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里有这样的字句：“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有志于反抗、热爱自己的国族的人们所同样具备的遭了挫折，抚摩着伤痕，而周遭的人还是如梦未觉的悲哀。而文学者尤感敏锐的刺痛了整个心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呀！这时中国人民懵懵懂懂，虽然党的旗帜已经开始树立了起来（1921年），还未能引起鲁迅的注意，他还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环境论者早就证明，既然有人起来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条件的创立。《新青年》救了鲁迅的寂寞，而鲁迅潜伏在体内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适的“无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而走向正道。如山洪的趋向沟壑，有了归趋，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见《呐喊自序》，这“看见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鲁迅从此面向人生，面向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前进。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鲁迅住在城外山邑会馆，因长途劳累，到后觉感冒发热，但发热之次日就到部视事了。首先给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当时教育部的情况。一直继续着无聊赖的工作，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及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写“拳匪”的事实，乃义和团反对洋人的人民热爱其种族的一种表现，对于压迫我们的异族异国起来反对的勇敢行动而一般人称之为“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记录却令人失望，致鲁迅评书中所描写为“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因而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不会被书所误，不会如书所描写的思想，直以义和团与斐澳野人无异了。

　　旧社会的措施，和我们今天凭着一种思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正方针政策是不同的。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其实也不过做些美术的启蒙工作而已。首次在6月，“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讲演的时候，鲁迅如期赴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原来7月2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被众知晓了。到7月12日，《鲁迅日记》写着很愤慨的字眼：“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就是主持教育会议的人也不再考虑美术的必要了。到7月15日果然揭晓出来：“下午部员为蔡总长开会送别”的例行敷衍的表示一番，至于内幕如何，历史家另有考证，这里不细说了。《鲁迅日记》上写出“不赴”二字，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至于拿现在的眼光评衡美育问题，则在今天来说是有待商讨的，不过鲁迅从少至长，爱好美术，自己颇有领会，为文学艺术中的一面，亦觉不可厚非，然当时的执掌教育行政的人们，则除了蔡元培，其他更不必与语了。

　　从5月至岁末的书账后面，鲁迅有如下的感慨系之的对购买书籍的意见：“审自5月至年暮，凡8月旬，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惟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到了1913年，鲁迅还是在公余之暇，承隙读书。这年所看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集、丛书、尺牍、史书、汇刊、汉书补、墓志、碑帖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因多属古籍的阅读，所以自己晚间乘暇又从事校订工作，这年1月间就记着“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到了3月5日又记着“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直至同月27日才在日记里留下一行“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28日夜就又“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29日：“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至31日：“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到了9月7日，又见他夜里工作：“夜写《石屏集》序目毕。”在10月15日，他对《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开始了：“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到19、20两天的晚上都是校《嵇康集》，20日晚且记着：“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至于他校了之后什么时候“写”《嵇康集》的呢，日记中未有明确记录，只于12月19日的夜里记上一笔“续写《嵇中散集》”，则是在这之前已在进行工作，直至同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翻译工作，为了应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而翻译的几篇从日人上野阳一著的有《社会教育与趣味》和《儿童之好奇心》。）

　　这一年离辛亥革命政府成立才是第二年，刚刚推翻满清，（旧）民主革命初获胜利，鲁迅才不过三十三岁，正应朝气勃勃，大有所为的时候，而一接触到现实，则全不是那么回事。以蔡元培的老成持重，兼容并蓄的胸怀，到京未两月而宣告辞职，继任范源濂不到半年，而代以海军总长，其对于业务的外行，是所当然的，奇怪的是委任这种人掌管教育的无知。鲁迅这年2月5日到部听了这位总长的演说，批评他“不知所云”。后来连次长董士恂亦不耐与之合作，4月即告辞职，这一辞职连总长也迫得于5月辞去了，9月才换来一个汪大燮任总长。就在这个月的28日，孔子诞辰演出一幕复古丑剧，鲁迅记其始末如下：“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教育部之不成样子，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再也梦想不到的事。而鲁迅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言，间或不言，而其内心抑郁，积郁成疾，固是难于令人忍受的。到了同年10月，洪宪称帝，袁世凯篡夺孙中山革命成果的时候，鲁迅在10日只登了“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的几个字，不置一辞，盖茶楼酒肆，早已暗探密布，张网待投，谁不作明哲保身之计？而鲁迅还不能已于言，在10月1日这第一天先就写着：“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上面所引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抄书消愁，以及后来的抄碑帖。我们记得：他不是后来在黄埔军校讲演时说过“有实力的人（指反动统治阶级），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所以当时老百姓为逃避不知所犯何罪的无故避杀，就统而言之说：“莫谈国事。”这就对照出旧时代的人们生活苦恼来了，连国事也不许谈。现在我们不是连小学生也懂得国事，连幼儿园的小孩子也会骂美帝野心狼吗？从这里该可以体会鲁迅时代内心的苦恼是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就1913年中，1、2、3、5、8、10、11、12的几个月中都记录着各种病痛，而这些又互有关连的，如：睡眠不足疲劳，用脑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龋齿，所以鲁迅的齿痛常常犯起来，致不明医道的母亲，有时会从旁说“这是他自己不好”。使鲁迅无从辩解。又多构思则血集于脑，牙患也影响于消化，而消化力弱了，鲁迅的胃病，其实还是因忧思过多，消化不良之故，但似乎一直没有彻底研究病由。至于咳嗽、发热之缘于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或以为晚年肺病无碍，故不警惕注意。窥其逝世前的几个月，一知病肺，即小心翼翼不与妇孺接触，即可知了。在这时期，他是和病痛作捣乱，毫不理会，照样工作，有时自己服些药对付过去，非到影响工作，从不罢休的。观其在1912年6月18日日记：“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1913年1月6日：“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和10月29日的抱病办公：“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辛亥革命后第三年）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的例证，以及平常有病不以为病，还是一样的办公、出外、接待客人、处理事务，到真个需要休息告假了，还是在寓装订旧书，或作抄写，鲁迅就是这样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为群众贡献他的一切力量，甚至超过他体力所能负荷的。这里我想起解放军战士的精神来，每于自己遍体鳞伤，肢骸破碎，而仍奋勇当先，克敌致胜的道理了。

