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们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几朵猩红的大丽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示我一些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我,不但在公的一方面要追念他、景仰他,就是在私的一方面也要追念他、景仰他,因为我对他老人家是有文字知己之感的。
一九五〇年上海《亦报》刊有鹤生的《鲁迅与周瘦鹃》一文,随后又有余苍的《鲁迅对周瘦鹃译作的表扬》一文,就足以说明我与鲁迅先生的一段因缘。鹤生文中说:“关于鲁迅与周瘦鹃的事情,以前曾经有人在报上说过,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批语当初见过,已记不清了,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只是可惜不多;那时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域外小说集》早已失败,不意在此书中看出类似的倾向,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鲁迅原希望他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译作出来了。(下略)”余苍文中说:“(上略)我们首先应确定周先生在介绍西洋文学上的地位,恐怕除了《域外小说集》外,把西洋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印成一本书的,要以周先生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华书局出版)为最早。此书取材方面,南欧、北欧、十九世纪的名家差不多全了;而且一部分是用语体译的,每一作品前面,还附有作者小传、小影,在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甚么人来做这种工作的。此书出版年月,大约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左右,曾获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奖状,此事与鲁迅先生有关。原来鲁迅那时正在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当佥事科长,主管这一部门工作,曾将中华送审的原稿,带回绍兴会馆去亲阅一遍。他老先生本来就有意要提倡翻译风气,故在原书批语上,特别加上些表扬的话。中华书局如能找出当日原批,还可以肯定这是出于鲁迅先生的手笔呢。抗战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为针对当时国情,积极呼号御侮,曾一度展开联合战线,报纸上发表郭沫若、鲁迅、周瘦鹃等数十人的联合宣言,鲁迅对周先生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
不过鹤生说我后来不再有译作出来,实在不确,我除了创作外,还是努力地从事翻译,散见于各日报各杂志上,鲁迅先生他们没有留意。一九三六年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四册,就是一个铁证;内中包含二十八国名家的作品八十篇,单是苏联的就有十篇,其他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一应俱全,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许会点头一笑,说一声孺子可教吧?
至于余苍所说的出版年月,一九一八年左右,实在已再版了,初版发行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时我是二十二岁,为了筹措一笔结婚费而编译这部书的。包天笑先生序言中所谓“鹃为少年,鹃又为待阙鸳鸯,而鹃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鹃所好合百年之侣至”,即指此而言,他老人家原是知道这回事的。
此书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送往北京教育部审定,事前我并没知道,后来将奖状转交给我,也已在我脱离中华书局二年之后;那时鲁迅先生正任职教育部,并亲自审阅加批,也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知道的。去春北京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士菁同志曾来苏见访,问起鲁迅先生的批语是不是在我处?想借去一用。其实我从未见过,大约当初留存在中华书局,只因事隔三十余年,人事很多变迁,怕已找寻不到了。抗日战争初起时,鲁迅先生等发起文化工作者联合战线,共御外侮,曾派人来要我签名参加,听说人选极严,而居然垂青于我,鲁迅先生对我的看法的确很好,怎的不使我深深地感激呢?
鲁迅先生的大作《呐喊》《彷徨》,我曾看过三遍。看了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知道他处于黑暗的时代,以彷徨来表示愤激,以呐喊来惊醒国人。我们未尝不彷徨,可是未敢作斗争;未尝不呐喊,可是声音太低弱,其贤不肖之相去也就远了。鲁迅先生如果知道今天的祖国,阴霾尽扫,八表光明,也该含笑于九泉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