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魯迅先生去世，我於悲痛之餘，常常想到他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那些早期的。我大抵先讀原稿，再讀雜誌，更讀合集，不但讀過很多回，而且曾聽魯迅先生自己講述他那創作某篇時的動機，背景，和藝術，所以至今印象還很清楚的，例如《藥》。

　　《藥》描寫羣衆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羣衆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說，革命者爲愚昧的羣衆奮鬥而犧牲了，愚昧的羣衆並不知道這犧牲爲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爲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羣衆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二

　　《藥》的內容分四段。第一段述小茶店的少東華小拴患肺癆，老夫婦華老拴和華大媽計劃着去買刑場上塞在斬犯頸口的血饅頭來醫治，老拴親手持錢往刑場去買，看見刑場上的種種。這斬犯就是革命者夏瑜。

　　第二段述華老拴拿了用革命者的血染紅了的饅頭到家，老夫婦用竈火把血饅頭拿荷葉包着煨熟，天天必到的茶客駝背五少爺聞到人血的香味，問：“你們吃甚麼點心呀？”沒有人回答。“炒米粥麼？”還是沒有人回答。小拴卻在老父母的撫慰下把煨熟的“兩半個白麪的饅頭”吃下了。

　　第三段述茶客們談論夏瑜的案子。人物有康大叔，他是替華家幫忙接洽購買血饅頭的人，他知道夏瑜一案的底細；有花白鬍子，有二十多歲的人，有駝背五少爺，三人只是一般的茶客，連康大叔所講也不大明白瞭解。康大叔講到的人物有夏三爺，他是夏瑜的叔叔，因爲首先去告官，得了廿五兩賞銀；有紅眼睛阿義，是“管牢的”獄卒，他想向夏瑜去“盤盤底細”，並“榨一點油水”，不料夏瑜竟勸他造反，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阿義“便打他兩個嘴巴”。

　　第四段述夏瑜的母親夏四奶奶去上夏瑜的墳，小拴的母親華大媽也去上小拴的墳，在墳場相遇，兩人都是花白頭髮，但是誰也不知道誰的兒子曾經吃過誰的兒子的血。只是夏瑜的墳上有一圈紅白花，使夏四奶奶發楞，也使華大媽發楞，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三

　　《藥》的內容是這樣一個叫人窒息的悲劇，而有一幅廣大的幕，籠罩這全部悲劇的，便是羣衆的愚昧。

　　一個大時代的來臨，只有孤孤單單的一個夏瑜看出來，喊出來，做出來了。四周卻瀰漫着愚昧，愚昧，愚昧。

　　夏四奶奶雖然生得出一個革命者的兒子，她卻瞭解不了一個革命者的兒子。她因爲慈愛自己的兒子，所以她會說：“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可是她把墳上的花環誤認爲夏瑜顯靈，她希望烏鴉飛上夏瑜的墳頂，她依然免不了慈愛的愚昧。

　　華氏老夫婦也是慈愛的愚昧：他們相信人血饅頭可以醫治他們兒子的肺癆，他們不知道這個革命者的血是爲他們的幸福而流的，但是他們對於兒子是夠慈愛的了，這不是慈愛的愚昧是甚麼？

　　夏三爺、紅眼睛阿義、康大叔，是一類。夏三爺不瞭解侄子的行爲，卻把侄子的生命換了二十五兩銀子；紅眼睛阿義不接受夏瑜的宣傳，卻打夏瑜兩個嘴巴；康大叔稱讚：“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他罵夏瑜：“那個小傢伙不要命，不要就是了。……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這三個人都是兇狠的愚昧。

　　花白鬍子，二十多歲的人，駝背五少爺，是一類。他們三個人對於“紅眼睛阿義打了夏瑜兩個嘴巴，而夏瑜還說紅眼睛阿義可憐”這一件事，自始至終沒有法子瞭解；結果有一個人提出“瘋了！”的答案來，大家都心滿意足了。這無以名之，名之曰茫漠的愚昧。

　　夏瑜便在這用種種愚昧織成的幕下犧牲了。

四

　　夏瑜兩個字顯然是從先烈秋瑾這名字來的。刑場在有四個黯淡的金字的破匾的丁字街頭，也顯然就是秋先烈殉難的紹興“古軒亭口”。不過魯迅先生描寫的往往是類型，絕不黏着一件個別的事物。所以夏瑜“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嗎？”忽然由女子化爲男身了。老拴小拴這類名字，顯然是北方人的，一點沒有江浙的色彩。國語文學由魯迅先生奠了基；因爲是國語文學，所以描寫類型的作品，往往是中國的而不是某一地方的，用到中國的無論那一部份都可以通。

