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第四路环行汽车上，前天发生了一场吵嘴的事情。一位目击者叙述当时的情形说：

　　当着四路环行汽车经过东单站的时候，上车的人很多。快要开车了，车门就要关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一股劲地往车上挤。售票员说服无效，终于在车子已经开动的时候，再一次打开车门，让这个乘客上车。不料这个人上车以后，对售票员竟然大发脾气：你们把车开回家去吧，不用拉客啦！这么难听的一句话，立刻激怒了同车的人们。没有等售票员说话，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接话了：你为什么硬要挤上车来？那个壮年人接着又是一个挑战的语气：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青年人理直气壮地说：不合理谁都可以说！壮年人毫不让步地吵起来：你懂个屁！这一场吵嘴就这样越吵越难听了……

　　他们为什么还会吵嘴呢？这样的吵嘴不是我们在旧社会里才遇见的坏现象吗？为什么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年的大跃进之后，现在还有人这样爱吵嘴呢？读者在来信中不禁表示极大的惊奇，因而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吵嘴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随便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遇见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甚至于打起架来。那时候，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并且必然由此而产生了社会风气方面的欺骗、讹诈、恫吓、斗殴、争吵等恶劣的现象。解放后十多年来，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的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着起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已经逐渐树立了起来。但是，旧社会的残余在许多方面远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吵嘴作为旧社会的恶习之一，当然也不免还有残余存在。并且，在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有些坏现象即便匿迹于一时，而日久玩生，又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人说，吵嘴的现象所以会继续发生，是因为人们还缺乏“谦让的美德”。这个意思似乎是要以古人的所谓“谦让的美德”，照样搬来作为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准则之一。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呢？

　　不可否认，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西方文明”没有传到中国以前，我们中国人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美德。《易经》有《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书经·大禹谟》利用大禹的传说故事来说教，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口号，显然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利益。《礼记》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周礼》也说：“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这些就是古人的所谓谦让，但是这些提法与我们现在反对自满、提倡谦虚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决无共同之点！

　　很明显，古人所谓谦让，往往是虚伪的，是“欲取而故让”。正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在《让礼令》中说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可见“让”的目的是在于“得”，让一寸是要得一尺。这可以说是古代提倡礼让者的不打自招，这也是历代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提倡礼让的真意所在。旧社会中种种坏事正是在这样虚伪的以谦让为美德的幌子下干出来的。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听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谓谦让尽管是虚伪的，毕竟还不敢露骨地争吵，这一点也应该承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像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这一场吵嘴，并不是由于缺乏什么谦让美德的缘故。这一场吵嘴在实质上显然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那个四十来岁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很少数的落后分子，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原则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满脑子还是旧思想意识和旧社会的坏习惯、坏作风的残余，有时就不免会暴露出来。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互助协作和集体精神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少数落后分子残余的坏思想、坏作风是不堪容忍的，它们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广大群众正当的反对。

　　我这样说，决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企图进行“煽动”叫大家给一些人乱扣落后分子的帽子，斗他一通。我们决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落后分子，我们主要的是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在上边说了许多话，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种小事的社会背景和实质，引起大家注意而已。

　　总之，我认为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的这一场争吵，虽然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我们现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于这一类事情，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则的分野，常常是隐伏在不被注意的细微末节之间，有识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