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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首都，也是世界上的一座名城。无论是从历史文物上来看，还是从解放后的建设上来看，不管是从文化教育上看，还是从工农业生产上看，北京都有取之不竭的文章资料，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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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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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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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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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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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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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殿里的佛前灯一排一排的，每个顶着一颗小灯花燃在案子上。敲钟的声音一到接近黄昏的时候就稀少下来，并且渐渐地简直一声不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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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诸葛亮，一般人对他大概都有好感。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呢？那也不尽然。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比如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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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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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回南方去，曾在“天津丸”中写了一篇通信，登在本《草》上。后来北归时，又在“天津丸”上写了一篇，在天津东站亲手投入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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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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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北京晚报》发表的言佳同志写的《蓖麻蚕》一文，我很高兴，愿借此机会，也来谈谈养蚕的问题。先要来“正名”。蚕字现在流行的简体字写成“蚕”字，这是不妥当的，似乎应该考虑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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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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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黄鹤楼的时候，每每要想到古人某某在黄鹤楼上饮过酒。接着又必想到“周郎赤壁”，其实赤壁还离得远呢!至于远多少，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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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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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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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这个病室，因为是新造的，所以比较的清洁。墙上的白粉和墙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侥幸的是，没有向来和监狱结着不解缘的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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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前的一个星期，那个曾在厅长公馆里当过园丁出身的厨役，早已带了一些礼物晋省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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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过上海的人，看过或住过几座招待宾客的高楼，对于那座十八层高的上海大厦，都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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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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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苦命人，到处都得受罪。穷大奶奶逛青岛，受洋罪；我也正受着这种洋罪。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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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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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读者来信从新疆寄给我，问我“关于地下水和地上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位读者最近看到《燕山夜话》第一集，他对于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特别注意，问题就是“从这篇文章联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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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1日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的纪念日。对中朝两国亲如兄弟的人民来说，对关心亚洲和平的世界人民来说，这真是伟大的吉日！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这一历史性条约缔结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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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边区，马路底尽头。在记不起来的往日，人们惯常将垃圾往这里运送。当垃圾堆成了小山，于是有人在上面建造房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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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谈了书法问题之后，刚巧孩子从学校回来，叫嚷着要买字帖，要练习写字。做父母的当然很高兴。选什么帖子呢？孩子转述教师的话，说要颜体的《多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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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据说原书是一九四一年从陕西邠州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后来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翻印。原书是手抄本，题下注有“秘本兵法”字样，著作的年代及著者姓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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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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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书人向来不大在乎东西。“家徒四壁”不失为书生本色，做了官得“两袖清风”才算好官；爱积聚东西的只是俗人和贪吏，大家是看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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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