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

——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


一 时代与苏轼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应该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于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岁。今年七月,正是他逝世之后的第八百五十年。

  苏轼所经历的是北宋经学、文学最昌盛的时代。那时经学方面有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王安石等历史上有名的经学家。宋太祖赵匡胤惩于唐代藩镇灭国之祸,生怕武将权力大了会抢他的天下,于是崇文抑武。从赵普一句什么“以半部《论语》致太平”开始,宋朝便加意提倡儒学,以儒学为其统治国家主导思想。所以经学十分发达,大官差不多都是奉行经学的。文学方面则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秦观,这些也是历史上特出的作家。他们之中,除少数如王安石外,其作品都在精神上或多或少继承了李白的余风。(苏轼曾说欧阳修诗赋似李白)。尽管他们在感情方面比李白柔软细腻了,在境界方面比李白狭窄了,他们一般地缺少李白的气魄;甚至在技术方面,多数人与李白不同,许多地方反是学了杜甫。可是李白那种带有道家气味的浪漫精神,在宋人诗词中,是到处可以闻到的。他们在政治思想及作风方面,被儒家弄得逼逼窄窄;但在文学方面,则或多或少把李白的精神来满足自己。

  当时国家的政治情况表面上是一派平静,好象国泰民安。而实际上宋朝致命的外患则正在酝酿。当时契丹虽然是开始在走下坡路,却每年还要宋朝送它许多金帛作为给予和平的代价。而赵元昊在西北叛变,自立西夏国,宋朝非但对之毫无办法,并且每年还要献他二十余万两的金帛,有时甚至割地以求相安。内政方面,一天到晚讲经学,讲尧舜周孔,而苛捐杂税,水旱蝗螟,弄得人民不能生活。王安石为了挽救这种情势,主张并实行大举变法,以求富国强兵。但是他既不能够使政治界和思想界对他的主张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时他的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之下,如何能全部行得通,他自己也没研究。因此,几个皇帝一换(自一〇三六年至一一〇二年,宋朝一共递嬗了五个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中还有个宣仁后在哲宗做皇帝的头几年摄政临朝),他的新法也就跟着或是全部被采用、或是全部被废止。国家的大政方针及具体政策,都是朝令夕改。这使得国家和人民的情况愈来愈糟了。

  这种政治的文化的条件,大大影响了苏轼的生活及思想。他的思想是二元的:一面是搞经学,做儒家;另方面是好诗酒,爱自然、讲庄周、陶潜、李白。在经学方面,他并没有弄出道理来,仅仅作了《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及《书传》,都没起大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儒家人物,他对当时的政治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跟司马光走,主张按祖宗的老法子办事,不要轻易改动,大肆骚扰。他讽刺王安石是用法治,不是儒治。他和王安石的变法派是这样对立起来。这造成了他两次被贬,并且坐牢受刑的根源。其次,他虽然也讲尧舜孔孟,但是他的道家的浪漫精神,又使他对程颢、程颐这些反变法派的老夫子们死死板板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条主张看不顺眼,老是争吵,得罪人甚多,这就是所谓“洛蜀之争”。“洛蜀之争”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尖锐对立,给苏轼在东京(北宋的首都,现在的开封)树立了许多敌人。他在东京站不住脚,经常请求外放。苏轼自二十五岁做河南福昌县主簿时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所唯一能有的事业生活。到他死时,一共是四十一年。这四十一年中,他只有八年左右是在东京皇帝面前做官;十一年是在贬谪中,其中五年在黄州,六年在惠州及海南岛;其余二十二年除为老苏守丧两年多以外,全是在外州外县做官,治理民事及很少一部分军事。

  近二十年的吏职生活,大大的发挥了他对待现实的积极态度,展开了他与人民的关系。他在政治上自己没有一套方针政策,但是在他担任吏职的时候,他却是投身在消除水旱蝗螟的搏斗之中,从事于减消人民的痛苦、解决人民的问题的实际工作。他把自己卷在人民的命运里面,亲自动手。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从李白乃至于庄周所得来的浪漫不羁的精神,又使他对这种辛苦负责的吏职感到很大的苦恼和拘束。此外,国家总的情况不能改善。他主张打西夏,而政府一味屈服。新法又执行得不好,因为当时社会条件不够,最显然的是在剥削社会里不可能产生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使这些办法,其中特别是青苗法与市易法,达到其可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目的。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之执行,不但没有产生富国强兵的效果,并且使国家愈来愈弱,使人民受了更多的损害。这个总的情况,使苏轼一面在民事上辛苦勤劳,毫不放松;一面又觉得劳而无功,无补于事,不如道家之放浪形骸者为佳。显然的矛盾折磨他一辈子,几乎是到死未能解决,尽管这种矛盾并没有影响他的旷达的乐观的态度。

