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問魯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說裏，他最喜歡哪一篇。

　　他答覆我說是《孔乙己》。

　　有將魯迅先生小說譯成別種文字的，如果譯者自己對於某一篇特別有興趣，那當然聽憑他的自由；如果這位譯者要先問問原作者的意見，準備先譯原作者最喜歡的一篇，那麼據我所知道，魯迅先生也一定先薦《孔乙己》。

　　魯迅先生自己曾將《孔乙己》譯成日文，以應日文雜誌的索稿者。

　　《孔乙己》的作者，把創作的鏡頭，放在一個小酒店學徒的身上，憑了他來攝取一個酒店顧客（孔乙己）的肖像。

　　“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原來魯鎮咸亨酒店的顧客有兩類。第一類：“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第二類：“只有穿長衫的，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卻在兩類當間，不屬於哪一類，所以說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他有士大夫階層的知識程度，所以他開口便是“之乎者也”，一般顧客連掌櫃在內都不懂。他有士大夫階層的疏懶習慣，雖然“寫得一筆好字，替人家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只是他沒有士大夫階層的經濟背景和處世技術，而仍有士大夫階層的體面問題，“偶然做些偷竊的事”，卻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甚至被人打斷了腿，還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以後他一定忍受不住這樣苦痛的生活而死了。

　　文中所提的“魯鎮”，在作者的小說中有好幾處提到，實在是一個創造的地名；我想這個地名所包含的內容就是作者的父系故鄉（紹興城內都昌坊口）和母系故鄉（紹興東皋鄉安橋頭）的混合體，我們到那兩處附近去，一定可以尋到許多跡象。

　　而“咸亨酒店”卻是一個真店號，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對門，我還見過多少回，大概至今還在，這稱小規模的老字號是不大容易倒閉的。

　　《孔乙己》中的主角孔乙己，據魯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實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們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徑與《孔乙己》中所描寫的差不多。

　　何以魯迅先生自己最喜歡《孔乙己》呢？我簡括的敘述一點作者當年告我的意見。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於苦人的涼薄。

　　對於苦人是同情，對於社會是不滿，作者本蘊蓄着極豐富的情感。不滿，往往刻畫得易近於譴責；同情，又往往描寫得易流於推崇。《吶喊》中有一篇《藥》，也是一面描寫社會，一面描寫個人；我們讀完以後，覺得社會所犯的是彌天大罪，個人所得的卻是無限同情。自然，有的題材，非如此不能達到文藝的使命；但是魯迅先生自己，並不喜歡如此。他常用四個紹興字來形容《藥》一類的作品，這四個紹興字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寫法，姑且寫作“氣急虺隤”，意思是“從容不迫”的反面，音讀近於“氣急海頹”。

　　《孔乙己》的創作目的既在描寫一般社會對於苦人的涼薄，那麼，作者對於咸亨的掌櫃，對於其他的顧客，甚至對於鄰舍孩子們，也未始不可用《藥》當中處理康大叔，駝背五少爺，紅眼睛阿義等的方法來處理他們。一方面固然是題材的關係，《藥》的主人公是革命的先烈，他的苦難是國家民族命運所繫；而《孔乙己》的主人公卻是一個無關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另一方面則是作者態度的“從容不迫”，即使不像寫《藥》當時的“氣急虺隤”，也還是達到了作者描寫一般社會對於苦人的涼薄的目的。魯迅先生特別喜歡《孔乙已》的意義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