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

——紀念蘇軾逝世八百五十年


一 時代與蘇軾


  蘇軾是四川眉山人。他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曆應該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於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歲。今年七月,正是他逝世之後的第八百五十年。

  蘇軾所經歷的是北宋經學、文學最昌盛的時代。那時經學方面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王安石等歷史上有名的經學家。宋太祖趙匡胤懲於唐代藩鎮滅國之禍,生怕武將權力大了會搶他的天下,於是崇文抑武。從趙普一句什麼“以半部《論語》致太平”開始,宋朝便加意提倡儒學,以儒學爲其統治國家主導思想。所以經學十分發達,大官差不多都是奉行經學的。文學方面則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黃庭堅、秦觀,這些也是歷史上特出的作家。他們之中,除少數如王安石外,其作品都在精神上或多或少繼承了李白的餘風。(蘇軾曾說歐陽修詩賦似李白)。儘管他們在感情方面比李白柔軟細膩了,在境界方面比李白狹窄了,他們一般地缺少李白的氣魄;甚至在技術方面,多數人與李白不同,許多地方反是學了杜甫。可是李白那種帶有道家氣味的浪漫精神,在宋人詩詞中,是到處可以聞到的。他們在政治思想及作風方面,被儒家弄得逼逼窄窄;但在文學方面,則或多或少把李白的精神來滿足自己。

  當時國家的政治情況表面上是一派平靜,好象國泰民安。而實際上宋朝致命的外患則正在醞釀。當時契丹雖然是開始在走下坡路,卻每年還要宋朝送它許多金帛作爲給予和平的代價。而趙元昊在西北叛變,自立西夏國,宋朝非但對之毫無辦法,並且每年還要獻他二十餘萬兩的金帛,有時甚至割地以求相安。內政方面,一天到晚講經學,講堯舜周孔,而苛捐雜稅,水旱蝗螟,弄得人民不能生活。王安石爲了挽救這種情勢,主張並實行大舉變法,以求富國強兵。但是他既不能夠使政治界和思想界對他的主張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時他的主張,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之下,如何能全部行得通,他自己也沒研究。因此,幾個皇帝一換(自一〇三六年至一一〇二年,宋朝一共遞嬗了五個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中還有個宣仁後在哲宗做皇帝的頭幾年攝政臨朝),他的新法也就跟着或是全部被採用、或是全部被廢止。國家的大政方針及具體政策,都是朝令夕改。這使得國家和人民的情況愈來愈糟了。

  這種政治的文化的條件,大大影響了蘇軾的生活及思想。他的思想是二元的:一面是搞經學,做儒家;另方面是好詩酒,愛自然、講莊周、陶潛、李白。在經學方面,他並沒有弄出道理來,僅僅作了《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及《書傳》,都沒起大作用。但是作爲一個儒家人物,他對當時的政治所採取的態度,基本上是跟司馬光走,主張按祖宗的老法子辦事,不要輕易改動,大肆騷擾。他諷刺王安石是用法治,不是儒治。他和王安石的變法派是這樣對立起來。這造成了他兩次被貶,並且坐牢受刑的根源。其次,他雖然也講堯舜孔孟,但是他的道家的浪漫精神,又使他對程顥、程頤這些反變法派的老夫子們死死板板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教條主張看不順眼,老是爭吵,得罪人甚多,這就是所謂“洛蜀之爭”。“洛蜀之爭”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尖銳對立,給蘇軾在東京(北宋的首都,現在的開封)樹立了許多敵人。他在東京站不住腳,經常請求外放。蘇軾自二十五歲做河南福昌縣主簿時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所唯一能有的事業生活。到他死時,一共是四十一年。這四十一年中,他只有八年左右是在東京皇帝面前做官;十一年是在貶謫中,其中五年在黃州,六年在惠州及海南島;其餘二十二年除爲老蘇守喪兩年多以外,全是在外州外縣做官,治理民事及很少一部分軍事。

