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爲別人着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別人挨邊兒。幾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只是義氣；義務是分內，義氣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纔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於是乎自己第一，高於一切，對於別人，幾乎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於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義氣，而且是客氣。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趕上那種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於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氣。其實在這些天之驕子各自的眼裏，別人都似乎爲自己活着，都得來供養自己纔是道理。“我愛我”成爲風氣，處處爲自己着想，說是“真”；爲別人着想倒說是“假”，是“虛僞”。可是這兒“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爲別人着想其實也只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爲自己着想並無根本的差異。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確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於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種意思。這種“真”未必就好，這種“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爲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爲人和地只在書中戲中，並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體貼別人的口氣，身份，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衆。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衆那樣爲別人着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體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裏爲別人着想是“真”，在實生活裏卻說是“假”，“虛僞”，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僞”只是好看的門面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裏”；老那麼關閉着，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裏學習學習怎樣爲別人着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體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干的別人變成相干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干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爲別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於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於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的太快了，這兒那兒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着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於一切；現在卻不說什麼“真”和“假”了，只憑着神聖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只顧自己。自己高於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機關也就高於一切；自己肥，自己機關肥，別人瘦，別人機關瘦，樂自己的，管不着！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後的勝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兒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確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愿，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憐蟲，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圾堆裏！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原載於《文聚》19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