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蘇軾逝世八百五十年
一 時代與蘇軾
蘇軾是四川眉山人。他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曆應該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於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歲。今年七月，正是他逝世之後的第八百五十年。
蘇軾所經歷的是北宋經學、文學最昌盛的時代。那時經學方面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王安石等歷史上有名的經學家。宋太祖趙匡胤懲於唐代藩鎮滅國之禍，生怕武將權力大了會搶他的天下，於是崇文抑武。從趙普一句什麼“以半部《論語》致太平”開始，宋朝便加意提倡儒學，以儒學爲其統治國家主導思想。所以經學十分發達，大官差不多都是奉行經學的。文學方面則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黃庭堅、秦觀，這些也是歷史上特出的作家。他們之中，除少數如王安石外，其作品都在精神上或多或少繼承了李白的餘風。（蘇軾曾說歐陽修詩賦似李白）。儘管他們在感情方面比李白柔軟細膩了，在境界方面比李白狹窄了，他們一般地缺少李白的氣魄；甚至在技術方面，多數人與李白不同，許多地方反是學了杜甫。可是李白那種帶有道家氣味的浪漫精神，在宋人詩詞中，是到處可以聞到的。他們在政治思想及作風方面，被儒家弄得逼逼窄窄；但在文學方面，則或多或少把李白的精神來滿足自己。
當時國家的政治情況表面上是一派平靜，好象國泰民安。而實際上宋朝致命的外患則正在醞釀。當時契丹雖然是開始在走下坡路，卻每年還要宋朝送它許多金帛作爲給予和平的代價。而趙元昊在西北叛變，自立西夏國，宋朝非但對之毫無辦法，並且每年還要獻他二十餘萬兩的金帛，有時甚至割地以求相安。內政方面，一天到晚講經學，講堯舜周孔，而苛捐雜稅，水旱蝗螟，弄得人民不能生活。王安石爲了挽救這種情勢，主張並實行大舉變法，以求富國強兵。但是他既不能夠使政治界和思想界對他的主張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時他的主張，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之下，如何能全部行得通，他自己也沒研究。因此，幾個皇帝一換（自一〇三六年至一一〇二年，宋朝一共遞嬗了五個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中還有個宣仁後在哲宗做皇帝的頭幾年攝政臨朝），他的新法也就跟着或是全部被採用、或是全部被廢止。國家的大政方針及具體政策，都是朝令夕改。這使得國家和人民的情況愈來愈糟了。
這種政治的文化的條件，大大影響了蘇軾的生活及思想。他的思想是二元的：一面是搞經學，做儒家；另方面是好詩酒，愛自然、講莊周、陶潛、李白。在經學方面，他並沒有弄出道理來，僅僅作了《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及《書傳》，都沒起大作用。但是作爲一個儒家人物，他對當時的政治所採取的態度，基本上是跟司馬光走，主張按祖宗的老法子辦事，不要輕易改動，大肆騷擾。他諷刺王安石是用法治，不是儒治。他和王安石的變法派是這樣對立起來。這造成了他兩次被貶，並且坐牢受刑的根源。其次，他雖然也講堯舜孔孟，但是他的道家的浪漫精神，又使他對程顥、程頤這些反變法派的老夫子們死死板板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教條主張看不順眼，老是爭吵，得罪人甚多，這就是所謂“洛蜀之爭”。“洛蜀之爭”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尖銳對立，給蘇軾在東京（北宋的首都，現在的開封）樹立了許多敵人。他在東京站不住腳，經常請求外放。蘇軾自二十五歲做河南福昌縣主簿時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所唯一能有的事業生活。到他死時，一共是四十一年。這四十一年中，他只有八年左右是在東京皇帝面前做官；十一年是在貶謫中，其中五年在黃州，六年在惠州及海南島；其餘二十二年除爲老蘇守喪兩年多以外，全是在外州外縣做官，治理民事及很少一部分軍事。
