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點鐘，我重又走回操場，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點也不踊躍。先來的是軍人，其次是學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後的了，是“官吏”（官吏，這是廣義的說法，凡拿國家的薪俸，應當爲國家努力做事的都算在內，且不問他是否努力做事）。還該有什麼人來吧？今天是一個宣傳大會，決不該這樣冷落，然而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沒有什麼人再來參加，等最後一個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場後，行禮如儀，大會便馬上開始了。
當那位肥大的“官吏”剛剛到場時，小學生們便竊竊私語道：“主席來了，一定是他做主席。不信嗎？咱們打賭？”爲什麼這樣自信？彷彿就只因爲那個人最胖大就應該做大會主席似的，孩子們這樣傳遞着眼色。果然，主席登臺了，臺下的行列稍稍活動了一下，但重又散亂了起來，隨着主席講話的進行，秩序也漸漸壞下去。不但場子裏邊，連場子外面也有了說話的營營聲。場子外面說話的聲音，是從許多穿着破爛衣褲打着赤腳的人們發出的，他們遠遠地站在圈外，有的兩手剪在背後，有的兩臂抱在胸前，有的還挑着糞籃，有的正扶着菜擔，在他們黧黑而骯髒的面孔上，表示出複雜的神情：奇怪，納悶，推測，多少還有點兒恐怖，彷彿是站在一個玩把戲的場子外面，雖然想進去又不好意思，就是隻在圈子外面偷看兩眼也惟恐人家向他討票錢似的，在那兒逡巡着。有的站站就去了，而大多數還在那裏呆着，複雜的情緒使他們發出複雜的聲音，這就幫助了會場的紊亂。我想：你們還是直接地進來聽聽吧，你們是“民衆”呵，然而他們不敢，他們反被驅逐了。說是驅逐，是頗嚴重的字眼，實際上是警察用指揮棒把他們揮退了。他們散開，但不即散去，他們有少數人還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
雨繼續下着，東南風送來花的香氣，綠葉的氣味和溼土的氣味。公園裏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樹的花，開得正好。小學生在想着什麼事呢？他們也許想到散會之後去折一枝桃花，並想起他的一個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許在埋怨着爲什麼把開會的日子定在星期天，假如定在明天開會（當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連玩兩天嗎？於是，他們談着，計算着，想起明天的晨課，想到尚未做完的算術題，也許輕輕地皺一皺眉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小女孩從衣袋裏取出一把花生米，說着什麼，遞給了她的同學，而那一個則替她拍落頭髮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學教員吧？——卻正在同他的太太談起了米的價錢，說是“漲了，不好買！”總之，他們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講的是什麼。我呢，我也不曾注意聽他，因爲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隙縫裏，偶爾聽到他一半句憤慨的話：“前方……流血……後方……我們……喚醒民衆……當兵……打退敵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兩千五百里的遠方。在三個月前，我曾經住在那城市裏，那是一個行政專員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線較近些。那個專員很聰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衆代表”——保甲長等——集合在操場裏，行升旗禮，並向他們講話，每遇其他集會也是一樣。然而他卻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們——“民衆代表”——趕了來的，而且趕入圈內之後不準早退，假如遲到或早退就要受罰。我的思想很混亂，特別是當我聽到那位胖主席講到“喚醒民衆”的時候，我想：用棍子把民衆趕入圈內，比較用棍子趕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爲這問題困惑着，忽然聽到主席提高了嗓子，彷彿非把自己的聲帶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緒激烈似的，大聲喊道：“……諸位，我們有十二萬分的把握，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完結！”主席用疊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絹抹着額上的汗水，走下了講臺。聽講的人們都舒了一口氣。但一口氣尚未舒好，另一位紅臉的先生又上臺了。從臺下人的私語，知道他是什麼委員。他才說了幾句話，站在最前排的小學生已經厭煩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頓去腳上的土，談着，急待講完之後好散隊回家。紅臉先生的話還更簡單，彷彿只把主席的話作了摘要，最後結束道：“今天時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尚且熱烈的來參加大會，這種精神，就可以把敵人打倒。完結！”最後呼口號，雖然聽不清是喊些什麼，也隨着一齊亂喊，尤其是小學生們，“萬歲，萬歲”的喊得特別起勁。
散會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來，我的腳步非常沉重，彷彿被雨中的泥濘膠住了鞋底一樣。我的胸中感到空虛，而眼前則一片茫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