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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壬寅春节是我国在连续三年大灾害之后，决可转入一个上好年景的年头。为了表达我至诚祝愿，因拟一副春联，安排过春节时，贴在我菱窠的木板门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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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常喜说一个故事：二十年前有位新到法国的中国学生，住在巴黎近郊某“市镇”，一天，骑了一辆脚踏车在宽阔平坦的人行道上行驰，遇着一个警察把他拦住，指手画脚说了好一会，而这位中国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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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晨七时，听见起床钟，在床中转动一下，跳起，穿衣服。这种宿舍没有洗面间，取出一小管的用剩牙膏，用剪刀剪开，把内容拆出，今天用光后，再没有牙膏用了，坐下来写一封信给广州罗宗洛，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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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个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顾到清议，想到舆论，不敢肆无忌惮，不要脸的人当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来不是一件什么坏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兴奋剂，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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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次和诸君谈过，我们在香港的报馆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很有限，所以是设在贫民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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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的两位教师。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许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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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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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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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先生又在看《晨报》。每天的早上在他起床之前，这报纸，于他，也等于烟鬼子的烟瘾，很久就习惯了，差不多成为一种定律，并且是改不掉的，必须看过了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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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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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是一片平原，境内连土堆般的小山也没有，就有也只是几个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虽有几条，毛病却在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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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艺风社的展览会快开了，你叫我写一篇文字来批评你的思想和艺术。这事在一个意义上是容易得很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了解你的思想和艺术，我总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场，说几句冒充的内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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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离上海虽然不过一天的路程，但我们却以为上海是远了，很远了；每日不再听见隆隆的机器声，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阅，不再有一束一束来往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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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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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刚给你一信，现在又要给你写信了。上午9时半早餐后，出发游昭君墓。墓在绥远城南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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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5年7月23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诗之岛”峇厘，在那里住了八天，欣赏了不少峇厘岛上的艺术，从绘画、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较多，南派的、北派的、宫廷的、民间的、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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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的篷帐支在沙漠里的荒原上。“这里……现在虽然是荒原，不久就要有万道长虹的电炬，光怪陆离的玻璃窗，庄严灿烂的图书馆……一切，一切足以代表欧洲白种人的文化，只要能够征服这些蠢如鹿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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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铁流”从一九二七年就流起……不，这里是说绥拉菲摩维支的一本小说《铁流》——有完全的注解和序文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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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甲等的批评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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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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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所在广西，看来是一个支配车辆的交通机关，我说的是设在柳州的一个；那地点是在柳州的乐群社——沿着那通行长途汽车的马路，向东走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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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夏天的一个中午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不很大的筱袋，里面放着数本教科书，和一些铅笔、手巾等东西；右手握着一柄伞儿；站在门槛，举目看这满地炎阳，眉头不由嘱咐地紧皱，眼睫也微微地合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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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新时代的弟妹们，革命的小儿女们！不是“从前有一个……”，也不是“却说……”，那些都太于陈旧，太于俗套，是历史的轮轴已经从上面滚过，是大人们用来哄开你们的小口，睁开你们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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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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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星光霎眼在天上，让菜花伸腰到路旁，让村狗几声，村路冷，让前面是田野还是村庄……我都不管这些那些，我只想我故乡里——小学时认识了的小姊姊：想是放学回来的晚上，轻轻地进去我闭了伊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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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民国十四年吧。年代本没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不过也可用它来划分人类进化程序上的步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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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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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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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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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