  近二十年的吏職生活,大大的發揮了他對待現實的積極態度,展開了他與人民的關係。他在政治上自己沒有一套方針政策,但是在他擔任吏職的時候,他卻是投身在消除水旱蝗螟的搏鬥之中,從事於減消人民的痛苦、解決人民的問題的實際工作。他把自己卷在人民的命運裏面,親自動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從李白乃至於莊周所得來的浪漫不羈的精神,又使他對這種辛苦負責的吏職感到很大的苦惱和拘束。此外,國家總的情況不能改善。他主張打西夏,而政府一味屈服。新法又執行得不好,因爲當時社會條件不夠,最顯然的是在剝削社會裏不可能產生一種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來使這些辦法,其中特別是青苗法與市易法,達到其可能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目的。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之執行,不但沒有產生富國強兵的效果,並且使國家愈來愈弱,使人民受了更多的損害。這個總的情況,使蘇軾一面在民事上辛苦勤勞,毫不放鬆;一面又覺得勞而無功,無補於事,不如道家之放浪形骸者爲佳。顯然的矛盾折磨他一輩子,幾乎是到死未能解決,儘管這種矛盾並沒有影響他的曠達的樂觀的態度。

  一一〇一年,宋朝換了一個新皇帝:哲宗死了,徽宗上了臺。蘇軾從五十九歲起就開始了的嶺南放逐生活於是結束。他從嶺南被赦北徙,回到他所心愛的江南,在路上花了一年之久,發生了痢疾,一一〇二年七月死於常州。

  這就是蘇軾的時代和蘇軾自己。

二 蘇軾與人民的關係


  後代人喜愛蘇軾,表彰蘇軾,一般總是從他的詩文着眼。大家喜好他的不事雕琢、來去自如而能恰盡真實的文筆,象“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後赤壁賦》);“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許多人爲他那種時時是“雨過潮平江海碧”(《望海樓遠景》)的曠放胸懷所攝收,以爲從他才能夠看到廣遠的境界;甚至於他那些縱橫捭闔,抑揚慷慨的史論,也都曾使人流連不置。出身於剝削社會的知識分子,往往是容易只去注意這些東西、愛好這些的。因爲他們自身受着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剝削與壓迫人民,毫無出路,感覺社會是一個其大無邊、滿着塵埃的蛛網,自己則粘在這個網上。蘇軾寫出來的東西,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蘇軾所被強調了的一面,代代相傳下來,他變成了一個似乎完全對人民不負責任、只顧自己放肆享樂的野人。而他那與人民關係、人民所要求知道的一面,儘管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反而很少被提及。這就是他那二十年的吏職生活,以及十年以上的放逐生活中所表現的一些東西。

  蘇軾對於人民的疾苦是非常之關心的,他時時歌唱人民的痛苦與歡樂。當他二十七歲時,在鳳翔做官,出去到各地決囚,在路上逛了一個李姓的大花園,聽說這園子是強佔民田弄起來的,他悲憤地寫了一首詩,詳細描寫了裏面的豪華佈置,然後說道:

  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郁城之麓。

(《李氏園》)


  上面說到他決囚,他到杭州通判任內時,看見大年夜裏繫獄的囚人太多,於是要通宵把他們都辦完,好讓他們能回家過年。他一面審查囚人,一面悲嘆:

  除日應歸休,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獄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

  (《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

  他的時代本是表面太平,表面還不算太窮困的。但是苛捐雜稅所造成的痛苦,已經是不能掩蓋的事實。他四十五歲時,在東京打完了官司,從牢裏放出來,謫貶黃州,路過蔡州遇雪,就把沿路所見慘狀,總括在四句詩裏面:下馬作雪詩,滿地鞭棰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爲黎元。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因爲他曾經以詩文諷事得罪,他只敢這樣籠統的寫出他沉痛的心情。他一面感受人民的痛苦,一面又時時怨自己無補於時艱。這種心情,在他和一個朋友孫侔唱和時表現出來: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

(《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


  他不但是怨自己,也怨政府:

  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鉅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就是因爲這一類的怨辭,他的仇人們便假借他到湖州上任謝表中的幾句話,說他老是誹謗皇帝,把他抓起來,拷打一頓,並貶了黃州。他的家給人氣不過,把他的詩文幾乎燒光了。