  一一〇一年,宋朝换了一个新皇帝:哲宗死了,徽宗上了台。苏轼从五十九岁起就开始了的岭南放逐生活于是结束。他从岭南被赦北徙,回到他所心爱的江南,在路上花了一年之久,发生了痢疾,一一〇二年七月死于常州。

  这就是苏轼的时代和苏轼自己。

二 苏轼与人民的关系


  后代人喜爱苏轼,表彰苏轼,一般总是从他的诗文着眼。大家喜好他的不事雕琢、来去自如而能恰尽真实的文笔,象“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许多人为他那种时时是“雨过潮平江海碧”(《望海楼远景》)的旷放胸怀所摄收,以为从他才能够看到广远的境界;甚至于他那些纵横捭阖,抑扬慷慨的史论,也都曾使人流连不置。出身于剥削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容易只去注意这些东西、爱好这些的。因为他们自身受着剥削和压迫,同时又剥削与压迫人民,毫无出路,感觉社会是一个其大无边、满着尘埃的蛛网,自己则粘在这个网上。苏轼写出来的东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苏轼所被强调了的一面,代代相传下来,他变成了一个似乎完全对人民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放肆享乐的野人。而他那与人民关系、人民所要求知道的一面,尽管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反而很少被提及。这就是他那二十年的吏职生活,以及十年以上的放逐生活中所表现的一些东西。

  苏轼对于人民的疾苦是非常之关心的,他时时歌唱人民的痛苦与欢乐。当他二十七岁时,在凤翔做官,出去到各地决囚,在路上逛了一个李姓的大花园,听说这园子是强占民田弄起来的,他悲愤地写了一首诗,详细描写了里面的豪华布置,然后说道:

  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

(《李氏园》)


  上面说到他决囚,他到杭州通判任内时,看见大年夜里系狱的囚人太多,于是要通宵把他们都办完,好让他们能回家过年。他一面审查囚人,一面悲叹:

  除日应归休,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狱中囚。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他的时代本是表面太平,表面还不算太穷困的。但是苛捐杂税所造成的痛苦,已经是不能掩盖的事实。他四十五岁时,在东京打完了官司,从牢里放出来,谪贬黄州,路过蔡州遇雪,就把沿路所见惨状,总括在四句诗里面: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


  因为他曾经以诗文讽事得罪,他只敢这样笼统的写出他沉痛的心情。他一面感受人民的痛苦,一面又时时怨自己无补于时艰。这种心情,在他和一个朋友孙侔唱和时表现出来: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他不但是怨自己,也怨政府:

  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求由。

(《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


  就是因为这一类的怨辞,他的仇人们便假借他到湖州上任谢表中的几句话,说他老是诽谤皇帝,把他抓起来,拷打一顿,并贬了黄州。他的家给人气不过,把他的诗文几乎烧光了。

  但是他并不是光看到人民的痛苦的,人民的欢乐,他也能以同人民一样快活的心情唱出来。在吏职任内,他时常要祷旱祈雨。他不信祈祷,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得了雨,他就这样高兴:

  不知雨从何处来?但闻昌黎百步声如雷。试上城南望城北,际天菽粟青成堆。饥火烧肠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他时常要同旱灾和蝗虫搏斗,一下子见了应时的雪,他立刻想到:

  玉花飞半天,翠浪舞明年,蝗螣无遗种,流亡稍占田。

(《和田国博喜雪》)


  观察和歌唱人民的哀乐,并不即等于投身到人民的哀乐中去,解决人民的苦难。苏轼争取外放,不肯留在东京,或者不是为了去参加人民的生活斗争,但实际上他却没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这样做。宋朝为了剥削人民,充盈府库,重要盐区的产盐都要官卖。从南到北运官盐的河,时常要挖。苏轼本来反对官卖盐,但不能不带老百姓去挖河。他写诗抱怨盐事妨害老百姓的农耕,同时和老百姓一起,在泥汤里跑,名为监督,实际上是去与他们共患难。这是他其他的事迹所证明了的态度。他深知官卖盐的祸害,便以地方官了解民情的身份,去反对官榷。当他知密州(山东高密)时,他给宰相韩琦上书,请求把官榷给与老百姓。后来又给文彦博上书,请求至少山东盐不要官卖。两书从头到尾,详细地极陈人民的痛苦,并催他们自己拿定主意,停止官榷。要把意见发到下边去讨论,免得耽误时间。但是官榷还是照样进行。

  在与水斗争方面,苏轼是杰出的。人们都知道,他第二次去杭州当知州时,把西湖水与几条河流沟通,并挖了西湖,筑了苏公堤,使杭州城内,从此永远绝了水患。他知徐州时,一下遭逢了河决,他给朋友用四句诗写那水势: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鹍。

(《答吕梁仲屯田》)


