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

——《永恒的北斗》代序


  我不是一个诗人,正如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一样,这是每个明眼人第一面就能够看出来的。

  有五六年的时间,我经常的写些长短句,其中有一些间或发表过。别人称之为诗,为方便计,我也叫它们诗。

  不过,这不是什么主要问题。

  所要着重的,倒是这个小册子里面所存的几首诗在写的方式上,在我发表它们的用意上,都值得说明。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和一个人的创作态度有关系,并且,推深一步,和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也是有不能分解的关系。

  三年以前,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岩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自然从不想要去接近人;一方面切愿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无稽的空想;一方面切望我能够为许多人所爱、所亲近,另一方面常常以能够得人畏惧、憎恶为满足;还有呢,一面觉得应该生活得象人民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却尽爱随意做些没有下文的尝试,仅仅为了自己满足的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做并不困难。”当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紧我的时候,我常常在阴晦无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

  鲜红的火在层层的灰烬下面燃烧,狂激的流水被压迫在古老的岩层下面,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诞生的痛苦。旧时代家庭的教养,社会上种种具体的生活条件和所接触的物与人,造成我的一面和两面。两面我都坚持。我好象走在一条峻险的峡谷里面,两边的岩壁向我倒下来,倒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救我。他的道路——经历长期的、酷刑一样的苦痛而后升华,曾经象我自己的心一样的感动我。可是,我没有他那种近乎神秘的宗教,我没有他做人时那样随和的温柔,我就不能够觉到那一条路也是我的道路。哈代的命运的悲剧,曾经震撼我的心,使我想起他的一些场面就心里发抖。但是,我生在初年的中国,我不甘心向命运低头。屠格涅夫最会为年青人安排道路,也最会轻轻地点融人心。可是我在他的那些年青人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痉挛地冲突顽固的影子;在他的世界里面,也找不到具体地出现了的一个宇宙,他躲在那里面象一个冷心的魔法师,好象他欣赏他的魔法过于他关切人类。而且最令我寒心的,是我不能够摸到他,我恨他。托尔斯泰是从头就被我推开了的,因为从我开始接近他教育的时候起,他就被人当作牧师一样地介绍推荐给我,我存心不读他。直到抗战开始不久,才读到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地感动我,可是也同样地不能救我。救了Pierre的那个平凡的囚犯虽然在我心上,可是不能够和我的心融合。

  我也不必再多举了。总之,一个人心里没有感觉到具体的人民,只能够为自己忧愁的时候,读什么书也是白费。地球在他面前裂开来,他都看不见,却偏要希望看见得太多。他的眼泪就只有朝自己的屁股上流。那被许多人当作一个教士看待的但丁,在六百年前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不用再讲我经历了怎样一些生死之间间不容发的苦痛,因为那些肮脏的眼泪,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虽然自己在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暗暗地把它们摸一两下的。

  我撞了许多墙,我却还没有死。因为世界还没有死,人类正在要求诞生。尽管过去的铜墙铁壁,尽管我几乎是从母胎里带来的顽固,阻挡我的心不能开放,容纳现实的人民,我却不能够拒绝人所赖以生存的大气。它招引我,我呼吸它,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血肉。我不降伏于我的苦痛,我永远冲撞着。我可以说,在我内心里面那个要活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一种更大更大的东西,比我大了几万万倍还不止。我,不过是它的形体之一。这个东西它要求在广大的具体的空间生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自由的选择,尽情地吸取它所要的粮食。以后,成长,扩大,逼得那颗心不能够不开放,不能够不容纳人民,和他们的命运发生生死不解的关联。

  时代要变,该诞生的必然要诞生。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空间。虽然那从我真正做人的历史上说起来,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起点。但是,是一个真的起点。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工作,尽管那范围还是狭小得厉害,我却没有把它辜负。我努力接近和发现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努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给我的至宝——放逐自己,超越自己,抱得紧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没有长期的痛苦,疾病和失眠,更重地想压倒我。可是,时代的神圣的变革,震雷一样的启示,千千万万人民的血的洪流,英雄的悲痛,智者的忧伤,善人的愤怒,美丽的心的憎恨,以及罪犯们的癫狂……,一切异象都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声音。命运的洪钟,当当不断在我头上敲起来。我是谁?我能够不听它吗?我能够躲得了它吗?我,这微弱到阴阳分歧的路上还不能够切断自己变了黑色的胞衣的人,怎样能够抗拒人类命运的钟声呢?

