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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狂炸重庆一个没有“教育”而好斗的人，急了便胡踢乱打；这就无怪乎被老狮子咬急了的小疯狗要跳起来，从空中扑啮了。疯狗，虽已焦头烂额，决不回头；胜利之梦，使它发狂，它也必须死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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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苏联著名艺术家们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表演，我感到最大的兴奋和愉快；我没法子形容出我的心情，我只能老实地说，那些表演使我感动的落泪，喜欢极了的泪，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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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大师题画诗里有这么一句：“乍看舞剑忙提笔”，这大概是说由看到舞剑的鹤立星流而悟出作画的气势，故急于提笔，恐稍纵即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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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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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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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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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九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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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出话来，因为心里万分悲痛！我流泪，眼泪并流不尽我的悲痛。我的悲痛也是我们大家的，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我们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需要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和需要阳光一样，可是他已经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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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跃进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在跃进，真使人高兴！7月30日我参加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亲耳听到来自全国各处的中、小学教师与学生用普通话朗诵诗歌，说快板与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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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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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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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征收局。九位职员，两三位工友。正屋中间，麻雀一桌。旁屋里，木床一张，灯枪俱全，略有薄雾。月收二百元左右，十一二位的薪资、赌金、烟费，都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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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春节，要贴春联。大红的纸，黑亮的字，分贴门旁，的确增加喜气。写的又都是赞美春天或鼓舞士气的话语，更非全无意义。这个形式为汉语所独有，一个字对一个字，不能此长彼短；两腿一样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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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一部分工作是广谣播言，增他人锐气，减自己威风，惑乱人心，以收“使支那屈膝”之效。听信谣言的虽无心作歹，可是有意屈膝；既非标准汉奸，又不是爱国志士；唯一的动作是勤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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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段先生在世的时候，可惜，我没有得到多亲近他的机会！但是，由几次晤谈中他所给我的印象，和由朋友们所告诉我关于他的言行，使我可以这么说：段先生在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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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写作者：（1）把长诗《剑北篇》写完。此篇已成二十八段，希望再写十二段，凑成四十段，于今年四月里全稿可以付印。（2）试写歌剧，拟请茅盾先生设计，由我去试写，合撰一小型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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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仗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并没得罪了他，这是骑着脖子拉屎。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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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藏书多而用书少的图书馆，不见得是好图书馆。一个用书多而不教育人民怎么用书的图书馆，还不见得就是好图书馆。是的，我想一个理想的图书馆或者应是这样的：它会指导读者读什么书和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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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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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朋友现在还在北平受苦。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因为听到卢沟桥的炮声，而以为事情必不会恶化，所以就不慌不忙，不作出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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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谈现代教育，这可不容易办！我这个家伙不会瞪着眼批评。我最喜欢和朋友们瞎扯，用不着“诗云”，也用不着“子曰”；想叫我有头有尾的说一遍，我没那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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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了不少青年朋友们写的小说。其中有很好的，也有很不好的。那些不好的，大概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写得太慌忙。“世事多因忙里错”，作文章当然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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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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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兴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要大大地改变样子。是往好里改，还是往坏里改呢？肯定地说，是往好里改，往很好里改。因为：一九六零年，六十年代的开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特别是亚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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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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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幺”儿子。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已四十二岁了。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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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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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读自己的作品。愧悔吗？也许有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心中还有一点什么，一点比愧悔之感要大着许多倍的什么，一点有关于生命的什么，我不愿找出它的名儿来！假若非明白的呼唤出不可呀，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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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十一月十六日三版《杀人不见血的罪犯》那篇文章里，所揭发的淫书淫画贩张瑞生的犯罪事实，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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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习惯于集体主义的生活，可是艺术创作又是个人的劳动，这就很难调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