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國中學週會的講演稿）承貴校姜先生約廬隱到貴校講演，因得與諸同學晤言一堂，不勝榮幸之至！唯廬隱事忙，不克有充分之蒐羅，謹就平日管窺之見，爲諸同學略述一二，不周不備，實所不免，尚希原諒！

　　今日所講之題爲“文學與革命”，二者驟視，截然兩途，然細究之，實有種種之關係，茲分述如下：

　　文學之要素，有所謂思想（Thought），想象（Imagination）感情（Emotion），形式（Form），而感情且爲每一篇作品之唯一衝動力，大有箭在弦上，不發不止之勢，故曰文學之出發點，在感情之激衝。《詩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而革命事業，必具之條件，則有熱烈的情感，犧牲的精神，視死如歸的勇敢，以上諸點，皆不外高尚之情操爲之左右耳。故無真情感之文學，如無靈魂之木偶；無感情之革命，如紙上談兵，永不能見諸事實，必也。有熱烈之感情，高尚之情操，始能作真正的革命家，或真正之文學家。

　　文學又爲時代精神之反映，每一時代各有其代表之文學家。蓋文學不能無背景，此背景必根據於時代思想及事實，爲其思想之中軸，如西歐之莎士比亞（Shakspear），米爾頓（Milton）代表文藝復興；但丁（Dantin）代表中代的統一思想；哥德（Goethe）代表啓明時代（Enlightenment）。文學既是時代精神之反映，則對於某一時代之社會制度，人類生活，常予以批評，故曰：“文學乃批評人生的，——此即文學對於思想上之反抗，而革命則爲現實生活不滿足而生的反動，——即積極的實際運動，而其對於一切之不滿，實與文學同一意味。”

　　揆此則吾人可得一斷案，即文學與革命實同立於一個相同的出發點也。今更進而論其因果關係：

　　文學作品往往可以啓發一般人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而發生革命的動機，如俄之屠格涅夫（Turgeniff），托爾斯泰（Tolstoy）因農奴制度之不滿，而作《獵人日記》及《黑暗的勢力》等，其後遂有農奴釋放之運動。他如法之盧梭（Rousseau）之《民約論》，激起法國之革命。馬志尼之《人的義務》（The Duties of Man）一書引起意大利之統一運動。但文學只限於思想上之反抗，和思想上對於一切不滿之啓發。如何能使其所反抗者，歸於毀滅，而所理想者終於實現，是則有待於革命家之實際運動。故曰革命可以實現文學家偉大著作中之理想生活。

　　就上端所言，吾人知有許多文學作品，系對於生活不滿足的思想上的反抗，革命是事實上的反抗，但實際運動恆在思想上之反抗有相當成熟性之後。蓋文學之影響人類思想，爲漸層的，猶如農人之屆春播種，必須經過一定之時期，始能萌芽生葉然後開花結果。所謂相當之成熟性，至少須如已生枝葉之樹木，如始下種，使思收成，此緣木求魚徒受其害耳。

　　據此以推吾人復可得一真理：即革命乃有些文學的動的方面——因受文學影響之革命，蓋思想上之反抗——文學的——則屬於靜的方面，而實際上的反抗——革命的——斯屬於動的方面乃所以實現思想者也。

　　換言之即有些文學爲表明革命的傾向，實際生活之壓迫，同時不只一端，則革命又有全部的部分的之別，在部分革命的情形下則往往因文學所表明的傾向不同，革命家恆無形爲文學家所左右。此不可免之事實也。

　　文學與革命既有如是之關係，則國家政治越紊亂，社會秩序越不安定，生活容易發生激變，皆足以醞釀偉大之文學家。蓋文學無不以時代爲背景，如四海昇平，國家無事，社會生活平淡，此時代所出之文學作品率皆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的或趨於享樂主義，其氣奄奄，誠以生活平淡，感情之海極少波浪，自無如荼如火之熱烈。作品產出，揆之春秋戰國之時，諸子百家之學說屈原之《離騷》等勃然蟄興，皆不外時勢造英雄，即所謂“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故曰文學可以促進世變，世變可以促進文學，此必然之結果也。

　　但本此而論中國今日之文壇，則不禁令人喟然長嘆。中國今日之政治紊亂，達於極點。社會制度，人民道德無不在激變動搖之中，在可使吾人感覺不滿意，理應有許多偉大之作家及真正之文學作品出現。然環觀中國沉默有如陰森黑夜，不但無皎月朗照，即是光亦隱蔽無見，青年人只知發無謂之牢騷，作神祕之幻夢，不但無東方托爾斯泰產生，即降格而求西歐之第三等作家，亦絕無僅有，寧不令人慨乎言之。夫文學家乃人類之先驅者，苟有偉大之文學家，以熱烈的情感，爲百寶匙開闢個個人深鎖的思想之門，而予以正當之導引，中國歷史上文壇上，安知不同時開一朵璀燦光耀之花。

　　雖然，已往不諫，來者可追，偌大使命，其唯望於青年之有志者，願與諸同學共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