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卜士太太（Mrs.Hibbs）沒有來過中國，也並不怎樣喜歡中國，可是我們看，她有中國那老味兒。她說人家笑她母女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是老古板的意思；但她承認她們是的，她不在乎這個。

　　真的，聖誕節下午到了她那間黯淡的飯廳裏，那傢俱，那人物，那談話，都是古氣盎然，不像在現代。這時候她還住在倫敦北郊芬乞來路（Finchley Road）。那是一條闊人家的路；可是她的房子已經抵押滿期，經理人已經在她門口路邊上立了一座木牌，標價召買，不過半年多還沒人過問罷了。那座木牌，和籃球架子差不多大，只是低些；一走到門前，準看見。晚餐桌上，聽見廚房裏尖叫了一聲，她忙去看了，回來說，火雞烤枯了一點，可惜，二十二磅重，還是賣了幾件傢俱買的呢。她可惜的是火雞，倒不是傢俱；但我們一點沒吃着那烤枯了的地方。

　　她愛說話，也會說話，一開口滔滔不絕；押房子，賣傢俱等等，都會告訴你。但是隻高高興興地告訴你，至少也平平淡淡地告訴你，決不垂頭喪氣，決不唉聲嘆氣。她說話是個趣味，我們聽話也是個趣味（在她的話裏，她死了的丈夫和兒子都是活的，她的一些住客也是活的）；所以後來雖然聽了四個多月，倒並不覺得厭倦。有一回早餐時候，她說有一首詩，忘記是誰的，可以作她的墓銘，詩云：

　　這兒一個可憐的女人，

　　她在世永沒有住過嘴。

　　上帝說她會復活，

　　我們希望她永不會。

　　其實我們倒是希望她會的。

　　道地的賢妻良母，她是；這裏可以看見中國那老味兒。她原是個闊小姐，從小送到比利時受教育，學法文，學鋼琴。鋼琴大約還熟，法文可生疏了。她說街上如有法國人向她問話，她想起答話的時候，那人怕已經拐了彎兒了。結婚時得着她姑母一大筆遺產；靠着這筆遺產，她支持了這個家庭二十多年。歇卜士先生在劍橋大學畢業，一心想作詩人，成天住在雲裏霧裏。他二十年只在家裏待着，偶然教幾個學生。他的詩送到劍橋的刊物上去，原稿卻寄回了，附着一封客氣的信。他又自己花錢印了一小本詩集，封面上註明，希望出版家採納印行，但是並沒有什麼迴響。太太常勸先生刪詩行，譬如說，四行中可以刪去三行罷；但是他不肯割愛，於是乎只好敝帚自珍了。

　　歇卜士先生卻會說好幾國話。大戰後太太帶了先生小姐，還有一個朋友去逛意大利；住旅館僱船等等，全交給詩人的先生辦，因爲他會說意大利話。幸而沒出錯兒。臨上火車，到了站臺上，他卻不見了。眼見車就要開了，太太這一急非同小可，又不會說給別人，只好教小姐去張看，卻不許她遠走。好容易先生鑽出來了，從從容容的，原來他上“更衣室”來着。

　　太太最傷心她的兒子。他也是大學生，長的一表人才。大戰時去從軍；訓練的時候偶然回家，非常愛惜那莊嚴的制服，從不教它有一個褶兒。大戰快完的時候，卻來了惡消息，他盡了他的職務了。太太最傷心的是這個時候的這種消息；她在舉世慶祝休戰聲中，迷迷糊糊過了好些日子。後來逛意大利，便是解悶兒去的。她那時甚至於該領的卹金，無心也不忍去領等到限期已過，即使要領，可也不成了。

　　小姐現在是她唯一的親人；她就爲這個女孩子活着。早晨一塊兒拾掇拾掇屋子，吃完了早飯，一塊兒上街散步，回來便坐在飯廳裏，說說話，看看通俗小說，就過了一天。晚上睡在一屋裏。一星期也同出去看一兩回電影。小姐大約有二十四五了，高個兒，總在五英尺十寸左右；蟹殼臉，露牙齒，臉上倒是和和氣氣的。愛笑，說話也天真得像個十二三歲小姑娘。先生死後，他的學生愛利斯（Ellis）很愛歇卜士太太，幾次想和她結婚，她不肯。愛利斯是個傳記家，有點小名氣。那回詩人德拉梅在倫敦大學院講文學的創造，曾經提到他的書。他很高興，在歇卜士太太晚餐桌上特意說起這個。但是太太說他的書乾燥無味，他送來，她們只翻了三五頁就擱在一邊兒了。她說最恨貓怕狗，連書上印的狗都怕，愛利斯卻養着一大堆。她女兒最愛電影，愛利斯卻瞧不起電影。她的不嫁，怎麼窮也不嫁，一半爲了女兒。

