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刘希坚走去之后，白华便寂寞地走回她的房里，坐在桌子前，沉默地，一只手托住脸颊，望着窗外的晴空：夏天的晚照，象美丽的长虹似的散着美丽的光彩……

　　她是很悒郁而且很烦恼的。许多不适意的事情都浮到她的脑子里来。第一使她感到不快活的就是她的同志——那些完全忽视“上海大屠杀”的所谓革命的无政府党人。那些人，在口头上都是热烈的社会改造者，在笔下尤其是解放民族的前锋，可是一碰到实际便赤裸裸的——如同被剥了皮的猪的赤裸裸一样，暴露着一切都是冷的，死的。如果不是她昨夜看出那些同志们的真相，她一定还相信她和他们是同样的负着历史的新使命。现在，他们在她的面前已经取消了一切信仰了。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孤单。自然，一个人，只孤单的一个人而没有第二个同志，这力量怎么能够使社会改变呢？她因此不得不需要那些人，虽然那些人是使她十分失望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感到痛苦了。

　　“不配讲主义……”她又愤怒的想着。

　　可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突然跑到她的脑里，使她反省地——含着怀疑成分地，对于安那其主义下了分析。“为什么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都糊糊涂涂的，没有一个人有科学的头脑呢？”她想。但立刻她又自责了：“哼，你也这样想么，你这个不忠实者！”接着她仍然相信，只有实现无政府主义才有和平的世界。这样想着，她觉得对于她自己是宽恕了刚才的犯失，同时也增加了她一直向前的勇力。她认为她应该去纠正那些同志们的谬误……然而她想到刘希坚留在她心里的那讥刺了——“无政府党人讲的是自由……”她便为难地想着她如果去指谪那些人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不就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触犯么？虽然这种自由并不含解放的意义，然而谁能够客观地分析这些？自由——无论包含的是一种怎样的成分，总之，在安那其斯特身上都是一概不许别人侵犯的。并且，在事实上，她已经深知那些同志们的一种共同的固执，也就是每一个同志都十分地看重那个人主义的自由，那看重，如同一个奴隶的忠臣看重他的帝王一样，而且还当做安那其斯特的特性，同时还当做不同于凡人的特殊的骄傲……那末，她一定要成为刘希坚所说的“如果你触犯了安那其斯特的自由……没有人再把你看做同志！”

　　于是，她觉得她的前途有一层薄薄的雾。

　　“纵然，”她随后想：“他们不把我……那也不要紧。总之，这一点谬误，我是要向他们说的。”她刚强的决定了，便觉得有立刻到枣林街去的必要，如果他们还不在那里，她就单独的去找他们。

　　这时她的思想才渐渐的平静。她的悒郁的精神也舒展了。烦恼象一个幻梦似的消灭去。

　　她离开桌子了，站在一面蛋形的镜子前，理着她的头发，她觉得她的眼皮是疲乏地，她的脸上有着倦意，愤怒，烦恼和苦闷的痕迹。她拿下一条绣着红线的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的洋毛手巾，擦着她的脸……忽然有两个人影子现在她的身边来，她急忙地放下手巾，看见珊君和她的爱人。

　　“你这个鬼，怎么一声也不响。”她笑着说。一面向站在珊君身边的杨仲平点着头。

　　珊君仍然象一朵使人爱好的玫瑰花，在她的身上显露着江浙女人的风韵。她用北京话回答说：“你也一声不响，我以为你睡着了。”

　　“瞎说，”白华望着她，一面把手巾挂上了。“现在是下午了呀！”

　　珊君笑一笑。

　　“你现在预备出去是不是？”她问。

　　“等一等不要紧，”白华说。

　　接着他们便告诉她，尤其是珊君说她昨夜一夜没有睡，躺在床上睡不着，恐怖和愤怒地看着东方吐出了白色的影，至于出来了一个灿烂的太阳。那失眠的原因，就是她看见了号外，看见了上海的大屠杀，看见了英国人的无人道的野蛮，看见了民众的血和尸首……

　　“真惨呵！”她颤声叫了一句。接着她又说，她生平感到第一的可气和可怕的就是那号外的消息。说不定那被杀的学生之中有的是她的同学，她的同乡，她的亲戚，甚至于说不定有她的弟弟。“总之，”她兴奋地——“就是不认识的，也一样，不能不使人发疯的。”显然象一朵玫瑰花的她，变成红色的萱花似的吐着赤热的气焰。

　　“你们预备怎么样呢？”她末了向白华问：“你应该为那些死者找出代价来，你是革命家！”她热烈地说着说：“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

　　这最后的一句话使对面的人吃了一惊。白华不自觉的把眼睛张得圆圆地，定定的看住这位忽然说出“要革命”的女友。她觉得珊君是一个豪绅的小姐，以读书为消遣的大学生，讴歌恋爱的诗人，从来只梦想着爱情的美丽和结婚的幸福的，也就是从来不谈政治和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不知道忧愁和贫苦的人，忽然象从沙漠上现出一朵花似的，从她的口上响出了“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的声浪——这在她是空前的，值是惊讶的名词。白华一直对她惊讶地望了许久。

　　“这样望我做什么？”珊君向她问。

　　“奇怪……”她心里想，一面笑起来了，十分好意地向她笑着。

　　珊君还在疑惑：“做什么？”

　　“你怎么也觉得应该要革命才行呢？”白华直率的问。怎么不应该觉得呢？？珊君用愤慨的声调回答：“除非是傻子，是冷血动物，才觉得我们的同胞可以让别人屠杀！”说了，在她健康的脸颊上，又浮上一种红晕。