近二十年的吏職生活，大大的發揮了他對待現實的積極態度，展開了他與人民的關係。他在政治上自己沒有一套方針政策，但是在他擔任吏職的時候，他卻是投身在消除水旱蝗螟的搏鬥之中，從事於減消人民的痛苦、解決人民的問題的實際工作。他把自己卷在人民的命運裏面，親自動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從李白乃至於莊周所得來的浪漫不羈的精神，又使他對這種辛苦負責的吏職感到很大的苦惱和拘束。此外，國家總的情況不能改善。他主張打西夏，而政府一味屈服。新法又執行得不好，因爲當時社會條件不夠，最顯然的是在剝削社會裏不可能產生一種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來使這些辦法，其中特別是青苗法與市易法，達到其可能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目的。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之執行，不但沒有產生富國強兵的效果，並且使國家愈來愈弱，使人民受了更多的損害。這個總的情況，使蘇軾一面在民事上辛苦勤勞，毫不放鬆；一面又覺得勞而無功，無補於事，不如道家之放浪形骸者爲佳。顯然的矛盾折磨他一輩子，幾乎是到死未能解決，儘管這種矛盾並沒有影響他的曠達的樂觀的態度。
一一〇一年，宋朝換了一個新皇帝：哲宗死了，徽宗上了臺。蘇軾從五十九歲起就開始了的嶺南放逐生活於是結束。他從嶺南被赦北徙，回到他所心愛的江南，在路上花了一年之久，發生了痢疾，一一〇二年七月死於常州。
這就是蘇軾的時代和蘇軾自己。
二 蘇軾與人民的關係
後代人喜愛蘇軾，表彰蘇軾，一般總是從他的詩文着眼。大家喜好他的不事雕琢、來去自如而能恰盡真實的文筆，象“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後赤壁賦》）；“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許多人爲他那種時時是“雨過潮平江海碧”（《望海樓遠景》）的曠放胸懷所攝收，以爲從他才能夠看到廣遠的境界；甚至於他那些縱橫捭闔，抑揚慷慨的史論，也都曾使人流連不置。出身於剝削社會的知識分子，往往是容易只去注意這些東西、愛好這些的。因爲他們自身受着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剝削與壓迫人民，毫無出路，感覺社會是一個其大無邊、滿着塵埃的蛛網，自己則粘在這個網上。蘇軾寫出來的東西，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蘇軾所被強調了的一面，代代相傳下來，他變成了一個似乎完全對人民不負責任、只顧自己放肆享樂的野人。而他那與人民關係、人民所要求知道的一面，儘管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反而很少被提及。這就是他那二十年的吏職生活，以及十年以上的放逐生活中所表現的一些東西。
蘇軾對於人民的疾苦是非常之關心的，他時時歌唱人民的痛苦與歡樂。當他二十七歲時，在鳳翔做官，出去到各地決囚，在路上逛了一個李姓的大花園，聽說這園子是強佔民田弄起來的，他悲憤地寫了一首詩，詳細描寫了裏面的豪華佈置，然後說道：
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郁城之麓。
（《李氏園》）
上面說到他決囚，他到杭州通判任內時，看見大年夜裏繫獄的囚人太多，於是要通宵把他們都辦完，好讓他們能回家過年。他一面審查囚人，一面悲嘆：
除日應歸休，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獄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
（《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
他的時代本是表面太平，表面還不算太窮困的。但是苛捐雜稅所造成的痛苦，已經是不能掩蓋的事實。他四十五歲時，在東京打完了官司，從牢裏放出來，謫貶黃州，路過蔡州遇雪，就把沿路所見慘狀，總括在四句詩裏面：下馬作雪詩，滿地鞭棰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爲黎元。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因爲他曾經以詩文諷事得罪，他只敢這樣籠統的寫出他沉痛的心情。他一面感受人民的痛苦，一面又時時怨自己無補於時艱。這種心情，在他和一個朋友孫侔唱和時表現出來：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
(《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
他不但是怨自己，也怨政府：
