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北斗》代序

　　我不是一個詩人，正如同我不是一個藝術家一樣，這是每個明眼人第一面就能夠看出來的。

　　有五六年的時間，我經常的寫些長短句，其中有一些間或發表過。別人稱之爲詩，爲方便計，我也叫它們詩。

　　不過，這不是什麼主要問題。

　　所要着重的，倒是這個小冊子裏面所存的幾首詩在寫的方式上，在我發表它們的用意上，都值得說明。因爲在我看來，它們都和一個人的創作態度有關係，並且，推深一步，和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也是有不能分解的關係。

　　三年以前，我生活在一個矛盾的懸巖上面：一方面對於人，對於生命，有一種烈火一樣的感情，另一方面對於大多數可能常常見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狀的憎惡，儘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自然從不想要去接近人；一方面切願投筆在人民的事業裏面，另一方面十分喜愛朦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無稽的空想；一方面切望我能夠爲許多人所愛、所親近，另一方面常常以能夠得人畏懼、憎惡爲滿足；還有呢，一面覺得應該生活得象人民的一個工具，另一方面卻盡愛隨意做些沒有下文的嘗試，僅僅爲了自己滿足的說：“這件事沒有什麼了不起，要做並不困難。”當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緊我的時候，我常常在陰晦無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

　　鮮紅的火在層層的灰燼下面燃燒，狂激的流水被壓迫在古老的岩層下面，這是二十世紀初期，一箇中國人誕生的痛苦。舊時代家庭的教養，社會上種種具體的生活條件和所接觸的物與人，造成我的一面和兩面。兩面我都堅持。我好象走在一條峻險的峽谷裏面，兩邊的巖壁向我倒下來，倒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救我。他的道路——經歷長期的、酷刑一樣的苦痛而後昇華，曾經象我自己的心一樣的感動我。可是，我沒有他那種近乎神祕的宗教，我沒有他做人時那樣隨和的溫柔，我就不能夠覺到那一條路也是我的道路。哈代的命運的悲劇，曾經震撼我的心，使我想起他的一些場面就心裏發抖。但是，我生在初年的中國，我不甘心向命運低頭。屠格涅夫最會爲年青人安排道路，也最會輕輕地點融人心。可是我在他的那些年青人裏面，找不到我自己痙攣地衝突頑固的影子；在他的世界裏面，也找不到具體地出現了的一個宇宙，他躲在那裏面象一個冷心的魔法師，好象他欣賞他的魔法過於他關切人類。而且最令我寒心的，是我不能夠摸到他，我恨他。托爾斯泰是從頭就被我推開了的，因爲從我開始接近他教育的時候起，他就被人當作牧師一樣地介紹推薦給我，我存心不讀他。直到抗戰開始不久，纔讀到他的《戰爭與和平》。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地感動我，可是也同樣地不能救我。救了Pierre的那個平凡的囚犯雖然在我心上，可是不能夠和我的心融合。

　　我也不必再多舉了。總之，一個人心裏沒有感覺到具體的人民，只能夠爲自己憂愁的時候，讀什麼書也是白費。地球在他面前裂開來，他都看不見，卻偏要希望看見得太多。他的眼淚就只有朝自己的屁股上流。那被許多人當作一個教士看待的但丁，在六百年前已經告訴我們了。

　　我不用再講我經歷了怎樣一些生死之間間不容髮的苦痛，因爲那些骯髒的眼淚，不是什麼值得宣揚的事。雖然自己在回想起來的時候，還是會暗暗地把它們摸一兩下的。

　　我撞了許多牆，我卻還沒有死。因爲世界還沒有死，人類正在要求誕生。儘管過去的銅牆鐵壁，儘管我幾乎是從母胎裏帶來的頑固，阻擋我的心不能開放，容納現實的人民，我卻不能夠拒絕人所賴以生存的大氣。它招引我，我呼吸它，我要把它變成我的血肉。我不降伏於我的苦痛，我永遠衝撞着。我可以說，在我內心裏面那個要活的東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一種更大更大的東西，比我大了幾萬萬倍還不止。我，不過是它的形體之一。這個東西它要求在廣大的具體的空間生活，只有這樣，它才能夠自由的選擇，盡情地吸取它所要的糧食。以後，成長，擴大，逼得那顆心不能夠不開放，不能夠不容納人民，和他們的命運發生生死不解的關聯。