  水很快就围了城。这时候,有钱的人都要跑,苏轼不让他们走。他亲自走到兵营去调军队守城。同时,他自己搬到城上去,搭起茅篷来住,和军队、老百姓一起,鼓舞他们挖土筑堤;共同抢救城垣。城救下来了,他又要防明年,于是又加一道木岸。那时他兴奋的继续写道:

  宣房未筑淮泗满,故道堙灭疮痍存。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黔昆。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

(《答吕梁仲屯田》)


  徐州毕竟被他们保卫住了。这是他与人民共同的胜利。

  对付蝗虫,也是他常常要做的事。他恨东京的议官和一些地方官常常轻报蝗灾,以便借此向老百姓要青苗钱和手实钱(虚说受灾的老百姓要罚钱,名手实钱)。他给韩琦上书,详报蝗灾,请免了那两项钱。同时,他自己出马,和老百姓一起,去与蝗虫作战。他写了很多首捕蝗诗。在有一首中,他以战士的心境来写这种战斗说: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同蝗虫作战是非常劳苦的事,他常常是搞得筋疲力竭。他这样说:

  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

(《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虽然如此,他却不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件事,他还是想到人民,他在同诗里警诫自己:

  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

(《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苏轼关怀人民,不仅表现在上述那些方面,所有于人民有利的事,只要他管得上,他都要做,诸如赈灾免粮、设病坊(医院)、派医生分街治疫(流动医药站),是他在各地当知州时作的。在他被贬无能为力时,他就发动别人来作。他在黄州,要知鄂州的朱某禁止杀婴,并帮助贫民养婴。在惠州,发动人民造了两道桥。他时常替病者找人捐医药,替死者找人捐棺材。远道的人,他就写诗写信去捐。当然,他自己也是捐的,他在人民困难之时,紧紧把自己和他们系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呢?苏轼曾经有两句话,似乎可以答复这个问题:

  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庆源宣义王丈求红带》)


  但是苏轼究竟是不是识字耕田夫?他能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吗?

  在王朝时代,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不可能或者极不容易与老百姓完全打成一片。假定有这样的事实,过去统治阶级的记载,也认为不是道而不加以记录。在苏轼的生活中,只有两次有过类似乎与老百姓打在一起的情形:一次他谪贬黄州时,穷不能活,当地人送了他一片砂石地,他自己去挖石垦田,农民来教他种麦子。后来他叫这片地为“东坡”。苏辙所作墓志铭说他在黄州是“幅巾芒icon,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谷之间”。第二次,他被谪海南昌化。在那里,他与老百姓似乎是熟习的,他有时背一个大瓢,在田地里一面走一面唱歌。一个往田里送饭的女人对他说,他过去的富贵都是一场春梦。他感动得写了一首诗。他也曾写诗讲他在半醒半醉时跑到土人家里去拜访,小孩子们吹着大葱出来迎接他。他跟当地人这样的弄熟了,因此他得意起来说:“万户不禁酒,三年真识翁。”(《儋州二首》)

  这些当然都还是简略的记载,不足以说明他内心里及生活中真能够与广大人民溶在一起。但是从苏轼之关心人民的利害,并竭尽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的较善的生活而斗争这一点看去,人民的气氛、人民的热情,似不会为他所厌避。假如他活在今天,他一定是属于人民的。

三 苏轼的矛盾


  苏轼一面有着对人民的积极关切,一面又时常有超尘出世的浪漫思想。苏辙说他小时跟父亲读书,忽然发现了《庄子》,他非常高兴,说自己向来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不能解答,有了《庄子》,问题解决了。同时苏辙还说,他的诗象李白、杜甫,晚年则学陶潜。但苏轼诗中,很明显的杜甫精神却不多。偶然有些句子,如“竹杪飞华屋,松根泣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如“窗摇细浪鱼吹沫”,技术上象杜甫,但这些东西,甚至技术上都不是代表他的。代表他的是“涛声夜半千岩响,诗句明早万古传”;是“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是“不用撑腰拄腹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其他类似的许多诗词。这些都是在精神上和技术上近乎李白的。他时常提到陶潜,好象是向往之至。他晚年确也把陶潜所有的诗都和尽了。但是,甚至即使是这些和诗,在精神和技术上很类似陶潜的地方都不多。他把这种类似李白的精神,不但是带进了诗里面,并且带进了他的词里面,为南宋词人,特别是辛弃疾开辟了新局面。他早期时常讲到他的性格是“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他利用他的吏职转移,以及放逐的机会,周览山川,追逐自然。他崇拜英雄,为周瑜、曹操的消逝而大为感叹。所有这些,一读到就会令人想起李白来。

