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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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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有个村庄，离铁道不远。十二月某日下了一天的雪，到下午才止住。第二天天色虽还没明，全镇的房舍、树木，在白色积雪中映着，破晓的时候格外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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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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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纪元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就在那时发行。不知在第几期上，看见了十首游戏诗，题名叫做《都门窑乐府》，不经意的一读，立刻就感觉到一种浓郁的趣味，于是读了又读，一直读到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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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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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晴。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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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有个圆通寺。寺后就是圆通山。从前是一座荒山，现在是一个公园，就叫圆通公园。公园在山上。有亭，有台，有池，有榭，有花，有树，有鸟，有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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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是归去了，住不惯我们这个灰色枯燥的人间，她终于又是归去了！虽然多情的春神，在明岁的开始，又会含着微笑，披着灿烂的衣裳来抚慰我们；可是现在啊！现在只有她那临别时的一丝残痕，深刊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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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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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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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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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我们太把西湖看理想化了。夏天要算是西湖浓妆的时候，堤上的杨柳绿成一片浓青，里湖一带的荷叶荷花也正当满艳，朝上的烟雾，向晚的晴霞，哪样不是现成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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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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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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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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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今天简直不舒服。赵先生是属于快乐派的。他有爱人，有钱，一切都得意，又有天生的一副快乐脾气，喜欢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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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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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Venice）是一个别致地方。出了火车站，你立刻便会觉得；这里没有汽车，要到哪儿，不是搭小火轮，便是雇“刚朵拉”（Go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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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羊尾镇，知道不久就要到达陕西省的白河县了，虽然疲乏，也稍稍振作了一下。太阳就要落下山去，然而白河还是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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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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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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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年，“民族主义文学”家敲着大锣大鼓的时候，曾经有一篇《黄人之血》说明了最高的愿望是在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之后，去剿灭“斡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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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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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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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来，我没有写成功一个字。很多爱我的和关心我的朋友，常常写信或者跑来当面对我说：“老叶，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看，你这样穷——负担着一家人六口的生活，而常常挨饿……况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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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枫到了香港，他见的九龙是几条盘错的运货车的浅轨，似乎有头有尾，有中段，也似乎有隐现的爪牙，甚至在火车头穿度那栅门时似乎有迷漫的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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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破晓酒醒时候，我忽然忆起前晚上他向我提过“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这两句词。仿佛前宵酒后曾有许多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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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夏初的天气。我爱看树和草的鲜嫩的绿叶子。古人说：“春秋多佳日。”今人鲁迅先生又说：“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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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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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