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希坚回来的时候，夜静了。冷的街灯吊在空阔的马路上，散出寂寞的光，模糊地照着夜市的余痕——纸片，短绳子，梨皮，以及污浊的东西，同时有许多乞丐在这废物中寻觅他们所需要的，可以让他们卖给“打鼓”和“换取灯”的什物。他随便在脚边捡了一张安那其的传单，一面走着一面看，一面觉得很好笑。“究竟是本色，”他想，“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安那其的新村才是人类的和平社会’的幻想。”可是一联想到这传单是白华起草的，便立刻把笑意消失了，而且立刻浮上了不舒服的感觉。

　　“唉，白华！”他在心里叹惜的想。

　　跟着，他完全因白华的缘故，很忧郁的困恼着——他相信她终久会走到共产主义的路上，但是，她现在还没有放弃她的迷梦——当然，这种迷梦太容易诱惑人了，象神话上的魔宫一样，那里面是美丽的，然而那里面没有出路。

　　几分钟之后，这种情绪便消沉了，在脑海里消沉了，因为那严重而复杂的工作，又重新卷来了澎湃的思潮，使他意识着——一个布尔塞维克的目前的任务，以及他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对于总示威——必要的总示威——之前夜的全国民众热情，深切的作着估量……

　　“好，新的历史从这里展开！”

　　想着便觉得很愉快。一种光明在他的心头闪动着。

　　他是兴奋的。

　　那夏夜的风拂过他的脸，清凉地，象薄薄的一块冰片似的溶化在他的发热的脸上，使他十分受用地感着舒适的快感。他觉得，一天都疲劳于工作里面的那精神，在这样的夜气里是恢复了，充足，兴旺，而且在生长着。

　　他一直把这种红色的心情带到公寓里。

　　住客们都熄灯了。钉在墙上的画报，便更加惨黯的现着痛苦的脸和暴露的尸身。刘希坚走过去的时候，仿佛那尸身并不是印在画报上，而是赤裸裸的躺在这院子里，躺在他的眼前。他不自觉的皱起眉头了——感着一种压迫的，把这些可怕的印象带到房间里去。

　　书桌上有一封信和一个报卷。他看着，报卷上的字很象珊君的笔迹，便立刻撕开去。果然，一张新出版的《血花周刊》出现了。那上面登着杨仲平的文艺理论和珊君的好几首诗。

　　“这位玫瑰花的女诗人也转变了么？”他感着兴味的想。一面，他看着她的第一首诗，那题做《寄给被难的死者》的诗。他刚刚看到头两句——被难的同胞们呀，我要用涂着胭脂的嘴唇来吻着你们的血，你们的尸身——便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究竟是小姐的诗人，诗人的小姐。”他一面笑着一面想。

　　但他没有再看下去。因为夜很深了，他没有时间来拜读这样的文章。并且，他还必须把刚才带回来的工作，好好的筹备着。此外他还需要很好的睡眠。他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那许多迫切的工作在那里等待着他，如同许多饥民等待着施赈者一样。他不能懈怠。他一定要紧紧的把许多工作放在他的头脑里，和他一同地度过了这一个夜。所以，他是很经济地而且适当地分配了他的有限的时间：两点钟，他躺到床上了。

　　在他的睡眠中，他和他的工作，仍旧象两个外交专员似的，在那里开着谈判，复杂的，困难地，解决着各种问题。

　　天明之后的七点钟，他醒了，警觉的醒了，如同已经睡过了下午似的，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

　　太阳在窗上，一切又都在太阳里。

　　他估量着时辰，看了表，的确还是早晨。学生们正在门口叫伙计。两个伙计一来一往地忙着倒脸水，人们的混杂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夜沉寂的市声也响了。喇叭，车轮，赶驴子的哼喝，骆驼的铃声。一切，在夜里睡眠的，都醒了，活动了。整个的北京城又开始在转动，叫嚣，没有停止。

　　他向着清晨的空气呼吸着。那疲乏的，还留着瞌睡的脑筋在明媚的晨光中警觉起来了，他精明地想着一些事情，一些零碎的，甚至于是一些不必思虑的事情。

　　随后他的思想便集中到他的今天的工作上。他觉得他应该是上工的时候了——应该把各种知识的机器从他的头脑里开起来，象工人在工厂里开起一切机器，制造着各种物品的一样，并且，需要从他的头脑里制造出来的东西，又是怎样的多呢。

　　今天，他的工作的程序是：整理决议案；根据决议案的内容起草一篇宣言；为《五卅特刊》做文章；出席×部会议，还有……最后他还必须到Ｐ大学去，去指导那一群信仰他的学生。

　　于是他马马糊糊的洗了脸，喝了白开水，坐在桌子前，把头脑中的机器开起来了。

　　他耐苦而且敏捷地工作着。这工作的忙迫，把他吸香烟的时间都占有了。从前，他在作文字工作的时候，都是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拿着香烟的。

　　他一直把决议案弄好了，才放下笔，伸一伸腰，并且当做休息一样的靠在椅背上，想着进行他的第二种工作。正在这时候，白华进来了。她好象突如其来似的，使他出乎意外的惊睨着她。

　　她的脸色不很愉快。虽然她曾经对他笑着，可是在她的眼睛里，是充分地显露着一层苦闷的光。

　　他的心里便有点诧异起来。“什么事把她弄成这样子呢？”他想。一面站起来说：“这样早……”