　　白华看着她，忽然跳起来，异样欢乐的握这女友的手，一面握着一面说：“好极了，珊君！现在正是我们努力于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献给革命的时候。这时候除了革命，我们没有别的。”

　　珊君也热情的，插口说：“不错，”她同情地——“我们是要起来革命的——当然，你是已经从事革命了。”

　　白华便有点被意外的欢喜迷醉着，张开手臂，将珊君紧紧的拥抱了。

　　“那末，珊君，”她的声音也是疯狂的——“你加入安那其好了！只有安那其的‘新村’才是我们的和平世界。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属于安那其的。”接着她不等待珊君的回答，又加上一句：“我今天就为你介绍。”于是把怀抱中的珊君松开去，她看见她的脸色绯红地，仿佛她是被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强抱了许久的样子。

　　“我是要加入革命团体的。”她舒了一口气，才慢慢的说。

　　“那加入安那其，没有疑义。”白华坚决地，她的声音包含着许多煽动的成分。

　　珊君不回答，只迟疑地把眼光向右偏去，落在杨仲平身上。他正在听着她们谈话，一面又在看着一张《京报》。白华便笑着高声说：“密史特杨，珊君在问你呀！”

　　珊君立刻把眼光收回去。

　　杨仲平放下报纸，说：“我没有意见。”并且说他不愿干涉珊君的行动。

　　白华便进一步的说：“密史特杨，你不反对珊君加入安那其么？”

　　“当然不反对。”

　　“你自己呢？”白华更进一步的问：“你不和珊君一路加入么？”

　　“我么——”他找出一个理由来回答，“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还不了解。”

　　“问题只在你要不要了解，”白华逼迫的说。

　　“当然要了解。”

　　“那末，我这里有许多重要的书籍，你可以拿去看。我相信你不要看好多，你就会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倾向。”

　　接着她又照例的说了许多安那其的新村计划，如同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员向人家兜揽生意似的，完全把乌托邦的幻想再加上一层美丽的形容词的装饰。

　　“好的，”他回答：“我看了再告诉你，说不定我就要加入——”这最后的一句，他实在有点违心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无政府”或者“安那其”这名词，甚至于连现在——在白华热烈地向他宣传的现在，他也没有这样想。

　　可是白华却以为有几分说动了他，便欢喜地和他握一下手，一面说：“你以前都没有看过？”

　　“一本也没有，”他回答。但他立刻想起他曾经看过一本《面包掠取》，不过他只看了十几页便厌烦的丢开了，因为他觉得远不如看王尔德的小说有趣。

　　于是白华转过脸去问珊君：“你先加入好不好？”显然，珊君要和她的爱人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她回答说：“我也等一等——等看了那些书之后……”

　　这回答出乎白华的意外：她没有想到珊君竟也给她这么一种滑头的拒绝。因此她有点生气。同时又有着比生气更大的失望包围了她，使她一声也不作的默着，坐到床沿上，心里想：“不是战士，这般文学家……”接着她听见一种清脆的声音从珊君的嘴唇上响过来。

　　“现在，自从上海的惨案传到北京来，我和仲平的思想都有点变动，就是他和我都觉得应该革命才行。”她停顿一下说，“所以，只要是革命团体，我们都要加入。”

　　白华不作声，只听着。

　　珊君又要继续的说，可是杨仲平把她的话打断了。他自白似的说：“我现在是相信艺术改造社会……”这是他的一句真话。因为在那两天以前，他所崇拜的还是普希金、拜伦、王尔德……追随这些老前辈而努力于创造一座美丽的“象牙之塔”的，并且要把他自己深深的关进去，在那里面大量地产生他的小说，诗，戏剧。可是这两天以来，他自己也不很理解地，觉得他需要写一篇带着血腥的作品了。虽然他没有分析这观念的变迁是什么缘故，甚至于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艺术观是从“为艺术的艺术”而走到“功利主义”，但是他已经觉得——他需要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系的东西，尤其是他要为五卅的惨案而预备出一种周刊，并且把刊物的名字还叫做《血花》。

　　他和珊君来到这里，就是为这个《血花周刊》的缘故，因为珊君知道白华会写一些有社会性的小说。杨仲平终于把这目的说出来了。“你当然加入，”他最后说。

　　珊君也接着向她劝诱：“白华，你是能够写文章的，尤其是这一类的文章，所以你非加入不可！”

　　白华对于这事情很冷淡，她还没有染得文学家对于出版刊物的嗜好——也许竟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如同许多商人想开分店一样。

　　“不，”所以她回答，“我不加入。”

　　“为什么？”杨仲平笑着问她。

　　“恐怕我没有工夫。”

　　“你很忙么？”珊君问。

　　“说不定很忙。”白华一瞬也没有忘记她的安那其主义的工作。

　　“那末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你就什么时候写一点，”杨仲平让步的说。

　　珊君又要求她答应。她终于回答：“不过你们可不要靠我写多少。”

　　杨仲平便欣然地告诉她，说《血花》可以在一个日报的副刊上出版，并且下星期二就出创刊号。于是，五分钟之后，这两个人便夹了一包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和白华握一握手，走了。

　　白华看着那背影，心里便热烈地想起她的同志——她要到机关里去找他们。

　　她立刻锁了房门，走了。天色已经薄暮，四处密密地卷来灰色的云，乌黑的老鸦之君在这沉沉的天野里飞着，噪着，马神庙的街上现着急步的走去吃饭的学生。路灯象鬼火似的从远远地，一盏两盏地亮了起来。空气里常常震荡着《北京晚报》和《京报号外》——“第三次号外”的声音。她一路快步的走，一路热情的想着——

　　“如果……他们还不在……我就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