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军阀统治，篡夺了旧民主的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在北洋军阀制造下的“三一八”惨案并继之而起的五十人的黑名单使鲁迅觉得北京的无可为而走出了。但寄希望于革命的心情仍不泯灭，又转而寄希望于对北伐军的胜利。在厦门一有消息，即欣然写信告诉朋友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到了广州，但“四一五”广州的大屠杀比北京还残酷，遇害的有为青年、革命工作者几于满仓满谷，塞满了戏院、机关。鲁迅震动之极，对残暴者正面作了斗争，向中山大学的拘捕学生再一次抗议无效，以致拂袖而去。几经困难转移到了上海，是1927年末的事了。

　　上海是每个革命者的洪炉，在这里冶炼；也是革命领导者的集合场所，在这里指挥教导一切革命工作者们。鲁迅，在大革命后来到了上海，觉得前此的看法、态度都错了。这时他有了突变，从量变到质变。一切从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就看问题也容易迎刃而解了。于是他否定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洪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

　　由于旧中国的时代环境，迫使鲁迅每事必先审慎再三，必须了解透彻，才敢加入战斗。所以粗看起来反应似乎迟钝，但既然加入，则成败利钝，危害生命，都不之顾，一以直道进行了。这是他以之教育青年，亦以之身体力行的。以前的对女师大事件以及“三一八”惨案如此，以后的对反动国民党的抗击运动及左联前后的态度也如此。真所谓猛虎出柙（这里借喻他自己起先的审慎态度的决定后），勇不可当了。

　　这时他除了得暇即阅读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等书籍以武装自己，更以马克思读本教育他人。复积极参加团体活动，从理论到实践，完全成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以党的领导为依归的绝对坚守着“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念的执行者。

　　党教育了他，领导着他，不断的党的领导人物和他见面，指导他的工作，细致地，正确的事例摆在他面前，白色的恐怖对党人加害更多，越引起鲁迅的愤火燃烧越炽烈。他控诉：向中国人民，向国外同情者。每一次压迫越猖狂，他的斗争就越猛烈。

　　鲁迅写出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到国外去，说明出版界在反动压力之下“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但鲁迅指出这只是“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又说明人民是欢迎左翼作品的，因为“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枪决后，鲁迅又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文章介绍到国外去，以“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力量”。

　　还有一篇名《写于深夜里》的，其中记载着“一封真实的信”，是写白色恐怖对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给他徒刑二年六个月，和他所看到狱中惨苦形状。这是实事，出在杭州美术学校里，鲁迅把他作小说童话像故事般记录出来，而又以真实的信作结束。实即代表千千万万被捕者的真象，都如此儿戏地放入人罪的，这篇文章也介绍到国外去了。鲁迅因此感慨地说：“他们越想秘密起来，我的文章却走到国外，越不给他秘密！”

　　鲁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极度黑暗的环境里，写出这样的文章不是好玩的，当有一次史沫特莱女士拿着这样的文章要帮他向外投稿时，对鲁迅说：“这样子发出去是会对你不利的。”当时鲁迅就回答她：“管他呢？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才对！”这回答，不啻千万重量的义无反顾。对为着中国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人的控诉，是不能缄默的。一个人死了，千万个人起来，用文艺工作者不怕死的精神，报道反动者的狰狞面目，公开的、大无畏的这样做了。当时鲁迅在党领导下，执行党的精神，向敌人投下了一颗无烟炸弹，使他们的天下得不到太平，这是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向敌人示威的胜利！

　　就在这样的时候，鲁迅也没有忘记向家庭做统战工作。他每当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就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出之，但又表示其大义凛然的态度向我说：“这时候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我明白这话的后面包含着万一出了事故会送命的意义，但我们不是早已决定？如柔石被捕时，鲁迅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见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这明明是鲁迅已深知我意，绝不会反对他的意见的，而还是如此照顾到别人的意见，尊重每个人的自决，这态度加倍见出革命者的虚怀若谷而又对敌决不容情。