  但是他並不是光看到人民的痛苦的,人民的歡樂,他也能以同人民一樣快活的心情唱出來。在吏職任內,他時常要禱旱祈雨。他不信祈禱,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得了雨,他就這樣高興:

  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昌黎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他時常要同旱災和蝗蟲搏鬥,一下子見了應時的雪,他立刻想到:

  玉花飛半天,翠浪舞明年,蝗螣無遺種,流亡稍佔田。

(《和田國博喜雪》)


  觀察和歌唱人民的哀樂,並不即等於投身到人民的哀樂中去,解決人民的苦難。蘇軾爭取外放,不肯留在東京,或者不是爲了去參加人民的生活鬥爭,但實際上他卻沒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去這樣做。宋朝爲了剝削人民,充盈府庫,重要鹽區的產鹽都要官賣。從南到北運官鹽的河,時常要挖。蘇軾本來反對官賣鹽,但不能不帶老百姓去挖河。他寫詩抱怨鹽事妨害老百姓的農耕,同時和老百姓一起,在泥湯裏跑,名爲監督,實際上是去與他們共患難。這是他其他的事蹟所證明了的態度。他深知官賣鹽的禍害,便以地方官瞭解民情的身份,去反對官榷。當他知密州(山東高密)時,他給宰相韓琦上書,請求把官榷給與老百姓。後來又給文彥博上書,請求至少山東鹽不要官賣。兩書從頭到尾,詳細地極陳人民的痛苦,並催他們自己拿定主意,停止官榷。要把意見發到下邊去討論,免得耽誤時間。但是官榷還是照樣進行。

  在與水斗爭方面,蘇軾是傑出的。人們都知道,他第二次去杭州當知州時,把西湖水與幾條河流溝通,並挖了西湖,築了蘇公堤,使杭州城內,從此永遠絕了水患。他知徐州時,一下遭逢了河決,他給朋友用四句詩寫那水勢: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鵾。

(《答呂梁仲屯田》)


  水很快就圍了城。這時候,有錢的人都要跑,蘇軾不讓他們走。他親自走到兵營去調軍隊守城。同時,他自己搬到城上去,搭起茅篷來住,和軍隊、老百姓一起,鼓舞他們挖土築堤;共同搶救城垣。城救下來了,他又要防明年,於是又加一道木岸。那時他興奮的繼續寫道:

  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黔昆。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錘雷動蒼山根。

(《答呂梁仲屯田》)


  徐州畢竟被他們保衛住了。這是他與人民共同的勝利。

  對付蝗蟲,也是他常常要做的事。他恨東京的議官和一些地方官常常輕報蝗災,以便藉此向老百姓要青苗錢和手實錢(虛說受災的老百姓要罰錢,名手實錢)。他給韓琦上書,詳報蝗災,請免了那兩項錢。同時,他自己出馬,和老百姓一起,去與蝗蟲作戰。他寫了很多首捕蝗詩。在有一首中,他以戰士的心境來寫這種戰鬥說: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同蝗蟲作戰是非常勞苦的事,他常常是搞得筋疲力竭。他這樣說:

  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飛騰漸雲少,筋力亦已竭。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雖然如此,他卻不覺得他不應該做這件事,他還是想到人民,他在同詩裏警誡自己:

  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蘇軾關懷人民,不僅表現在上述那些方面,所有於人民有利的事,只要他管得上,他都要做,諸如賑災免糧、設病坊(醫院)、派醫生分街治疫(流動醫藥站),是他在各地當知州時作的。在他被貶無能爲力時,他就發動別人來作。他在黃州,要知鄂州的朱某禁止殺嬰,並幫助貧民養嬰。在惠州,發動人民造了兩道橋。他時常替病者找人捐醫藥,替死者找人捐棺材。遠道的人,他就寫詩寫信去捐。當然,他自己也是捐的,他在人民困難之時,緊緊把自己和他們系在一起,是爲了什麼呢?蘇軾曾經有兩句話,似乎可以答覆這個問題:

  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

(《慶源宣義王丈求紅帶》)


  但是蘇軾究竟是不是識字耕田夫?他能夠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嗎?