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鉅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就是因爲這一類的怨辭，他的仇人們便假借他到湖州上任謝表中的幾句話，說他老是誹謗皇帝，把他抓起來，拷打一頓，並貶了黃州。他的家給人氣不過，把他的詩文幾乎燒光了。
但是他並不是光看到人民的痛苦的，人民的歡樂，他也能以同人民一樣快活的心情唱出來。在吏職任內，他時常要禱旱祈雨。他不信祈禱，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得了雨，他就這樣高興：
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昌黎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他時常要同旱災和蝗蟲搏鬥，一下子見了應時的雪，他立刻想到：
玉花飛半天，翠浪舞明年，蝗螣無遺種，流亡稍佔田。
（《和田國博喜雪》）
觀察和歌唱人民的哀樂，並不即等於投身到人民的哀樂中去，解決人民的苦難。蘇軾爭取外放，不肯留在東京，或者不是爲了去參加人民的生活鬥爭，但實際上他卻沒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去這樣做。宋朝爲了剝削人民，充盈府庫，重要鹽區的產鹽都要官賣。從南到北運官鹽的河，時常要挖。蘇軾本來反對官賣鹽，但不能不帶老百姓去挖河。他寫詩抱怨鹽事妨害老百姓的農耕，同時和老百姓一起，在泥湯裏跑，名爲監督，實際上是去與他們共患難。這是他其他的事蹟所證明了的態度。他深知官賣鹽的禍害，便以地方官瞭解民情的身份，去反對官榷。當他知密州（山東高密）時，他給宰相韓琦上書，請求把官榷給與老百姓。後來又給文彥博上書，請求至少山東鹽不要官賣。兩書從頭到尾，詳細地極陳人民的痛苦，並催他們自己拿定主意，停止官榷。要把意見發到下邊去討論，免得耽誤時間。但是官榷還是照樣進行。
在與水斗爭方面，蘇軾是傑出的。人們都知道，他第二次去杭州當知州時，把西湖水與幾條河流溝通，並挖了西湖，築了蘇公堤，使杭州城內，從此永遠絕了水患。他知徐州時，一下遭逢了河決，他給朋友用四句詩寫那水勢：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鵾。
（《答呂梁仲屯田》）
水很快就圍了城。這時候，有錢的人都要跑，蘇軾不讓他們走。他親自走到兵營去調軍隊守城。同時，他自己搬到城上去，搭起茅篷來住，和軍隊、老百姓一起，鼓舞他們挖土築堤；共同搶救城垣。城救下來了，他又要防明年，於是又加一道木岸。那時他興奮的繼續寫道：
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黔昆。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錘雷動蒼山根。
（《答呂梁仲屯田》）
徐州畢竟被他們保衛住了。這是他與人民共同的勝利。
對付蝗蟲，也是他常常要做的事。他恨東京的議官和一些地方官常常輕報蝗災，以便藉此向老百姓要青苗錢和手實錢（虛說受災的老百姓要罰錢，名手實錢）。他給韓琦上書，詳報蝗災，請免了那兩項錢。同時，他自己出馬，和老百姓一起，去與蝗蟲作戰。他寫了很多首捕蝗詩。在有一首中，他以戰士的心境來寫這種戰鬥說：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同蝗蟲作戰是非常勞苦的事，他常常是搞得筋疲力竭。他這樣說：
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飛騰漸雲少，筋力亦已竭。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雖然如此，他卻不覺得他不應該做這件事，他還是想到人民，他在同詩裏警誡自己：
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蘇軾關懷人民，不僅表現在上述那些方面，所有於人民有利的事，只要他管得上，他都要做，諸如賑災免糧、設病坊（醫院）、派醫生分街治疫（流動醫藥站），是他在各地當知州時作的。在他被貶無能爲力時，他就發動別人來作。他在黃州，要知鄂州的朱某禁止殺嬰，並幫助貧民養嬰。在惠州，發動人民造了兩道橋。他時常替病者找人捐醫藥，替死者找人捐棺材。遠道的人，他就寫詩寫信去捐。當然，他自己也是捐的，他在人民困難之時，緊緊把自己和他們系在一起，是爲了什麼呢？蘇軾曾經有兩句話，似乎可以答覆這個問題：
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
（《慶源宣義王丈求紅帶》）
但是蘇軾究竟是不是識字耕田夫？他能夠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嗎？
