。

　　《呐喊》：（1918—1922）

　　《明天》里面的单四嫂子

　　《坟》：（1907—1925）

　　《我之节烈观》

　　《娜拉走后怎样》

　　《论雷峰塔的倒掉》

　　《坚壁清野主义》（反对禁止妇女出游，要走解放的路）

　　《寡妇主义》

　　《华盖集》：（1925）

　　《公理的把戏》（写女师大问题）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同上）

　　《华盖集续编》：（1926）

　　《记念刘和珍君》

　　《彷徨》：（1924—1925）

　　《祝福》里的祥林嫂

　　《伤逝》里的子君

　　《离婚》里的爱姑

　　《而已集》：（1927）

　　《忧“天乳”》

　　《三闲集》：（1927—1929）

　　《铲共大观》（叙述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砍头示众“暴露女尸”借以威吓群众）

　　《朝花夕拾》：（1926）

　　《阿长与山海经》（写一个女工的故事）

　　《故事新编》：（1922—1935）

　　《补天》（女娲的故事）

　　《奔月》（嫦娥的故事）

　　《二心集》：（1930—1931）

　　《新的女将》（反对专以女人做点缀品）

　　《集外集》：（1932）

　　《〈淑姿的信〉序》

　　《南腔北调集》：（1932—1933）

　　《关于女人》（反对把一切社会罪恶都加在女人头上）

　　《关于妇女解放》（为解放思想、经济、社会等而奋斗）

　　《上海的少女》（反对早熟风气）

　　《准风月谈》：（1933）

　　《男人的进化》

　　《花边文学》：（1934）

　　《女人未必多说谎》（指出杨贵妃、妲己、褒姒替男人伏罪）

　　《论秦理斋夫人事》（论妇女自杀）

　　《且介亭杂文》：（1934）

　　《阿金》

　　《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

　　《论人言可畏》

　　《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

　　《女吊》

　　以上所录的各篇，集合起来，为鲁迅关心妇女、解放妇女提供的具体意见是很完备的。内容有婚姻、家庭、寡妇、新女性等问题。尤其在1933年间，国难严重，鲁迅在《关于女人》的文章中特别指出：“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他一针见血地说出：“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又说：“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就是：“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装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以上引文见《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此文为鲁迅与瞿秋白商量，由秋白执笔写成的）

　　以这样的思想为根据，鲁迅就大胆地站起来替妇女说话，甚至替杨贵妃、妲己、褒姒翻案，指出她们冤枉地几千年来在一些史学家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这几个女人毁掉了的一篇无耻谰言。

　　人们只要一读《祝福》中的祥林嫂及《离婚》中的爱姑形象，是多么活跃在纸上，令人沉痛其遭遇而寄予莫大的同情呀！

　　关于《集外集》里《〈淑姿的信〉序》，有人疑是鲁迅给他的小姨而作的，其实不确。乃是一不相识之人名程鼎兴的托费慎祥把《淑姿的信》送来求作序以便出版，以表示他怀念之情。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好意，但从他对待淑姿的信里观之，则是一个薄幸郎君，使淑姿赍恨以殁的。鲁迅深为淑姿抱不平。照此线索，复案序文，则迎刃而解全文了。因是男方要求，鲁迅不便直斥，故隐约其词：以花之失荫而遭寒比，又以女方颇欲振奋，而终于陨颠于实有，来诉出其悲痛。后又述说淑姿抱着美好的梦步向人生，然而来日大难，衔哀不答。忽而得病了，纠纷也释，以至于死。到“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句则简直痛责程鼎兴了。“则有生人，付之活字”，以生人对活字，不但骈文之工整，臻于上乘，而且运用新文词于古文中，实亦难得。更其具有深意的是印书者的程某，不过一生人耳。实可说与淑姿毫无关系，是种分析，透木不止三分了。末二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的“分”字、“散”字，与“有情”是读者，而出书的人就可以自慰自地以为无憾，其实是“无著”了也。鲁迅写此文煞费苦心，因费君之请，有不便推却之势，要是别人，也许璧还算了。但既要他写，也还是有分寸的，不能随便让女性受委屈，这是鲁迅万不得已而出此的。写完这篇序文，鲁迅自己亦十分欣赏，说可以交卷了。稍稍研究鲁迅的旧文学根底的，都晓得他沉湛于六朝文的功夫颇深，这回是因为要痛责程生，用文言文中之骈文出之，令读者须费一番体会。这时鲁迅还不禁称道是旧文学的好处，可以含蓄其词。全篇文字也铿锵入调。我们两人曾美读一番，所以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鲁迅随时、随地、随事维护妇女权益，对妇女问题，可谓关切备至了。