  在王朝時代,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官僚,不可能或者極不容易與老百姓完全打成一片。假定有這樣的事實,過去統治階級的記載,也認爲不是道而不加以記錄。在蘇軾的生活中,只有兩次有過類似乎與老百姓打在一起的情形:一次他謫貶黃州時,窮不能活,當地人送了他一片砂石地,他自己去挖石墾田,農民來教他種麥子。後來他叫這片地爲“東坡”。蘇轍所作墓誌銘說他在黃州是“幅巾芒icon,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溪谷之間”。第二次,他被謫海南昌化。在那裏,他與老百姓似乎是熟習的,他有時背一個大瓢,在田地裏一面走一面唱歌。一個往田裏送飯的女人對他說,他過去的富貴都是一場春夢。他感動得寫了一首詩。他也曾寫詩講他在半醒半醉時跑到土人家裏去拜訪,小孩子們吹着大蔥出來迎接他。他跟當地人這樣的弄熟了,因此他得意起來說:“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儋州二首》)

  這些當然都還是簡略的記載,不足以說明他內心裏及生活中真能夠與廣大人民溶在一起。但是從蘇軾之關心人民的利害,並竭盡自己的力量來爲他們的較善的生活而鬥爭這一點看去,人民的氣氛、人民的熱情,似不會爲他所厭避。假如他活在今天,他一定是屬於人民的。

三 蘇軾的矛盾


  蘇軾一面有着對人民的積極關切,一面又時常有超塵出世的浪漫思想。蘇轍說他小時跟父親讀書,忽然發現了《莊子》,他非常高興,說自己向來總覺得有點什麼問題不能解答,有了《莊子》,問題解決了。同時蘇轍還說,他的詩象李白、杜甫,晚年則學陶潛。但蘇軾詩中,很明顯的杜甫精神卻不多。偶然有些句子,如“竹杪飛華屋,鬆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如“窗搖細浪魚吹沫”,技術上象杜甫,但這些東西,甚至技術上都不是代表他的。代表他的是“濤聲夜半千巖響,詩句明早萬古傳”;是“明月何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是“不用撐腰拄腹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以及其他類似的許多詩詞。這些都是在精神上和技術上近乎李白的。他時常提到陶潛,好象是嚮往之至。他晚年確也把陶潛所有的詩都和盡了。但是,甚至即使是這些和詩,在精神和技術上很類似陶潛的地方都不多。他把這種類似李白的精神,不但是帶進了詩裏面,並且帶進了他的詞裏面,爲南宋詞人,特別是辛棄疾開闢了新局面。他早期時常講到他的性格是“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他利用他的吏職轉移,以及放逐的機會,周覽山川,追逐自然。他崇拜英雄,爲周瑜、曹操的消逝而大爲感嘆。所有這些,一讀到就會令人想起李白來。

  李白之外,影響他最深的,要算莊周。對於事物變化的觀點,有一些早期辯證法的淵源,最顯然的是《前赤壁賦》中的幾句: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這種辯證法的觀點,是從《莊子》,特別是《齊物論》裏面來的。《後赤壁賦》的鶴化道士的意境,不可避免的使人要想到莊周化蝴蝶、蝴蝶化莊周,都是關於早期辯證法的神話的想象。《齊物論》中的一些看法,在他晚年謫居海南的詩中,更覺明顯。但是這類議論詩都沒有什麼可讀了。

  陶潛給了蘇軾許多歸田園、退隱的思想,雖然他的氣氛不屬於陶。

  蘇軾近李白,尊莊周,慕陶潛。但是他和這些人有一個重大的不同之點:他一生都是被纏繞在一種歷史性的矛盾之中。當然李白與陶潛都不是從頭就沒有矛盾的,這種矛盾本屬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詩人所共有的。但是前兩個人似乎都有所選擇,而蘇軾是不能選擇、不願選擇、至終也不會有所選擇的。他對現實的積極,對人民的關懷,對豐富的生活的熱烈愛好,最後,或者還有儒家所給他的責任感,使他不能夠象陶、李二人那樣解決他的矛盾。現在來看,他的矛盾是些什麼內容?