　　“还早么？快十点钟了。”接着她看了刘希坚的工作情形，便说：“你做事吧，我没有什么事情的。”并且她就要走开的样子。

　　可是刘希坚把她留住了，因为他觉得她的神气不很对，一定被什么苦闷把她扰乱着。他说：“不要走。我刚刚做完了一件工作。我要休息一下。”

　　白华向他望了一眼。审察的，同时又是婉曼的一眼。她从他的脸上得到一种使她满足的快意。她决计不走了。“好，我坐半点钟。”

　　说了便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脸色慢慢的活动起来，喜悦起来。

　　“我昨夜没有睡，”她望着他说。

　　“忙么？”他有意的问。

　　她忠实的摇了头。昨夜，她忙什么？她散了传单之后便回去了。回去之后便躺着。躺在床上张着眼睛。她不能睡。那种斗争，空前的那种斗争。在她的心里和脑里，同时发动着，急烈的交绥和肉搏。她被这斗争刺激得非常之深。她的好几年以来的思想根据，如同发生了地震一样的在那里动摇着。无疑的，她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是她信仰安那其主义并不是为好玩的。当然也不是为虚荣的。确确实实，她的献身，只因为把安那其主义当做革命的最好理论，当做改革我们社会的指南针，当做人类生活向上而达到和平世界的福音。所以她崇拜巴库林，尤其崇拜的是克鲁泡特金。她抱着满怀的热情，而且抱着满心的希望，勇敢的加入了无政府党。她以为从此是走到另一个境地，另一个新的不同的环境，走到她的有意义的生活的世界。她以为她是负担着改造社会的使命，她的责任的重大和她的工作的忙迫。她以为同志们可以指导她，勉励她，使她和他们共同地来努力这一革命的工作。她和他们，要紧紧的互相联系着。铲除人类中的强暴者，把弱小者扶植起来。她和他们，如同勤苦耐劳的开垦者一样，要把荒凉的人间变为丰富收获的田园，使全人类都欢乐地，手携着手，生活在这样的田园里而歌唱和平，爱，幸福。她的整个的世界观便等于这一个语言——安那其主义！她不但是信仰着，而且是努力于工作的。然而安那其主义所给她的结果是一些什么？那些矜夸的无政府党人的思想与行动所反映给她的又是怎样的现象呢？无疑的，安那其主义是非常之好的理想——它理想了迷人的美丽世界和迷人的人类和平，它把一切人间的罪恶都抹掉了，但是它的的确确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现实世界的急切的需要。为什么呢？它太好了——就是，太理想了，太美观了，太罗曼蒂克的想把世界翻起来。因此它成为现实世界里的一个灿烂的幻想的革命理论，不能够象一把斧头砍着木头似的，不能够在现实的世界里起着作用。它只能够使一般幼雅而热情的青年感到安慰的喜悦。相反，它不会使急进的沉静的青年感到满足，尤其是它到了中国之后使许多中国的青年信仰它，同时它也被许多中国的青年误解了。中国的安那其斯特，完全是神话化的革命人物，他们可以在口头上搬运着安那其主义，但是他们并不想把这理论完全了解而寻觅那出路。大家只象一群醉汉，糊里糊涂地高谈着克鲁泡特金，把那个圆额大胡子的相片钉在房间里，而且干着许多浪漫的事情。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被他们看成一个梦，一篇传奇，一幕浪漫派的喜剧。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革命是流血”，那他们一定当做笑话，因为他们的安那其的新村都是非常和平和非常美丽的。他们自甘地在这样的幻想里迷醉着。白华也是很迷醉的一个。但是，她现在觉醒起来了。她不是一个把那种迷醉当做娱乐的人。她是要改革这个社会的。她不能够永远游荡在幻想里而算是从事于社会的革命。自从五卅惨案的许多事实所给她的教训，使她不能不对于她所信仰的，所拥护的，那安那其主义的基础发生了疑惑。并且，她的同志们——根据无政府党的行动，也使她发生了许多反感。所以在昨夜，在整个夜地进行中，她躺着，思索着，苦脑着，她仿佛被无数的蛇围绕着一样，紧紧的被许多冲突的思想围困着，重复又重复地，解决着这些疑问：安那其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革命的幻想？安那其主义能够适切的改革我们的这个社会么？为什么俄国的革命的胜利，不是安那其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是不是世界的惟一的革命理论，它能够把老中国变成新中国么？……这种种，象烈火一样的在她的头脑里燃烧起来，而且一直的燃烧着。这使她苦恼极了。至于整个的夜消沉去，太阳出来了，那种火焰还堆积在她的头脑里。自然，她是需要解决的。她必须在两条路上，选了一条，决定她的最后的前途。因此她跑来了，她要从刘希坚这里得到她的力量——她并不是要他解决这问题，只是希望他把重要的共产主义的书籍介绍给她。

　　后来她拿了许多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别的小册子，十分高兴的走了出去。

　　“希望你深切的了解……”刘希坚送着她。一面走着一面诚恳的说，“如果你需要我尽力的地方，我可以尽量的和你谈谈。”

　　她笑着，一种婉曼的，坦然的笑，显然她是喜悦的接受了他的友谊。

　　他们紧紧的握了一下手，好久才分开。

　　刘希坚是完全欢喜的。他好象得到了什么胜利似的。很满足地，微笑地走进去。

　　他又开始他的第二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