　　但是否凡属妇女，都博得他的同情呢？这却未必。你看他之责斥杨荫榆是多么不容情。他之批驳寡妇主义是多么痛彻透辟！凡这些，无非一个目的，是本着党的精神，凡被压迫者都给予援助。《记念刘和珍君》的一篇文章，是尽量揭露刽子手们的凶残，更极力鼓舞继起者的力量，尤其刚刚抬出头来的青年妇女。他只有极力称赞，是具有奖掖深意的。

　　在《记念刘和珍君》的末尾有这样感叹动人的含有教育意义的话：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是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见《华盖集》续编）

　　果然，继“三一八”之后的“一二·九”大运动，前仆后继的青年男女的不屈不挠，机警沉着的行动，更加奋勇的英雄气概，答复了鲁迅的期望。而抗日至解放战争的漫漫长夜中，中国青年男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更放出万丈红光，为新中国、新世界在亚洲开一新纪元。

　　鲁迅凡有表现于文字的，从行动中往往也一致，是统一的。他反对婚姻压迫，我们试读一下《离婚》中的爱姑，是个多么聪明伶俐、能干巧辩的妇女，但一碰到“七大人”们，就有理也说不清了。像这类女人的运命，是多么可怜，可怜到任人宰割的程度还不知道对付方法，因为两方面所用的语言并不一样，然而法律条文在“七大人”口中一个字也无须说出就轻易地断下离婚了。这潜默的或显著的恶势力如果不彻底推翻，中国妇女将个个沉入深渊底下，见不到天日！