　　時代要變，該誕生的必然要誕生。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空間。雖然那從我真正做人的歷史上說起來，不過是一個很小很小的起點。但是，是一個真的起點。真實的社會生活，真實的工作，儘管那範圍還是狹小得厲害，我卻沒有把它辜負。我努力接近和發現我所能夠接觸到的人，努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教給我的至寶——放逐自己，超越自己，抱得緊緊。在這樣做的時候，我不是沒有長期的痛苦，疾病和失眠，更重地想壓倒我。可是，時代的神聖的變革，震雷一樣的啓示，千千萬萬人民的血的洪流，英雄的悲痛，智者的憂傷，善人的憤怒，美麗的心的憎恨，以及罪犯們的癲狂……，一切異象都發出了震動人心的聲音。命運的洪鐘，噹噹不斷在我頭上敲起來。我是誰？我能夠不聽它嗎？我能夠躲得了它嗎？我，這微弱到陰陽分歧的路上還不能夠切斷自己變了黑色的胞衣的人，怎樣能夠抗拒人類命運的鐘聲呢？

　　僅僅時代召喚着我，卻沒有具體的人在我周圍，靠着我這染了很深的歷史疾病的人，獨自去聽，我想，是不會完滿而深刻地聽到的。然而，卻也有那同樣受着時代召喚的人們，在我旁邊。他們有的殘酷批評我，甚至於到了傷害我的自尊心的地步；有的小心的感動我，使我常常流淚；有的明白的和我解釋，使我表裏分明。一種似乎集體的生活，使我感覺到共同生長、共同感應時代的快樂。

　　當我另有需求的時候，悲多芬成了最貼近我的前輩。神聖的憤怒，無情的毀滅，激情的悲痛，和溫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時分，和悲多芬共同享受。我流淚，我又歡笑；我詛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長起來，山泉流出了峽谷，我生出來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狹小的外皮褪下來，拋在峽谷裏面。

　　到了這個時候，我就來細細考慮我怎樣生活，寫什麼？寫了，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容它發表？

　　怎樣生活，在這裏不必多說。總之，無論用怎樣的方式，做什麼工作，必須是於人民有利。僅僅是寫，在我看就是有害。精細的、密切的關心人民的禍福憂喜、人民的命運，帶着一種不能忍受的強烈感情，是最必要的前提。寫什麼也應該歸於這一原則下面去的。有許多很聰明的人，雖然對於文藝有了相當一貫的態度；可是，或多或少，或顯或隱，他們把文藝工作同人民分開了。原則上他們同意文藝只有一個最高目的：爲了人民。但是，由於他們生活上沒有抱定一個嚴格的、忠誠的、貼緊的爲人態度，他們的創作態度有很多時候從人民的需要離開了。他們或多或少與我過去的寫作態度相近，隨興的採取一些滿足感覺的東西來寫，隨興的用一些滿足虛榮心，或者好奇心，或者愛好心的態度來寫。他們有許多人有才能，能夠寫出使我心愛的東西，特別是詩的方面，有些人的作品使我苦痛地不能離開。但是不管我個人的愛好怎樣，我依然覺得他們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委屈了他們自己的心。他們中間最嚴正的作者，也還是以自己的愛好來決定創作的態度。在他們心裏，人，人民，所佔的位置是頗爲微小的。人民的命運，到現在爲止，還是不夠深刻的感動他們，使他們情願放棄自己。另外一些人，雖然嘴裏也時時講到時代，講到人民，可是由於他們不知道用怎樣的態度去接近人民，所以他們不很明白怎樣的東西，要怎樣寫，才能對於人有些用處，結果依然是滿足自己的一種態度。還有一種人，根本沒有弄清楚“文藝是爲人的”這一命題的內涵，就喜歡把文藝範圍說小一點。詩，獨立起來，認爲如今有這種詩、那種詩：人詩，我詩，物詩，事詩，情詩，智詩，……凡願意分行的地方，都是表現天才的所在，故意亂來。歸總的說，不出於有意無意模仿的範圍。從最嚴肅的意義上來講，詩變成了一條鞭子，把他們鞭打得昏頭昏腦，寫出東西來，對於人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說這些人是沒有才能的。不過，即使把詩獨立起來，能寫出最好的詩來，除了才能，最重要還得有一顆心，爲人民而感覺，而關切，而痛苦，而憤恨，處心積慮，要儘可能寫出一些比較普遍有用東西。

　　我放逐了那些無謂的自我感傷、晦暗的探索，放逐了一些花眉綠眼、機靈巧詐的字句，放逐了晦澀，放逐了輕靈，我放逐了那種爲將來寫作，而把眼淚流在背脊上面的罪惡慾望。我生在今天的人民中間，雖然我微弱到不能夠理解他們，可是，我要盡力組織我的生活與感情，一分一釐也不要浪費在人民以外的東西身上。我寫不出他們，我苦痛，但是凡我有所寫，我必須寫的明白、親切、真誠，使它們直接間接於現在的人民有些用處。

　　這一切都是由上面的理解生出來的。這個小冊子裏面的幾首詩，也就是我的一種不完美的嘗試。我的意思是希望它能夠於人有益。如果我確知它們依然沒有用處，我就不再寫詩了。

　　我把這一本書獻給那位幫助了我，使我成長，使我有用的人。

（載一九四三年六月《中原》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