　　瑜兒墳上的一個花環，魯迅先生本來不主張放。他在《吶喊》的自序上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爲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事實上，一個革命者的墳頭有着瞻仰禮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們把夏瑜認作秋先烈，那麼，吳芝瑛、徐寄塵幾位先生似乎都去過，各地學生也有偷結隊前往的，我自己那時雖只有十三歲，也曾到府山腳下去瞻禮過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環只是象徵也有親屬以外的人上墳，那麼我敢相信，夏瑜的墳頭祭掃者決不會只有夏四奶奶一人。魯迅先生雖然以爲“用了曲筆添上”這花環，只是“因爲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我則以爲有了花環也還是很自然，愚昧的羣衆中往往有極少數極少數比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穌十字架下還不是跪着一堆人嗎？

五

　　魯迅先生和我說過，在西洋文藝中，也有和《藥》相類的作品。例如俄國的安特來夫，有一篇《齒痛》（原名Ben Tobit），描寫耶穌在各各他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個商人患着齒痛。他也和老拴小拴們一樣，覺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個革命者的寃死來，重要得多多。

　　《齒痛》的主人翁般妥別忒，當齒痛的時候，“有好幾次，小孩們跑到他身邊，用急促的聲音，對他講拿撒勒的耶穌的事。般妥別忒立定，暫時聽他們的話，歪着臉，但他便即發怒頓腳，將他們趕走。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很愛小孩的，但現在因爲他們用這樣小事來煩擾他，他所以生氣了。”把耶穌釘死的事當作“這樣小事”，這和小茶店裏的茶客們談論夏瑜，真是如出一轍。

　　《齒痛》從頭到尾描寫齒痛對於般妥別忒的重要，而把耶穌的釘死輕輕帶起幾筆。《藥》也有相像的作風，更加厲害的是衆人對於夏瑜的輕蔑，奚落和唾罵。

　　還有俄國的屠爾介湟夫五十首散文詩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彷彿的。白手的人是一個爲工人的利益而奮鬥至於犧牲的人。他的手因爲帶了多時的刑具，沒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場去被絞死的。可是俄國鄉間有一種迷信，以爲絞死的人的繩子可以治病，正如紹興有一種迷信，以爲人血饅頭可以治肺癆一樣，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場去，想得到一截繩子來治病。不知不覺中，革命者爲了羣衆的幸福而犧牲，而愚昧的羣衆卻享用這犧牲了。

六

　　對於羣衆的愚昧，我個人的看法，以爲一則不必否認而樂觀，再則不必是認而悲觀。許多太樂觀的人，以爲羣衆的力量如何如何偉大，或以爲“羣衆一點也不愚昧，只有我們才真愚昧！”這在我看來，覺得不近事實。有的太悲觀的人，以爲羣衆永遠是這樣愚昧下去，先知先覺的人永遠是這樣被誤解下去，那在我看來，也覺得不近事實。

　　羣衆是可以教育的。羣衆蘊蓄着無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時的現象，是由種種原因造成的。我們希望因爲教育的緣故，羣衆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覺者的智慧減少距離；先知先覺者因羣衆的愚昧而犧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減少；國家的法律對於特異的思想和言論，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會上有勢力，思想界有貢獻的權威們，對於一個或多個鹵莽的青年們的言論舉動，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慮，能設身處地的加以一番原諒，還能自己問自己會不會有意無意的成了《藥》中的康大叔，夏三爺，紅眼睛阿義，或花白鬍子，駝背五少爺，二十多歲的人，有眼不識泰山，輕輕的把夏瑜放過，讓他冤沉海底，永遠懊悔不過來。冤沉海底是沒有再起來的希望的，死後的銅像、祀典、史傳、撫卹，都不能贖回當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誰能教誰或是誰必須受教的問題，而是羣衆的對於知識的信賴，對於情感的制抑，對於仁愛的培養的一個總態度的造成的問題。我相信羣衆的這個態度一定能逐漸的造成，就是距離愚昧一定能日遠一日。

　　我還是相信魯迅先生的花環放得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