　　鲁迅也曾用他微弱的力量，拯救过一个女人。那是在1928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孩子，就希望有一个得力的保姆照顾他，以便我们得以专心做另外工作。经同乡介绍，说有一个妇女正合适，她名叫阿花。我们聘请下来了，工作十分满意。做起事来，又快又好，并且一面喝山歌，哼哼哈哈的，一面又干活，把孩子哄得蛮适意，我们也更重视她的能干。在闲谈家常中，晓得她被丈夫虐待、毒打，才逃出来工作的，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妇女受到压迫的实例吗？像这样能干的妇女，劳动力又好，而丈夫还不知爱惜，人间不平事，哪有像这样的。忽然有个人敲门或前后门有什么情况，每一风吹草动，看见阿花就丧魂失魄似着了鬼迷般不知如何是好的直往楼上窜，如此状态对小孩是不利的，而且越演越频繁起来了。读者还记得祥林嫂见了癞痢卫二的惊骇不可名状的一幕吧，实大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算在眼前重见这真人真事，如何惊破了一个女子的胆，就像兔子被猎人追赶下的战战兢兢情况，那楚楚可怜之状，实为同情者所不忍卒视。这风波不止一次的演出来，自然难免被我们知道。上海房子是前门正对别人后门的，有一天，从我们家里看到对面后门厨房里人影绰绰，似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我们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没有理会。但敏感的阿花面色发白急匆匆跑到跟前，像大祸临头似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不好了！那死鬼（她丈夫）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鲁迅这才留心细看，对门厨房里确有不少人。原来那家也是用的同乡人，阿花的丈夫就有那么长的手脚，从乡下出来到上海，想到上海劫回阿花。这创纪录的一幕，演出时必然轰动邻里，而我们的一家，就在这批人指指点点，嘁嘁喳喳下闹了一大半天。后来还是鲁迅向他们说：有事大家商谈，不要动手动脚的。经这一解说，他们也觉得上海不比乡下，知难而退了。不记得是对方还是鲁迅方面，找到在乡间的一位士绅，来商谈这一问题，原来一见面才知道那士绅就是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和鲁迅时常来往的魏福绵。熟人相见，自然无话不可谈，而况他又比较知道鲁迅之为人的，他就说：“阿花的丈夫，原本想来抢人回去的，但既然东家要留下她（他意思是鲁迅欢喜要收下她），就听从贴补些银钱，好另行置一头家便是了。”鲁迅听了大笑，原来有这等误会。但问阿花，一口咬定不愿跟丈夫回去，情愿离婚。就在魏福绵调解下，鲁迅替她付出一百五十元赔偿费，以后陆续用工资扣还，这事就此结束。过不两月，阿花就别去了，以后情况不知。总而言之，她是脱离了樊笼，远走高飞地不再挨打受骂了。那时的社会，有几个人有机会才遇到鲁迅为之解围！千千万万妇女却常以泪洗面呢？春雷爆响，巨光闪耀，人民的尤其妇女的救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出现于新中国，才真正彻底解救了妇女，从几千年沉沉欲睡的社会奋起。如果说，中国人民感谢党和毛主席，则中国妇女更其加倍地感激党和毛主席，爱戴他，活菩萨一样供奉他，爱之如神明一样信服他，我们真正翻身了！

　　就拿我个人来说，旧社会的黑影就像魔掌一样时刻笼罩在头上。一生下来就被母亲厌恶，要把我送给本家，自贴抚养费也在所不惜，因为迷信说我要克父母的缘故。父亲因此也想着不要我了，生下三天就许给人家，那家的父亲是孔教会中人，就这一点其思想腐败反动，顽固可知。我从小随着三个哥哥在私塾读书，就模糊地晓得有“彩凤随鸦”的辞句而对婚姻不满。到十二三岁时就向家人表示过反抗，被大哥知晓同情我。到十五六岁的某一天，那家的人来了，我冲出去，表白了我自己的不愿意，当着父亲严厉的斥责“出去”，而终于把自己意思说完才走。那是受了当时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人办的报纸《平民报》的影响而发的。

　　平日里每一想到终身大事，就不禁悲从中来。孑然独处，就想好好读书，先把自己底子打好了，就什么事都会应付了。就这样，我从家内一直跑到外面，凡孤女儿旧社会所给予的冷遇，都像尝五味子一样无不品尝到了。但我自具一个奇怪想法，就是废物利用法。譬如一个人，活着总可以做些事，这就于人有益，不关事之大小吧，总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做些工作。所以做学生时就积极去加入游行、请愿；其实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游行、请愿本身，乃是为废物利用。对自己可以说无大希望的。这思想发展下去，对鲁迅也如此。我同情他“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而拼命写作，于寂寞中度过一生的境遇，而又自觉我比他年纪轻些，有幸运解除婚约的痛苦。因我之幸运，更觉他的遭遇不幸而同情起来了。这也许是我们基本上思想的一致：反抗旧社会。我的废物利用思想，到现在还存在着，倒不是新社会还有黑暗的一角在保留，却是更其热爱这个新社会了。甚至想到：尸体也可供医学生研究，作解剖资料，然后化成骨灰，也不要什么保存了，免占了许多地方。就随便像其他骨灰一样作肥田粉好了，这是我的一点点报答这可爱的中国、可爱的大地、可爱的农业、可爱的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党所领导一切的办法：把一切彻底的、无保留的献给党，这是我唯一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