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二三事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

——在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會講


  紀念魯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學術演講。今天有曹靖華先生講“魯迅與翻譯”,郭沬若先生講“魯迅與王國維”,都是極有價值的演講。中間夾着一節由我報告《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我希望時間越短越好。將來魯迅先生的傳記材料日漸完備,傳記作品日漸增加,在紀念會上我們可以不需要這一項節目了。

  “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籌備會交給我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須,也未經組織,所以報告時只能選擇幾件小事情談一談。

  魯迅先生幼年時的家景很清寒,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幾處提到的。至於所以清寒的原因,魯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學人似乎尚少講到。我從紹興的老輩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魯迅先生生前,因爲他不大願談家事,我不好詳細問他;而其他文字的記載,至今還沒有見過。

  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當時的名進士,爲翰林院編修。李蓴客先生的《越縵堂日記》中常提到他。因爲當時的蘇州,有他許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蘇州。據說某年的江蘇鄉試,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蘇州的紳士某君,有一子一侄,都要在這一年赴考。他請託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關說,周老先生似乎答應了,據說有他的一封親筆信件,落在當時蘇州府知府王可莊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後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連串的不幸:在蘇州被捕,解送北京,長期監禁,險遭殺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萬壽”才被大赦,已經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北京受苦難的時候,他的紹興家庭中所被波及的,就是出賣田產和房屋。北京消息到:今年秋審,老太爺恐遭不測了,如能速匯銀兩,尚可在上下各處打點。於是紹興家庭中的田產和房屋趕緊出賣一部份,趕緊往北京匯款。這種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當時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紹興東鄉安橋頭魯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壽至今還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魯迅先生的母親。

  魯迅先生的父親向未出仕,少年時就在家中臥病。魯迅先生作品中談到醫藥的問題很多,對於庸醫也最痛恨,因爲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時還要受庸醫的欺騙和剝削,“成對的蟋蛛”,“經霜的蘆筍”,這類怪藥名不知播弄了魯迅先生多少次,從典質所得的少許金錢,千方百計的去求得這種決不能治病的怪藥,換得的仍是魯迅先生的父親終於不救。魯迅先生決定學醫,與這個家庭情境亦有關係。

  自然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只說魯迅先生學醫的原因,我們現在至少已有三說:由於父病是一說;由於尋求放足方法是父一說(見許壽裳先生所編先生年譜),據我所知道還有一說是由於牙痛。魯迅先生十四五歲時患牙痛,告於家中長者,得到的答覆是:“不害羞,還虧你自己說得出來!”從此他便忍痛不說,默默的自己研究,這是一件甚麼祕密。等到略見概梗,方知舊社會傳統的“無知識”的可怕,而新醫學之值得研究。這一說,魯迅先生生前曾和我談過。

  自紹興到南京求學,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帶八元錢,及在南京入陸師學堂等。至於何以選擇南京的地點,據我所知,是因爲在南京很有幾位周氏的前輩,周椒生先生那時任南洋水師學堂提調就是一例。嘗聽魯迅先生談及南洋水師學堂提調還自己擔任經學教授,督責學生背誦《左傳》。記得魯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還任海軍官長,便是那時水師學堂的學生。

  在日本求學時代,我只提三位魯迅先生當年的同學,和一些極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蔣觀雲先生(智由)。他的年輩比魯迅先生略長,過從頗多,常到魯迅先生宿舍中發種種議論。一天觀雲先生說:“人類可分長頭種和圓頭種兩種,最近買到一頂西式帽子,戴着總不合式,覺得他們長頭種的帽子,我們圓頭種戴着是不會合式的。”這一通議論發完以後,少年們非常着急,相與擔憂,說:“觀雲也許要回國作官去了,紅纓帽是圓頭種的帽子,戴着不是一定合式嗎?”這可以見到當時少年革命隊伍中防範的嚴密,一言一動都極留意。不過觀雲先生後來一直沒有作官,他的議論擴而大之,至多也不過像今日所謂“中國本位文化”。民國以後,觀雲先生的哲嗣百器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軍,觀雲先生年事漸高,更沒有出任公務的意思,遂以詩酒終其身。

  一位是許季茀先生(壽裳)。許先生的年輩與魯迅先生相等,所學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處也在一起。《域外小說集》印成的時候,許先生幫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學《說文》,聘俄國虛無黨人習俄文,聘印度人學梵文,許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許先生並代魯迅先生將《域外小說集》運回上海,託某綢緞鋪寄售,不幸某綢緞鋪遭了火災,多餘的《域外小說集》都損失了。許先生的家況較好,魯迅先生常說,許先生在求學時代,已經穿鼻菸色呢製成的西服了。魯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時代的同學還時時見面,情誼之厚不減當年,思想行動與少年時代無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許季茀先生一人。

  還有一位是陳公俠先生(儀)。陳先生與魯迅先生情誼之厚,幾與許先生不相上下。不過陳先生學軍事,回國以後又帶兵,又主持中央軍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質相差太遠,過從便沒有許先生那麼多了。魯迅先生度着戰鬥的生活,處處受紳士們的壓迫。大學教授中紳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書,批評家中紳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創作。被紳士們包圍得水泄不通的時候,好像我們在敵機臨空時想念防空洞一樣,他常常會想念他的幼年同學時的好朋友,說:“不教書了,也不寫文章了,到公俠那兒做‘營混子’去了!”我從前沒有聽見過“營混子”的名稱,魯迅先生給我解釋,我想這也無非爲要達到敢說敢笑、敢愛敢恨的無可奈何時的一個理想的無職業的職業而已。

  今天暫時講到這裏爲止,諸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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