在王朝時代，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官僚，不可能或者極不容易與老百姓完全打成一片。假定有這樣的事實，過去統治階級的記載，也認爲不是道而不加以記錄。在蘇軾的生活中，只有兩次有過類似乎與老百姓打在一起的情形：一次他謫貶黃州時，窮不能活，當地人送了他一片砂石地，他自己去挖石墾田，農民來教他種麥子。後來他叫這片地爲“東坡”。蘇轍所作墓誌銘說他在黃州是“幅巾芒
，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溪谷之間”。第二次，他被謫海南昌化。在那裏，他與老百姓似乎是熟習的，他有時背一個大瓢，在田地裏一面走一面唱歌。一個往田裏送飯的女人對他說，他過去的富貴都是一場春夢。他感動得寫了一首詩。他也曾寫詩講他在半醒半醉時跑到土人家裏去拜訪，小孩子們吹着大蔥出來迎接他。他跟當地人這樣的弄熟了，因此他得意起來說：“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儋州二首》）這些當然都還是簡略的記載，不足以說明他內心裏及生活中真能夠與廣大人民溶在一起。但是從蘇軾之關心人民的利害，並竭盡自己的力量來爲他們的較善的生活而鬥爭這一點看去，人民的氣氛、人民的熱情，似不會爲他所厭避。假如他活在今天，他一定是屬於人民的。
三 蘇軾的矛盾
蘇軾一面有着對人民的積極關切，一面又時常有超塵出世的浪漫思想。蘇轍說他小時跟父親讀書，忽然發現了《莊子》，他非常高興，說自己向來總覺得有點什麼問題不能解答，有了《莊子》，問題解決了。同時蘇轍還說，他的詩象李白、杜甫，晚年則學陶潛。但蘇軾詩中，很明顯的杜甫精神卻不多。偶然有些句子，如“竹杪飛華屋，鬆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如“窗搖細浪魚吹沫”，技術上象杜甫，但這些東西，甚至技術上都不是代表他的。代表他的是“濤聲夜半千巖響，詩句明早萬古傳”；是“明月何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是“不用撐腰拄腹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以及其他類似的許多詩詞。這些都是在精神上和技術上近乎李白的。他時常提到陶潛，好象是嚮往之至。他晚年確也把陶潛所有的詩都和盡了。但是，甚至即使是這些和詩，在精神和技術上很類似陶潛的地方都不多。他把這種類似李白的精神，不但是帶進了詩裏面，並且帶進了他的詞裏面，爲南宋詞人，特別是辛棄疾開闢了新局面。他早期時常講到他的性格是“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他利用他的吏職轉移，以及放逐的機會，周覽山川，追逐自然。他崇拜英雄，爲周瑜、曹操的消逝而大爲感嘆。所有這些，一讀到就會令人想起李白來。
李白之外，影響他最深的，要算莊周。對於事物變化的觀點，有一些早期辯證法的淵源，最顯然的是《前赤壁賦》中的幾句：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這種辯證法的觀點，是從《莊子》，特別是《齊物論》裏面來的。《後赤壁賦》的鶴化道士的意境，不可避免的使人要想到莊周化蝴蝶、蝴蝶化莊周，都是關於早期辯證法的神話的想象。《齊物論》中的一些看法，在他晚年謫居海南的詩中，更覺明顯。但是這類議論詩都沒有什麼可讀了。
陶潛給了蘇軾許多歸田園、退隱的思想，雖然他的氣氛不屬於陶。
蘇軾近李白，尊莊周，慕陶潛。但是他和這些人有一個重大的不同之點：他一生都是被纏繞在一種歷史性的矛盾之中。當然李白與陶潛都不是從頭就沒有矛盾的，這種矛盾本屬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詩人所共有的。但是前兩個人似乎都有所選擇，而蘇軾是不能選擇、不願選擇、至終也不會有所選擇的。他對現實的積極，對人民的關懷，對豐富的生活的熱烈愛好，最後，或者還有儒家所給他的責任感，使他不能夠象陶、李二人那樣解決他的矛盾。現在來看，他的矛盾是些什麼內容？
首先，他對待他的吏職是什麼態度呢？我們知道他是很厭煩的。他一則說：“老守厭簿書”（《與樑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再則說“簿書顛倒夢魂間”（《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可是他要在大年夜去審閱囚犯的案件，他要警惕自己說：“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吏職、人事，特別是吃官司，弄得他煩了。他常常說要回故鄉、歸田園。可是他從來沒有歸田園。他怪自己：“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頳。”不回故鄉，那麼就在什麼地方隱居起來吧，他又不行。他說：“便欲北山前，築室安遲暮，又恐太幽獨，歲晚山入屨。”他是個愛熱鬧的人，不願被山埋葬。