　　鲁迅有时也曾想到扩大统战面，他曾提到：如果自己一到上海时不那么骤然的加入左联，稍稍隐晦些，可以做更多的团结各方面的工作。但现在既然是这样了，也就只好照着这样做就是了，这里他绝没有为自己打算的意思，纯然从工作效果上着想。我们只要从他对朋友的通信看就知道，不惜直白说出自己是“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见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在行文中也不少见到，《二心集》更公开表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又在《两地书》序言里表明自己“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这无异于在大路上标明牌号：“姜太公在此”，但等的下文意思是见者“百无禁忌”，而鲁迅的标明是“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则无异有可能招杀身之祸，聪明人断断不肯做的，而鲁迅独乃无所惧怕于其间，其可算是“泰山石敢当”了。

　　鲁迅为何具有如此胆量，敢于蔑视敌人到如此程度？是因为他相信党的存在，相信青年们，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革命事业的人们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都确信这条光明的康庄大道的必然到来，必会胜利，像执着红旗奔赴前线占领敌人阵地时一样，一个人倒下了，马上会有人接上来的。

　　冯雪峰早些时期站在党的立场来和鲁迅接近，《萌芽》《十字街头》《巴尔底山》等刊物都有鲁迅执笔写的文章。因来往多了，就有些直言无隐之处。他不止一次劝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意思是要鲁迅丢开身边琐事，或讨论个人得失。而鲁迅自己则以为这确也是坏处：“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见《伪自由书前记》）他是因现实的事例与社会有关而说的，把自己“变小”了是从没有计及的。但因雪峰的身份是代表党与鲁迅接近的，所以他的话鲁迅也深深表示接受，因此他常常说：“雪峰的话是对的。”鲁迅是以党的身份看待他的，所以也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而鲁迅自己，确也承认：“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见《二心集序言》）

　　在冯雪峰眼里看鲁迅常常为着一些事情苦恼自己，而提醒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该照这样接受的，所以鲁迅对冯是以他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的。但瞿秋白同志看待这一问题又是另一种看法了：“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类型。……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里瞿秋白同志的看法，如果我体会得不错，是不是就和雪峰的意见相反呢？是不是这仅只是作为雪峰个人的意见而提出，但鲁迅却是严肃地接受呢？以我的水平，不能判定，只是作为回忆起来提出罢了。

　　但这问题也颇关重要，因鲁迅许多杂文，往往是一时、一事、一人的，被鲁迅遇到了，有时虽小也可见大，所以立刻抓住不放松，作为教材而昭示给大家来看，其分析解剖是否错误，关系不浅的。鲁迅曾说过：“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瞿秋白同志常常体会到这一层，深知把个别的事件，作为典型例子，作为对立面的例子来教育群众是必要的，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是与鲁迅当时的思想符合的。

　　鲁迅对敌人的大无畏的精神，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是足以寒敌人之胆而令人敬畏的。可是在与我一同到街道上去的时候，就常常令我苦恼不安。他每每逼令我走到对街的人行道去，而不肯和我并排在一起，以便出起事来我可以避免危险，这可见敌人放出空气说要“就地处置”他是安然处之的了。却令我更觉得在徘徊不前也不好，硬是违背他意思也不好的情况下心情起伏着走去。

　　他铁的纪律又非常严格的执行。他曾作暗示给我，说：“有些事情，就是连夫妻之间也不必过问的。”我遵照这纪律行事，对朋友来信如果不是得到他的许可，就是到了我手里也从不打开来看的，每于写完回信就要拿去烧掉的信件我也是这样原封不动地烧掉。……

　　鲁迅相信党，依靠党的事实是很多的。首先，苏联的成就，伟大地为人类树立崇高的榜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陈旧腐朽的沙皇统治推翻了，人民得到自由，各项建设也跟着进行了。经过各国的围攻，无效；经过德苏战争，敌人侵占大部土地，仍然击退侵略者，使希特勒一败涂地，鲁迅是看到了。

