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有偉大文化傳統和豐富藝術遺產的國家。但是，不管是在詩歌、小說、戲曲、繪畫、雕刻等等方面曾經有過多少光輝燦爛的作品，不管在這些方面曾經站立着一些怎樣光芒萬丈的人物，我們對於這些人物的歷史卻很少認識。舊中國的文化史上沒有留下一本象樣的文學家藝術家的傳記讓我們容易瞭解這些偉人是在怎樣艱苦困難的客觀條件之下，爲祖國爲人民放射中華民族的永不消褪的光芒。封建統治者所講求的不是文化，而是供奉；不是創造，而是享受。這是創作家的生活被淹滅的主要原因。其次，在舊中國，科學思想與科學的研究方法不能發展，使中國的傳記研究跟中國的文化史一樣，不能開展，往往流於捃拾故事，編湊印象的半真半假之途。這也是中國作家傳記之學不振的一個原因。至於這些所謂傳記，其立言的觀點，是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好惡爲褒貶就更不必說了。
馮至先生在《新觀察》第二捲髮表的《愛國詩人杜甫傳》，雖然還不能說是最詳盡的最理想的，卻應該說是已有的中國作家傳記中的第一本好書。它首先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科學的方法從詩人自己的詩篇中，從杜甫同時代人的著作之中，從片斷的、雜亂的記載之中，尋找線索，縝密研究而產生的結果。關於杜甫一生的經歷，從孤苦的出生起，到淒涼的死亡止，沒有一事不是有憑有據的。他所有的詩篇反映了何種時代事件，反映了他自己何種思想感情都被馮至先生用精細的研究弄得清清楚楚。沒讀《愛國詩人杜甫傳》的人一般都不容易知道杜甫晚年漂流，無家可歸，只能在水上船中度去他最後一年多老病窮困的生活。他們不會知道封建統治階級對待我們最偉大的詩人是何等的殘酷。並且由於對詩人的輕蔑和忽視，統治階級的有些記載竟把他的死說成是由於在耒陽吃牛肉白酒脹死的。這種誣衊使後人對杜甫發生了一些不適當的看法。馮至根據杜甫的詩、元稹的墓誌以及杜甫子孫的記載，最後斷定杜甫是在公曆七七〇年冬天病死於那條載着他漂流了一年多的小船上，地點是湘江下游而不是耒陽。這樣千多年來關於杜甫的死的爭論是解決了。
關於他的創作方面，這本傳記告訴我們《兵車行》是杜甫第一首替人民說話的詩。它說：“隨着《兵車行》的出現，他的詩的國土擴大了，裏邊出現了唐代被剝削，被驅使得象雞犬一樣的人民。”從此，我們知道杜甫這個出身於所謂“世代簪纓”之家的封建階級的子弟並不是單純憑着他的好心和天才來爲人民歌唱的。他象一般富貴子弟一樣，裘馬遨遊過了半生。直到困於長安十年，感受飢寒和屈辱，現實生活教育了他，他才睜開眼睛，看見了人民。人民的苦難才變成了他詩歌的源泉。因此，長安十年的生活對於杜甫的創作生活是一個關鍵。
馮至先生所作的這本傳記，不但是把杜甫這個人物的一生下了科學的定論，並且經由對杜甫詩歌的研究，繪出了歷史時代的血肉。當時社會的面貌，人民的苦難；當時的文武人物如房琯、嚴武等；當時各種規模的國內戰爭包括軍閥戰爭，甚至當時的舞蹈，音樂，繪畫都有生動的，有時是詳細的敘述，這使我們能夠看到新舊唐書所忽略了的許多東西。中國歷史上最痛苦的時代之一就能夠生動活潑象一幅圖畫似地展開在我們面前，成爲人民的記錄。作者的研究方法與寫作方法不但是爲傳記寫作開闢了新路，甚至對於中國史學界從人民的立場來研究和判斷歷史，都提供了值得參考的方法，打開了他們研究範圍的疆界。就是在古代歷史的鑽研方面，人們也能夠適用毛主席關於必須作調查研究的指示，廣泛的從詩歌，小說，故事，筆記繪畫等等當時人物所言所行的材料中去發現歷史的腳跡。