那麼，就把官老老實實安心做下去好了。他做官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安心。他說：“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
蘇軾本來不是很迷信的。但是，他時常要跟着和尚道士們混：一面藉此遊覽山水，一面也是感到了死生的問題及所謂人生煩囂的問題。他想着另找一個世界，逃避人生，甚至曾經做過一些燒丹唸經的糊塗事。雖然如此，他心裏卻還是保留着很大的疑問。他一則說：“江上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源。”二則說：“我欲仙山掇瑤草，傾筐坐嘆何時盈？”他的耳朵聾了，他一面說，聾了好，免得知道人間許多事；一面又擔心：“但恐此心還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他一時“舉天祝浩渺，樂此兩無情”；一時又慨嘆：“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和猶子遲贈孫志舉》）。他想逃避而無法逃避，無路逃避。
蘇軾拖着這些不可解決的矛盾，時常感覺到不知自己應走的道路究竟是什麼。雖然他有時好象找到了路，可是，當他五十九歲坐船沿贛江去嶺南時，他還問自己：“此生何歲略知津？”（《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在嶺南住了六年，中間從惠州又貶過海去，在海南昌化住。這六年中，他的生活是十分孤寂的。在海南，只有他的小兒子蘇過跟着他。但是他卻在那裏“情及疏賤”。（王宗稷編《東坡先生年譜》）很快的使他和當地人發生了感情。這時候，他把他一生關於與人民的關係的經驗凝結成兩句詩：“到處爲鄉里，親賢友其仁”（《用前韻再和孫志舉》），以之來教一個學生。好象他與人民和社會的關係，是這樣定下來了。同時，他以餘年的精力，遊遍了惠州和海南的山嶺，寫了不少生動有力的自然詩。有一次，山中遇急雨，他用這樣磅礴淋漓的兩句詩來形容：“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雲“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他的態度似乎更加樂觀。他高聲地唱着“人間無南北，蝸牛空出縮”。這時他已經六十四五歲了，他還要“便回爇天焰，長作照海燭”。
從此一直到他死，他的詩裏表現矛盾之處是很少了，好象是他的許多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但是他的生命沒有繼續下去。假如他不死，假如朝廷再要他去擔任某種官，或者再擔負起某州吏職來時，這些矛盾會不會回來呢？因爲他的思想態度是二元的，因爲他對人民的關切與他對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愛好不是統一的，前者是爲人，後者是孤立地、逃避地，爲了他自己。再，特別因爲他的時代不可能滿足他爲人民解決問題的要求，假如他不死而要繼續做官，他的矛盾就很有回來的可能。
在封建社會中，屬於封建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們，自身既受着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剝削和壓迫着別人。無論他的物質的或精神的生活，都好象是被一隻無情的巨掌播弄着。他們整個生命的意義成了問題。死生無憑，禍福無端，是非莫辨，出處（做官與否）沒有意義，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是不明白的，是強迫的。所有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解決。這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悠久的巨大悲愁和矛盾。這些知識分子們把它歌唱出來，是有意義的。假如所有那些過去的有良心的詩人們今天都能夠從墳墓裏站起來，擁抱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從那個被解決了的巨大的矛盾裏，該會爆發出怎樣偉大的歡欣來呢！而蘇軾的個人曠達、個人樂觀的態度，也一定會變成真正廣大人民的胸懷和人民的樂觀主義了。
（載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