　　再从文艺上来了解苏联，则鲁迅的感受更深。在作品上，他翻译的《十月》《毁灭》以及别人翻译的新俄文学，从他的每种译品的序言里，就可见他对这方面的熟识、了解程度是多么深，多么热诚推重。又从1932年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里他说：“那时（19世纪末）就看见了俄国文学。”他很有理由地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酸辛、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是这样推崇俄国文学的，是从俄国文学明白了世界上有两种人的。称赞了一通俄国文学之后，从此看到鲁迅对苏联文学的向往之深。

　　他曾在家庭生活中，每一谈到苏联，即极口称道。无论音乐、美术尤其木刻。当1936年他参观了苏联版画展览会之后，记述他的印象是用歌颂般的词句说出他心坎里的话的：“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在这里看到伟大的水栅建设，精致的建筑构图。“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努力。’”（以上引文均见《记苏联展览会》）无一不是他以之学习的楷模而珍视的。当他大病的时候，在病榻旁抚摩玩赏的，也还是最后一批寄来的小幅木刻图，其中复色印制的精美人像含有高度艺术的尤其被他称赏，这里不知安慰过多少次鲁迅病中的心灵。

　　苏联也晓得鲁迅对他们木刻的重视，当其在上海开展览会时，知道鲁迅不便公开走出来，曾托人致意，可以特在晚间为他开放去参观。鲁迅不愿为他个人麻烦，就在白天去了，后来展览完了，苏联特赠大幅原拓木刻七幅给他，后又出苏联木刻选集以纪念这次的展出，鲁迅扶病为之作序。

　　总之，凡苏联所作所为，许多都是中国人值得学习和歌颂的，尤其马列主义的教育，鲁迅掌握了他来分析自己、改变自己、武装自己，更以这理论融汇于工作和文化斗争上，鲁迅也是其中之一人。

　　记得还在鲁迅大病之前，似乎距大病一年多的时候，上海苏联大使馆有一个招待晚会，到的人不多，外宾有史沫特莱女士，中国有宋庆龄、鲁迅等人，宴会间还放送中国的渔光曲。那天因为没有更多的人需要应酬，所以大家很畅快地谈话。出入是要经过国民党特务暗中的侦察的，所以大使馆周围去的人也倍加小心，我们的车子是从旁门进去的。宴后闲谈期间，史沫特莱女士特别赞成苏联的邀请鲁迅去苏休养，并且补充说：鲁迅身体不好，极需易地疗养一阵。鲁迅那时还没有生病，自己倒奇怪别人为什么那样觉得他不行了。照中国当时情况，白色恐怖如此厉害，许多人都打入地下，开不了口，鲁迅虽然也一样写了文章无处发表，然而他还可以运用各种化名，利用明的暗的出版，在向敌人展开斗争。越是人手少了，越觉自己责任的重大，这时的鲁迅，首先考虑是他的呼声能否传出，能否从文字上表达出党的意见、党的指示精神。这是他当务之急，他时刻不能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纵然谈话时苏联朋友如何殷切邀请，史沫特莱女士如何从旁劝说，终于被鲁迅婉言推却了，这是最直接的一次邀请，也是最后一次的邀请。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了鲁迅，“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鲁迅看到事实存在的苏联告诉中国人的话。而中国人民的优秀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许多英勇战士就是执行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继续，在中国找出适合于国情的措施，发展、生根、发芽、滋长起来的。毫无疑问，鲁迅就以崇信苏联的一切，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带领中国人走向光辉大路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世界的创举，比铁流还艰苦得多。鲁迅这样地告诉我们，表示他对长征的数不尽的惊人成就，尤其听到一点一滴，都想写出来，又恨自己知道得太少。后来听到朋友说：有一位红军的司令员因伤在上海疗养，就约在某一天见面了。那一天并不太冷，但我们是躲在厨房内烧起火锅迎接亲人的。那人就是后来知道的陈赓将军。他描绘了红军长征的路线简图来说明事实，他报道了不屈的英雄们经历过的千山万水，克服过无数困难的神奇事迹，令鲁迅听之不厌，还想有机会再继续一次。最近得机会见到陈将军，他说：“当时见了一面就又被捕了，所以没有再见。”

