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念他的特殊意义。

　　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么，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道：

　　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据全祖望所述，刘献廷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几种成就最大的，如他“尝作新韵谱”，以华严字母，参入梵语、拉丁语、蒙古语、满洲语，与各部韵母相合，于是“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同时，他“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还研究方舆之学，“为正切线表，而气节之先后，日蚀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对农田水利，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礼、乐、医药、数学同样都有研究。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曾被聘请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编纂工作。他对于同事们的评价是：“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这就足以说明刘献廷是多么重视实用之学了。

　　当时与刘献廷一起修《明史》的是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据全祖望说：“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由此可见刘献廷从事实际调查的情形。

　　当时与他同事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大兴人，名叫王源，字昆强，号或庵，曾作《刘处士墓表》，其中说到刘献廷少年时，“读书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与膏火，则燃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摄蔽衣冠，踯躅风尘中，人无敢易之者。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到后来“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刘献廷勤苦学习和以实践验证学问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有人特别关心地问道：刘献廷在政治上有何进步表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只要看王源说他“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全祖望说他的“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这就不难想见他与当时清代的封建统治者是站在何等尖锐对立的立场上了。至于他对待农民起义，当然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比如，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极力渲染张献忠杀人如草；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却写道：“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这岂不是把当时对农民起义军的一切造谣诬蔑都驳倒了吗？

　　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