  首先,他對待他的吏職是什麼態度呢?我們知道他是很厭煩的。他一則說:“老守厭簿書”(《與樑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再則說“簿書顛倒夢魂間”(《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可是他要在大年夜去審閱囚犯的案件,他要警惕自己說:“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吏職、人事,特別是吃官司,弄得他煩了。他常常說要回故鄉、歸田園。可是他從來沒有歸田園。他怪自己:“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頳。”不回故鄉,那麼就在什麼地方隱居起來吧,他又不行。他說:“便欲北山前,築室安遲暮,又恐太幽獨,歲晚山入屨。”他是個愛熱鬧的人,不願被山埋葬。

  那麼,就把官老老實實安心做下去好了。他做官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安心。他說:“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

  蘇軾本來不是很迷信的。但是,他時常要跟着和尚道士們混:一面藉此遊覽山水,一面也是感到了死生的問題及所謂人生煩囂的問題。他想着另找一個世界,逃避人生,甚至曾經做過一些燒丹唸經的糊塗事。雖然如此,他心裏卻還是保留着很大的疑問。他一則說:“江上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源。”二則說:“我欲仙山掇瑤草,傾筐坐嘆何時盈?”他的耳朵聾了,他一面說,聾了好,免得知道人間許多事;一面又擔心:“但恐此心還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他一時“舉天祝浩渺,樂此兩無情”;一時又慨嘆:“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和猶子遲贈孫志舉》)。他想逃避而無法逃避,無路逃避。

  蘇軾拖着這些不可解決的矛盾,時常感覺到不知自己應走的道路究竟是什麼。雖然他有時好象找到了路,可是,當他五十九歲坐船沿贛江去嶺南時,他還問自己:“此生何歲略知津?”(《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在嶺南住了六年,中間從惠州又貶過海去,在海南昌化住。這六年中,他的生活是十分孤寂的。在海南,只有他的小兒子蘇過跟着他。但是他卻在那裏“情及疏賤”。(王宗稷編《東坡先生年譜》)很快的使他和當地人發生了感情。這時候,他把他一生關於與人民的關係的經驗凝結成兩句詩:“到處爲鄉里,親賢友其仁”(《用前韻再和孫志舉》),以之來教一個學生。好象他與人民和社會的關係,是這樣定下來了。同時,他以餘年的精力,遊遍了惠州和海南的山嶺,寫了不少生動有力的自然詩。有一次,山中遇急雨,他用這樣磅礴淋漓的兩句詩來形容:“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雲“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他的態度似乎更加樂觀。他高聲地唱着“人間無南北,蝸牛空出縮”。這時他已經六十四五歲了,他還要“便回爇天焰,長作照海燭”。

  從此一直到他死,他的詩裏表現矛盾之處是很少了,好象是他的許多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但是他的生命沒有繼續下去。假如他不死,假如朝廷再要他去擔任某種官,或者再擔負起某州吏職來時,這些矛盾會不會回來呢?因爲他的思想態度是二元的,因爲他對人民的關切與他對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愛好不是統一的,前者是爲人,後者是孤立地、逃避地,爲了他自己。再,特別因爲他的時代不可能滿足他爲人民解決問題的要求,假如他不死而要繼續做官,他的矛盾就很有回來的可能。

  在封建社會中,屬於封建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們,自身既受着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剝削和壓迫着別人。無論他的物質的或精神的生活,都好象是被一隻無情的巨掌播弄着。他們整個生命的意義成了問題。死生無憑,禍福無端,是非莫辨,出處(做官與否)沒有意義,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是不明白的,是強迫的。所有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解決。這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悠久的巨大悲愁和矛盾。這些知識分子們把它歌唱出來,是有意義的。假如所有那些過去的有良心的詩人們今天都能夠從墳墓裏站起來,擁抱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從那個被解決了的巨大的矛盾裏,該會爆發出怎樣偉大的歡欣來呢!而蘇軾的個人曠達、個人樂觀的態度,也一定會變成真正廣大人民的胸懷和人民的樂觀主義了。

(載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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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剛
类型:散文随笔
总字数:7810
阅读量: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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