　　另一个亲人的到来也使鲁迅欢喜不止。有一天，他回到家里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说：“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到了前不久，我有机会见到仿吾同志，问起他是否记得在鲁迅逝世前到过上海，他说：“是的，并且通过鲁迅和党接上关系，这情况我已经在回延安时报告了中央的。”以前，成仿吾和鲁迅之间有过文字的争执，几乎是众所皆知的了。但由于党领导下的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把他们两人的意见也一致起来了。这时看到鲁迅毫无芥蒂地接待了亲人的情况，是知有人说鲁迅是如何记恨于一个人、一件事的无稽，除非那人和事妨害到国家民族利益，就永不可能团结一致了，这是铁的原则。

　　再就是和瞿秋白同志的交往，那个时间更久，相知更深的，我已经另有一段回忆，这里就不多谈了。他不但关心能见到的同志，就是远在苏区延安的，也一样使他怀念不止。曾经盛传过一个故事：就是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各位领袖。那火腿是带去了。听说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了，只好在西安的同志代表食了，但一剖割开来，里面却还有书信。下文如何，就到此为止了。带东西的不容易，鲁迅是晓得的，然而听到那时就是盐的运输，被敌封锁，也不是易事，往往以棉袄浸泡在浓盐水中，俟干了再穿在身上带进去的，如果能带到火腿，够多么妙呀！就希望在幻想之下变成现实，也不枉丹心一片吧！从这里可以说明鲁迅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和各领袖是多么爱戴与关怀，尽可能的从这里表白出鲁迅的心意。

　　在党领导下有名的三个盟，就是1930年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稍后些于1933年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三个盟，鲁迅都参加了。自由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组织的纯粹政治性的战斗团体，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鲁迅在当时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候，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出席了2月25日秘密召开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和作发起人并发表宣言，公开刊于当时日报上。目前还可查看到的是这宣言，还刊在1930年3月出版之《萌芽》月刊上。继之而起的是1930年3月在艺术大学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团体虽遭迫压，甚至后来有人被捕入狱，刊物被禁，仍不断继续工作，为党培养了不少新生力量。鲁迅为常务委员之一，他始终以公开面目出现，以顽强不屈态度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和建立新的文艺理论，这方面给敌人的损害是不少的。人们因为对解放区的封锁，对党中央的指示，在白区得不到消息，青年们就从左翼作品来窥测气候，以作指南，可说鲁迅在这方面努力也不少。

　　白色恐怖有加无已，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严厉的镇压。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以宋庆龄夫人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在1933年1月宣告成立，鲁迅参加了干事会会议。每次开会鲁迅都必定出席，到了极紧张的时候，仅有五六人的会鲁迅也去了。最好也是最早的测验谁缺席呢？就是去了台湾、长住美国的林语堂。这时候他就在革命的行列里自行退缩起来了，后来连史沫特莱女士去拜访他，也被推出门外了。真是一叶知秋，无怪其然的。

　　从到上海起，鲁迅在192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组织的中国济难会以及1932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件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和1932年12月“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到苏联政府电”，和1933年8月的“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及“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以及向德国大使馆递抗议书反对希特勒等的活动，鲁迅都踊跃参加。这时表示出他的认识明确而坚定，没有丝毫退缩与反顾于其间，一心一意，唯认准革命的目标前进不止。不惜擂起战鼓，自己和其他战士同其步伐前进，走向革命胜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