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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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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常喜欢用“伟大”两字来形容一种令人景慕的人物，其实，由于习惯熟见的缘故，这两个字被采用时，其所代表的意义反不一定真正包含着“伟”与“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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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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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区的农民似乎不大喜欢养牛，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的同志说，这仅仅是习惯的问题。我想其中恐怕还有别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上可能还不明白养牛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在农村中进行一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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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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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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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电灯，好像通夜也没有关，所以我醒来一次看看墙壁是发蓝的，再醒来一次，也是发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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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什么？故乡是幼时模糊却温暖的回忆。故乡的长街上，总有行人零零散散地走着。小贩们站在路边相互闲聊说笑，或卖糖葫芦、或磨刀、或卖鱼，偶有客人来，缓缓地挑选着商品，付了钱，便提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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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们所被羁押的看守分所却在吴县横街，如乘黄包车约需二十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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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麻雀燕居屋檐底下，在旁有慈爱的母亲。窝中干燥而温暖。他日常所吃的，有金黄的谷粒，棕红的小麦，肥白的虫，和青绿的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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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碧血录》是我所见林琴南先生最新刊的小说。我久不读林先生的古文译本，他的所有“创作”却都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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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间，正在吃饭的时候，管门人来告诉：“外面有人找。”踏着雪，看到铁栅栏外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他是来找武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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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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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轻掠飘浮过的思绪，都浸在晶莹的泪光中了。何尝不是冷艳的故事，凄哀的悲剧，但是，不幸我是心海中沉沦的溺者，不能有机会看见雪浪和海鸥一瞥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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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平日相见，往往以握手为礼。这种礼节究竟好不好，似乎还值得研究。为什么这样提问题呢？问题首先是由卫生的角度提出的。但是，除了卫生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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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遇见一位老乡。他告诉我：“就在咱们住的那个村庄，发现‘火井’了。”这真是一个喜事。从来不知道有火井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有了火井，怎么不叫人高兴呢？可是，在发现了火井以后，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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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不是小说。假若我是个木匠；我一定说戏剧不是大锯。由正面说，戏剧是什么，大概我和多数的木匠都说不上来。对戏剧我是头等的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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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T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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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的两位教师。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许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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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里，有下边这样的话：“文学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是以热爱劳动、勇敢、无畏、对我们事业胜利的信心的精神，以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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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养狗》的短文刚发表，有一位同志就提醒我：狗和猫应该并提。人类养猫狗有同样的历史，它们都是有益的动物，如果房子里有老鼠，就更会想到养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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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了，我却没有送你。我那天不是对你说过，我不去送你吗？送你只添了你的伤心，我的伤心，不送许倒可以使你在匆忙之中暂时遗忘了你所永不能遗忘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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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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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开着艳艳的花，有蝴蝶儿飞，也有鸟儿叫。小姑娘——叶子，唱着歌，在打旋风舞。为了捕蝴蝶把裙子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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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思夜想，忽忽已二十五年了，每逢春秋佳日，更是想个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却原来是害了山水相思病，想的是以幽壑奇峰著称的浙东第一名胜雁荡山；不单是我一个人为它害相思，朋友中也有好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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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口齿极钝的人，连普通的应酬我都不能够对付，所以，我对于说话说得极多并且极为伶俐的人是十分地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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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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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理斯（Havelock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说十五岁时初读斯温朋（Swinburne）的《日出前之歌》，计算大约生于一八五六年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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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不知以何因缘，我家的花草树木，居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意，一年四季，来客络绎不绝，识与不识，闻风而来，甚至有十二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也先后光临，真使我既觉得荣幸，也觉得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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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搬回文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