  仅仅时代召唤着我,却没有具体的人在我周围,靠着我这染了很深的历史疾病的人,独自去听,我想,是不会完满而深刻地听到的。然而,却也有那同样受着时代召唤的人们,在我旁边。他们有的残酷批评我,甚至于到了伤害我的自尊心的地步;有的小心的感动我,使我常常流泪;有的明白的和我解释,使我表里分明。一种似乎集体的生活,使我感觉到共同生长、共同感应时代的快乐。

  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悲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悲多芬共同享受。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写什么?写了,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容它发表?

  怎样生活,在这里不必多说。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仅仅是写,在我看就是有害。精细的、密切的关心人民的祸福忧喜、人民的命运,带着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感情,是最必要的前提。写什么也应该归于这一原则下面去的。有许多很聪明的人,虽然对于文艺有了相当一贯的态度;可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他们把文艺工作同人民分开了。原则上他们同意文艺只有一个最高目的:为了人民。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上没有抱定一个严格的、忠诚的、贴紧的为人态度,他们的创作态度有很多时候从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他们或多或少与我过去的写作态度相近,随兴的采取一些满足感觉的东西来写,随兴的用一些满足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爱好心的态度来写。他们有许多人有才能,能够写出使我心爱的东西,特别是诗的方面,有些人的作品使我苦痛地不能离开。但是不管我个人的爱好怎样,我依然觉得他们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委屈了他们自己的心。他们中间最严正的作者,也还是以自己的爱好来决定创作的态度。在他们心里,人,人民,所占的位置是颇为微小的。人民的命运,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深刻的感动他们,使他们情愿放弃自己。另外一些人,虽然嘴里也时时讲到时代,讲到人民,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用怎样的态度去接近人民,所以他们不很明白怎样的东西,要怎样写,才能对于人有些用处,结果依然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态度。还有一种人,根本没有弄清楚“文艺是为人的”这一命题的内涵,就喜欢把文艺范围说小一点。诗,独立起来,认为如今有这种诗、那种诗:人诗,我诗,物诗,事诗,情诗,智诗,……凡愿意分行的地方,都是表现天才的所在,故意乱来。归总的说,不出于有意无意模仿的范围。从最严肃的意义上来讲,诗变成了一条鞭子,把他们鞭打得昏头昏脑,写出东西来,对于人没有一点用处。我不能说这些人是没有才能的。不过,即使把诗独立起来,能写出最好的诗来,除了才能,最重要还得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关切,而痛苦,而愤恨,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写出一些比较普遍有用东西。

  我放逐了那些无谓的自我感伤、晦暗的探索,放逐了一些花眉绿眼、机灵巧诈的字句,放逐了晦涩,放逐了轻灵,我放逐了那种为将来写作,而把眼泪流在背脊上面的罪恶欲望。我生在今天的人民中间,虽然我微弱到不能够理解他们,可是,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与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人民以外的东西身上。我写不出他们,我苦痛,但是凡我有所写,我必须写的明白、亲切、真诚,使它们直接间接于现在的人民有些用处。

  这一切都是由上面的理解生出来的。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几首诗,也就是我的一种不完美的尝试。我的意思是希望它能够于人有益。如果我确知它们依然没有用处,我就不再写诗了。

  我把这一本书献给那位帮助了我,使我成长,使我有用的人。

(载一九四三年六月《中原》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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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刚
类型:散文随笔
总字数: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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