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伟大文化传统和丰富艺术遗产的国家。但是，不管是在诗歌、小说、戏曲、绘画、雕刻等等方面曾经有过多少光辉灿烂的作品，不管在这些方面曾经站立着一些怎样光芒万丈的人物，我们对于这些人物的历史却很少认识。旧中国的文化史上没有留下一本象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传记让我们容易了解这些伟人是在怎样艰苦困难的客观条件之下，为祖国为人民放射中华民族的永不消褪的光芒。封建统治者所讲求的不是文化，而是供奉；不是创造，而是享受。这是创作家的生活被淹灭的主要原因。其次，在旧中国，科学思想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发展，使中国的传记研究跟中国的文化史一样，不能开展，往往流于捃拾故事，编凑印象的半真半假之途。这也是中国作家传记之学不振的一个原因。至于这些所谓传记，其立言的观点，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好恶为褒贬就更不必说了。
冯至先生在《新观察》第二卷发表的《爱国诗人杜甫传》，虽然还不能说是最详尽的最理想的，却应该说是已有的中国作家传记中的第一本好书。它首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科学的方法从诗人自己的诗篇中，从杜甫同时代人的著作之中，从片断的、杂乱的记载之中，寻找线索，缜密研究而产生的结果。关于杜甫一生的经历，从孤苦的出生起，到凄凉的死亡止，没有一事不是有凭有据的。他所有的诗篇反映了何种时代事件，反映了他自己何种思想感情都被冯至先生用精细的研究弄得清清楚楚。没读《爱国诗人杜甫传》的人一般都不容易知道杜甫晚年漂流，无家可归，只能在水上船中度去他最后一年多老病穷困的生活。他们不会知道封建统治阶级对待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是何等的残酷。并且由于对诗人的轻蔑和忽视，统治阶级的有些记载竟把他的死说成是由于在耒阳吃牛肉白酒胀死的。这种诬蔑使后人对杜甫发生了一些不适当的看法。冯至根据杜甫的诗、元稹的墓志以及杜甫子孙的记载，最后断定杜甫是在公历七七〇年冬天病死于那条载着他漂流了一年多的小船上，地点是湘江下游而不是耒阳。这样千多年来关于杜甫的死的争论是解决了。
关于他的创作方面，这本传记告诉我们《兵车行》是杜甫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它说：“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边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驱使得象鸡犬一样的人民。”从此，我们知道杜甫这个出身于所谓“世代簪缨”之家的封建阶级的子弟并不是单纯凭着他的好心和天才来为人民歌唱的。他象一般富贵子弟一样，裘马遨游过了半生。直到困于长安十年，感受饥寒和屈辱，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他才睁开眼睛，看见了人民。人民的苦难才变成了他诗歌的源泉。因此，长安十年的生活对于杜甫的创作生活是一个关键。
冯至先生所作的这本传记，不但是把杜甫这个人物的一生下了科学的定论，并且经由对杜甫诗歌的研究，绘出了历史时代的血肉。当时社会的面貌，人民的苦难；当时的文武人物如房琯、严武等；当时各种规模的国内战争包括军阀战争，甚至当时的舞蹈，音乐，绘画都有生动的，有时是详细的叙述，这使我们能够看到新旧唐书所忽略了的许多东西。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之一就能够生动活泼象一幅图画似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成为人民的记录。作者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不但是为传记写作开辟了新路，甚至对于中国史学界从人民的立场来研究和判断历史，都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法，打开了他们研究范围的疆界。就是在古代历史的钻研方面，人们也能够适用毛主席关于必须作调查研究的指示，广泛的从诗歌，小说，故事，笔记绘画等等当时人物所言所行的材料中去发现历史的脚迹。
杜甫所留下来的诗有一千三四百首，其主题范围非常之广，它触及到历史社会，军事政治，国家个人，人物艺术，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他是中国诗人之中主题内容最丰富的一个。如冯先生所指出的，杜甫诗在内容上的特点，就是紧紧地围绕着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除了冯先生所特别着重推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直接写人民生活的诗篇之外，就是他的一些抒写个人，借古人以况自己的诗篇如《谒先主庙》，如咏怀古迹中关于庾信的诗，也都是从忧国忧民，痛惜自己于时无补的感情出发，而远不是一种琐细卑微的自我陶醉。这种爱国家爱人民的热情贯穿他的一生，冯至所引证的他的许多诗篇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冯先生所不大赞成的《八哀诗》、《诸将》，甚至连从头至尾都是音乐，而且运用了许多象征性词藻的《秋兴》八首，也莫不充溢着现实的内容。只消一读《秋兴》第六首，就可以充分领会：
瞿塘峡口曲江头 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 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帘绣柱围黄鹄 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诗人写过一些控诉和讽喻他们的时代的诗，但是直接讽刺皇帝象杜甫这一首诗以及这本传记中所引用过的其他几首诗所表现的，都是不多。他一贯地从爱国家爱人民出发的现实主义使他不能不看到国家和人民的灾难的主要负责者就是那些皇帝们。即使他从儒家教育得来的所谓忠厚爱君之道也不能使他对这些统治者不说话。
尽管杜甫的诗包罗万象，艺术迷人，《爱国诗人杜甫传》却抓紧了杜甫的主要精神，主要关键之所在，肯定诗人的爱国主义及其对人民的热爱。作者的这个论断对于诗人是充分恰当，对于我们分析和了解历史上的人物方面，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对于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特别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这里有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除了少数人而外，几几乎全是和封建统治阶级有血肉渊源，其思想内容大致不出儒道两家的范围，有的杂些佛教思想。他们或多或少都需要为统治王朝服务以求生活下去。这是他们属于剥削阶级阵营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不接触人民的痛苦，接触了就不能不发生思想和感情。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不能不受统治王朝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一面是剥削者，一面又是被剥削者。这种矛盾常常表现为他们的诗的两面性，一面是急于求进身做官的欲望，另一面是对现实的痛苦与不合理的深沉感触，有的发为控诉，多数则采取了逃避态度。杜甫也是有这样的两面性的。冯至在这本著作里正当地指出了杜甫的诗里所包涵的两面性，但同时根据诗中主要的，一贯的关心人民痛苦与国家灾难的一方面，肯定他是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诗人。这是正确的。
本书的一点缺点，是对杜甫在中国诗的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太少。这个爱国家爱人民的大诗人在中国诗的传统里面究竟占了怎样一个地位，起着怎样一种作用呢？他在我们的诗传统中继承了一些什么，发挥了一些什么呢？由于篇幅的限制，或是其他原因，可能作者是有意把它放下来了的。但是从研究和了解杜甫研究和了解中国诗史的需要来说，我们却不能不希望本书的作者和其他作者来弥补这个欠缺。
（载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