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季节里，我那儿难得有客人来。当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一连一星期，甚至半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屋子，可是我生活得很舒服，像草原上的一只老鼠或者牛，或者鸡，据说它们即使长时期地埋葬在积雪中，没有食物吃，也能活下去哩；或者，我像本州的萨顿城中，那最早的一家移民，据说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雪中，他自己不在家，可是大雪全部盖没了他的草屋，后来幸亏一个印第安人，认出了烟囱中喷出的热气在积雪中化出的一个窟窿，才把他的一家人救了出来。可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友人来关心我了，他也不必，因为屋子的主人现在在家里。大雪！听来这是多么的愉快啊！农夫们不能带了他们的驴马到森林或沼泽中来，他们不能不把门口那些遮蔽日光的树木砍伐下来了，而当积雪坚硬了，他们来到沼泽地区砍了一些树，到第二年春天去看看，他们是在离地面十英尺高的地方砍下了那些树的。

积雪最深时，从公路到我家有半英里长的那条路，好像是迂回曲折的虚线，每两点之间都有很大的空白。一连平静一星期的天气中，我总是跨出同样的步数，同样大小的步伐，谨慎地行走，像一只两脚规一样地准确，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们局限在这样的路线上了，——可是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蓝色。其实不管什么天气，都没有致命地阻挠过我的步行，或者说，我的出门，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之中，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专为了践约，我和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是定了约会时间的，那时冰雪压得它们的四肢都挂下来了，树顶就更尖，松树的样子倒像铁杉木；有时，我跋涉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到了最高的山顶，我每跨一步，都得把我头顶上的一大团雪摇落下来；有几次我索性手脚都扑在地上爬行了，因为我知道猎户都躲在家里过冬天。有一个下午，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一个有条纹的猫头鹰，它坐在一株白松的下面的枯枝上，靠近了树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高它不到一杆的地方，当我移动时，步履踏在雪上的声音，它可以听到的，可是它看不清我。我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来，它就伸伸脖子，竖起了它颈上的羽毛，睁大了眼睛；可是，立刻它又把眼皮阖上了，开始点头打瞌睡了。这样观察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自己也睡意蒙眬起来，它半开眼睛地睡着，真像一只猫，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哥哥。眼皮之间，它只开一条小缝，这样它和我保持了一个半岛形的关系；这样，从它的梦的土地上望我，极力想知道我是谁，是哪个朦胧的物体，或是它眼睛中的一粒灰尘在遮住它的视线。最后，或许是更响的声音，或许是我更接近了它使它不安了，在丫枝上蹒跚地转一个身，好像它的美梦被扰乱了，它颇不以为然；而当它展翅飞了起来，在松林中翱翔的时候，它的翅膀是出人意料地展开得很大，可我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就这样，它似乎不是用视觉，而是用感觉，在松枝之间缭绕，仿佛它那羽毛都有感觉一样，在阴暗之中，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飞了上去，栖息在上面，在那儿它可以安静地等待他的一天的黎明了。

当我走过那贯穿了草原的铁路堤岸时，我遇到一阵阵刺人肌骨的冷风，因为冷风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更自由；而当霜雪打击了我的左颊的时候，纵然我是一个异教徒，我却把右颊也给它吹打。从勃立斯特山来的那条马车路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我还是要到乡镇上去的，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当时那宽阔的田野上的白雪积在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间，行人经过了之后，不要半小时，那足迹就看不见了。回来时候，又吹了一场新的风雪，使我在里面挣扎，那忙碌的西北风就在路的一个大转弯处积起了银粉似的雪花，连一只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一只田鼠的细小脚迹更是不可能看到了。可是，甚至在隆冬，我还看到了温暖、松软的沼泽地带上，青草和臭菘依然呈露常青之色，有一些耐寒的鸟坚持着，在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虽然有雪，我散步回来，还发现樵夫的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通出来，在火炉上我看到他无目的地削尖的木片，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或者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凑巧在家，我听见了一个踏在雪上的悉索之声，是一个长脸的农夫，他老远穿过了森林而来聊天的；是那种"农庄人物"中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件工人服；他引用教会或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好比是他在拉一车兽厩中的肥料一样。我们谈到了纯朴和粗野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焕发的气候中，围着一大堆火焰坐着，个个头脑清楚；如果没有别的水果吃，我们用牙齿来试试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坚果，因为那些壳最硬的坚果里面说不定是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