  李白之外,影响他最深的,要算庄周。对于事物变化的观点,有一些早期辩证法的渊源,最显然的是《前赤壁赋》中的几句: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种辩证法的观点,是从《庄子》,特别是《齐物论》里面来的。《后赤壁赋》的鹤化道士的意境,不可避免的使人要想到庄周化蝴蝶、蝴蝶化庄周,都是关于早期辩证法的神话的想象。《齐物论》中的一些看法,在他晚年谪居海南的诗中,更觉明显。但是这类议论诗都没有什么可读了。

  陶潜给了苏轼许多归田园、退隐的思想,虽然他的气氛不属于陶。

  苏轼近李白,尊庄周,慕陶潜。但是他和这些人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点:他一生都是被缠绕在一种历史性的矛盾之中。当然李白与陶潜都不是从头就没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本属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诗人所共有的。但是前两个人似乎都有所选择,而苏轼是不能选择、不愿选择、至终也不会有所选择的。他对现实的积极,对人民的关怀,对丰富的生活的热烈爱好,最后,或者还有儒家所给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够象陶、李二人那样解决他的矛盾。现在来看,他的矛盾是些什么内容?

  首先,他对待他的吏职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他是很厌烦的。他一则说:“老守厌簿书”(《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再则说“簿书颠倒梦魂间”(《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可是他要在大年夜去审阅囚犯的案件,他要警惕自己说:“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

  吏职、人事,特别是吃官司,弄得他烦了。他常常说要回故乡、归田园。可是他从来没有归田园。他怪自己:“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頳。”不回故乡,那么就在什么地方隐居起来吧,他又不行。他说:“便欲北山前,筑室安迟暮,又恐太幽独,岁晚山入屦。”他是个爱热闹的人,不愿被山埋葬。

  那么,就把官老老实实安心做下去好了。他做官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安心。他说:“纷纷无补竟何事?惭愧高人闭户吟。”

  苏轼本来不是很迷信的。但是,他时常要跟着和尚道士们混:一面借此游览山水,一面也是感到了死生的问题及所谓人生烦嚣的问题。他想着另找一个世界,逃避人生,甚至曾经做过一些烧丹念经的糊涂事。虽然如此,他心里却还是保留着很大的疑问。他一则说:“江上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源。”二则说:“我欲仙山掇瑶草,倾筐坐叹何时盈?”他的耳朵聋了,他一面说,聋了好,免得知道人间许多事;一面又担心:“但恐此心还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他一时“举天祝浩渺,乐此两无情”;一时又慨叹:“失身堕浩渺,投老无涯垠。”(《和犹子迟赠孙志举》)。他想逃避而无法逃避,无路逃避。

  苏轼拖着这些不可解决的矛盾,时常感觉到不知自己应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虽然他有时好象找到了路,可是,当他五十九岁坐船沿赣江去岭南时,他还问自己:“此生何岁略知津?”(《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在岭南住了六年,中间从惠州又贬过海去,在海南昌化住。这六年中,他的生活是十分孤寂的。在海南,只有他的小儿子苏过跟着他。但是他却在那里“情及疏贱”。(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很快的使他和当地人发生了感情。这时候,他把他一生关于与人民的关系的经验凝结成两句诗:“到处为乡里,亲贤友其仁”(《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以之来教一个学生。好象他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是这样定下来了。同时,他以余年的精力,游遍了惠州和海南的山岭,写了不少生动有力的自然诗。有一次,山中遇急雨,他用这样磅礴淋漓的两句诗来形容:“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他的态度似乎更加乐观。他高声地唱着“人间无南北,蜗牛空出缩”。这时他已经六十四五岁了,他还要“便回爇天焰,长作照海烛”。

  从此一直到他死,他的诗里表现矛盾之处是很少了,好象是他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继续下去。假如他不死,假如朝廷再要他去担任某种官,或者再担负起某州吏职来时,这些矛盾会不会回来呢?因为他的思想态度是二元的,因为他对人民的关切与他对自然中一切事物的爱好不是统一的,前者是为人,后者是孤立地、逃避地,为了他自己。再,特别因为他的时代不可能满足他为人民解决问题的要求,假如他不死而要继续做官,他的矛盾就很有回来的可能。

  在封建社会中,属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们,自身既受着剥削和压迫,同时又剥削和压迫着别人。无论他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生活,都好象是被一只无情的巨掌播弄着。他们整个生命的意义成了问题。死生无凭,祸福无端,是非莫辨,出处(做官与否)没有意义,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明白的,是强迫的。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解决。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悠久的巨大悲愁和矛盾。这些知识分子们把它歌唱出来,是有意义的。假如所有那些过去的有良心的诗人们今天都能够从坟墓里站起来,拥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从那个被解决了的巨大的矛盾里,该会爆发出怎样伟大的欢欣来呢!而苏轼的个人旷达、个人乐观的态度,也一定会变成真正广大人民的胸怀和人民的乐观主义了。

(载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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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刚
类型:散文随笔
总字数: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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