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炒饭么?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
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的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询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习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商而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的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作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作大众的母亲,不要作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的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