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爲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爲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爲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爲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爲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爲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