杜甫所留下來的詩有一千三四百首，其主題範圍非常之廣，它觸及到歷史社會，軍事政治，國家個人，人物藝術，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他是中國詩人之中主題內容最豐富的一個。如馮先生所指出的，杜甫詩在內容上的特點，就是緊緊地圍繞着社會政治生活的現實。除了馮先生所特別着重推薦的“三吏”、“三別”、《北征》等直接寫人民生活的詩篇之外，就是他的一些抒寫個人，借古人以況自己的詩篇如《謁先主廟》，如詠懷古蹟中關於庾信的詩，也都是從憂國憂民，痛惜自己於時無補的感情出發，而遠不是一種瑣細卑微的自我陶醉。這種愛國家愛人民的熱情貫穿他的一生，馮至所引證的他的許多詩篇證明了這一點。就是馮先生所不大讚成的《八哀詩》、《諸將》，甚至連從頭至尾都是音樂，而且運用了許多象徵性詞藻的《秋興》八首，也莫不充溢着現實的內容。只消一讀《秋興》第六首，就可以充分領會：
瞿塘峽口曲江頭 萬里風煙接素秋
花萼夾城通御氣 芙蓉小苑入邊愁
珠簾繡柱圍黃鵠 錦纜牙檣起白鷗
回首可憐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中國歷史上也有一些詩人寫過一些控訴和諷喻他們的時代的詩，但是直接諷刺皇帝象杜甫這一首詩以及這本傳記中所引用過的其他幾首詩所表現的，都是不多。他一貫地從愛國家愛人民出發的現實主義使他不能不看到國家和人民的災難的主要負責者就是那些皇帝們。即使他從儒家教育得來的所謂忠厚愛君之道也不能使他對這些統治者不說話。
儘管杜甫的詩包羅萬象，藝術迷人，《愛國詩人杜甫傳》卻抓緊了杜甫的主要精神，主要關鍵之所在，肯定詩人的愛國主義及其對人民的熱愛。作者的這個論斷對於詩人是充分恰當，對於我們分析和了解歷史上的人物方面，是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的。對於如何接受文學遺產，特別是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學作品，這裏有了一個初步的嘗試。舊中國的知識分子作家，除了少數人而外，几几乎全是和封建統治階級有血肉淵源，其思想內容大致不出儒道兩家的範圍，有的雜些佛教思想。他們或多或少都需要爲統治王朝服務以求生活下去。這是他們屬於剝削階級陣營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不接觸人民的痛苦，接觸了就不能不發生思想和感情。同時，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也不能不受統治王朝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一面是剝削者，一面又是被剝削者。這種矛盾常常表現爲他們的詩的兩面性，一面是急於求進身做官的慾望，另一面是對現實的痛苦與不合理的深沉感觸，有的發爲控訴，多數則採取了逃避態度。杜甫也是有這樣的兩面性的。馮至在這本著作里正當地指出了杜甫的詩裏所包涵的兩面性，但同時根據詩中主要的，一貫的關心人民痛苦與國家災難的一方面，肯定他是愛國家愛人民的偉大詩人。這是正確的。
本書的一點缺點，是對杜甫在中國詩的藝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說得太少。這個愛國家愛人民的大詩人在中國詩的傳統裏面究竟佔了怎樣一個地位，起着怎樣一種作用呢？他在我們的詩傳統中繼承了一些什麼，發揮了一些什麼呢？由於篇幅的限制，或是其他原因，可能作者是有意把它放下來了的。但是從研究和了解杜甫研究和了解中國詩史的需要來說，我們卻不能不希望本書的作者和其他作者來彌補這個欠缺。
（載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