　　“忧能伤人”是众所熟知的成语了，讲卫生的医师总教人快乐，而世事蜩螗，“聪明人”是会随流合污的，“傻子”则不然，鲁迅这时的苦闷彷徨，就感到弄文字的无力，“最不中用”，而自己又“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左右为难，于是乎感到时时的病魔缠绕了。

　　鲁迅的感触又真多，这时已然如此。人或以为鲁迅自招烦恼，自己爱发脾气，其实揆情度理，是有可以致恼之由的，但麻木之人，熟视无睹，而鲁迅则当四周寂寞如死的境况下，不为屈子之自沉，当如何自见呢？这是他日夕苦思的。

　　北京的天朗气清，月光皎洁，也常使这位革命诗人欣赏，以佐豪兴，初忘尘秽，这就足见其非不爱欣赏。如1912年的8月22日，“晚……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同年9月25日“除历中秋”“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则已具思乡之念了。

　　然而尘俗中的雅游难得，转瞬又为尘雾所包围而致窒息了，且举其简而又简的1913年日记为例，除了上述忧患而外，身边琐事，也无一不令人难以忘怀。如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蹠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这是在路上，人身毫无保障的情况。再试作赏花雅兴，却亦遇到不清静的俗人，如演戏中的花花公子活跃在现世。这年5月5日：“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似这等事，如果你采取麻木态度，自可泰然处之，但既欣赏花，则不应有扫游人之兴。鲁迅对这些俗人，自然厌恶难耐，惟有赶速避去耳。同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本已司空见惯。以见惯这类名刺的鲁迅，忽而对田多稼的议员头衔的摆出，特觉可厌者，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到处被优待，名刺上摆出，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鲁迅是觉得讨厌的。稍一出门，又无故招致烦恼，仿佛随地荆棘似的旧社会，真不是今日之我们所能想像的。

　　抄录于此，聊作新闻：同年6月20日《鲁迅日记》：“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这是张勋的辫子兵，在徐州一带跋扈骚扰的恶劣状态，行人无知之何的。今天我们日见解放军与人民亲如一家，抢着解除人民困苦的，已成司空见惯的情景，再回忆一下鲁迅行路难的像遭遇灾难的样子，两两对照则知革命给每个人的好处实在不能以言语传述透尽的。到是岁之末，还有一桩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见1913年12月26日日记）这个详情没有说明王佐昌请发旅费的原因与关系，但看鲁迅说他不明事理，则必是无理于求的了。因为是青年，鲁迅予以“闵叹”而已，然不明事理，亦岂此一青年？这里又包含着青年应明事理的意思在内，而有些青年确也对事理漠不关心，问题一来，连自己也不知措手，于是到处像浮萍一样，沾着在谁的身上就要谁来应付似的，这情况实亦不难遇见的。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难阅读写作方面（手稿似有脱字），稍加宽泛些来看当时的社会，实亦一面良好的镜子，照出世态万端的各方面来的。

　　但1913年还有一点小尾巴，就是3月间（即从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鲁迅“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这里看到鲁迅得间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中国书的态度，他不是对青年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吗？这里表示出他自己也笑叹自己的，是对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严肃的态度，并不如某些人所说，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说的又一套的两面的心口不一的人。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辩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10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就是佛书，以寓讽世之意，鲁迅也吸取滋养以惠世人。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为世人世事，可资研究或借镜的。迷恋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超宗教的观点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哲理。如佛家的因明学。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看他后来1928年夏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谈佛学时被鲁迅说倒他，可见鲁迅于此的了解深透。又到晚年，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呪》（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以为看此可超脱世俗，不至于终日作文章的斗争，以为这样可以救出鲁迅。而不知鲁迅早已研究过佛经，他的意见卑之无足论，甚至不足以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现实的，唯物史观的，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已经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犹如小孩以木偶认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不作敷衍了。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像、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像、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有大帮助。亦即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现在，这工作落到后人身上了。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买一通有关研读德文的字典、辞典、语文等，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时，有时亦勉强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赞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不多久，不能应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甚少，大约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总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的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通过北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也可以说，与时代、环境也不无关系，就是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闷，自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已经响起了反封建的号声，继之而来的反帝的深刻影响，人人找出路，寻问题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是受鲁迅所支持，而鲁迅又受青年如任国桢、韦素园等人思想所推动，互相牵引，以自觉而觉人。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社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韦丛芜译的《穷人》，胡斅译的《十二个》，韦素园译的《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曹靖华译的《烟袋》，韦素园译的《黄花集》，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蠢货》，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自力奔走，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这时鲁迅首先担任节约生活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淡经营，为中国文坛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础，现出了成绩。即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无异暗夜之燃点明灯，使众皆欢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业被摧残的丑剧了。

　　1926年的10月以前，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手册）。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