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天的早晨，我就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送来了一个两个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却恶意地告诉我，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的，在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重新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琐屑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里一只土拨鼠也曾经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及植物的最下面的痕迹，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到它，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这只不过两小时的工作。我对于破土特别感到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也还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们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后代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还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

最后，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一切荣耀自应归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结构。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这一种方式我还认为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那样建筑房屋还更谨慎小心，也是划得来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间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只飞鸟造巢，是同样的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飞禽，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全球。可是，唉！我们不喜欢燕八哥和杜鹃，它们跑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行路经过的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师傅？在大多数的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在我所有的散步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喽；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

真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是很好的喽，实际他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只高明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却从飞檐入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我总觉得吃杏仁，不用糖更有益于健康——他没有意识到，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自己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哪个讲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呢？就像乌龟获得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似的，难道还要签订什么合同吗？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不必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知道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