　　這房子招徠住客，遠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時候。那時只收一個人，每日供早晚兩餐，連宿費每星期五鎊錢，合八九十元，夠貴的。廣告登出了，第一個來的是日本人，他們答應下了。第二天又來了個西班牙人，卻只好謝絕了。從此住這所房的總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住客多了，後來竟有“日本房”的名字。這些日本人有一兩個在外邊有女人，有一個還讓女人騙了，他們都回來在飯桌上報告，太太也同情的聽着。有一回，一個人忽然在飯桌上談論自由戀愛，而且似乎是衝着小姐說的。這一來太太可動了氣。飯後就告訴那個人，請他另外找房住。這個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個俱樂部，他大約在俱樂部裏報告了些什麼，以後日本人來住的便越過越少了。房間老是空着，太太的積蓄早完了；還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這才抵押了出去。那時自然盼望贖回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情形並不見好。房子終於標賣，而且聖誕節後不久，便賣給一個猶太人了。她想着年頭不景氣，房子且沒人要呢，哪知猶太人到底有錢，竟要了去，經理人限期讓房。快到期了，她直說來不及。經理人又向法院告訴，法院出傳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兒攙扶着；她從來沒上過堂，法官說欠錢不讓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氣又怕，幾乎昏倒在堂上；結果只得答應了加緊找房。這種種也都是爲了女兒，她可一點兒不悔。

　　她家裏先後也住過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過愛；那西班牙人並且和小姐定過婚，後來不知怎樣解了約。小姐倒還惦着他，說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卻說，“那是個壞傢伙！”後來似乎還有個“壞傢伙”，那是太太搬到金樹臺的房子裏纔來住的。他是英國人，叫凱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員，沿門兜售電氣掃除器爲生。有一天撞到太太舊宅裏去了，他要表演掃除器給太太看，太太攔住他，說不必，她沒有錢；她正要賣一批傢俱，老賣不出去，煩着呢。凱德說可以介紹一家公司來買；那一晚太太很高興，想着他定是個大學畢業生。沒兩天，果然介紹了一家公司，將傢俱買去了。他本來住在他姊姊家，卻搬到太太家來了。他沒有薪水，全靠兜售的佣金；而電氣掃除器那東西價錢很大，不容易脫手。所以便幹擱起來了。這個人只是個買賣人，不是大學畢業生。大約窮了不止一天，他有個太太，在法國給人家看孩子，沒錢，接不回來；住在姊姊家，也因爲窮，讓人家給請出來了。搬到金樹臺來，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飯錢，後來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後來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錢，有時連午飯也要叨光。如是者兩個多月，太太只得將他趕了出去。回國後接着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卻有點喜歡凱德這個“壞蛋”，大約還跟他來往着。太太最提心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決不能交在一個“壞蛋”手裏。

　　小姐在芬乞來路時，教着一個日本太太英文。那時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關心歇卜士家住着的日本先生們，老是問這個問那個的；見了他們，也很親熱似的。歇卜士太太瞧着不大順眼，她想着這女人有點兒輕狂。凱德的外甥女有一回來了，一個摩登少女。她照例將手絹掖在襪帶子上，拿出來用時，讓太太看在眼裏。後來背地裏議論道，“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銳的。有一晚那愛爾蘭女僕端菜到飯廳，沒有戴白帽檐兒。太太很不高興，告訴我們，這個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僕是個“社會主義”的貪婪的人，也許匆忙中沒想起戴帽檐兒；壓根兒她怕就覺得戴不戴都是無所謂的。記得那回這女僕帶了男朋友到金樹臺來，是個失業的工人。當時剛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個人。太太便讓這工人幫幫忙，每天給點錢。這原是一舉兩得，各廂情願的。不料女僕卻當面說太太揩了窮小子的油。太太聽說，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雖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丟了東西，卻照人家傳給的法子，在家點上一支蠟，一條腿跪着，口誦安東尼聖名，說是這麼着東西就出來了。拜聖者是舊教的花樣，她卻不管。每回作夢，早餐時總翻翻占夢書。她有三本占夢書；有時她笑自己，三本書說的都不一樣，甚至還相反呢。喝碗茶，碗裏的茶葉，她也愛看；看像什麼字頭，便知是姓什麼的來了。她並不盼望訪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樹臺時，前任房東太太介紹一位英國住客繼續住下。但這位半老的住客卻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飯桌上沒有笑，沒有笑話；只看歇卜士太太的獨角戲，老母親似的嘮嘮叨叨，總是那一套。他終於託故走了，搬到別處去了。我們不久也離開英國，房子於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來信，她和女兒已經作了人家管家老媽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這世界已經不是她的了。

第五輯 標準與尺度

動亂時代

　　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盪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人們很難計算他們的將來，即使是最短的將來。這使一般人苦悶；這種苦悶或深或淺的籠罩着全中國，也或厚或薄的瀰漫着全世界。在這一回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兩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滅感。這種幻滅感到了大戰結束後這一年，更顯著了；在我們中國尤其如此。

　　中國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戰，一般人都掙扎的生活着。勝利到來的當時，我們喘一口氣，情不自禁的在心頭描畫着三五年後可能實現的一個小康時代。我們也明白太平時代還遙遠，所以先只希望一個小康時代。但是勝利的歡呼閃電似的過去了，接着是一陣陣悶雷響着。這個變化太快了，幻滅得太快了，一般人失望之餘，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動亂的局勢好像比抗戰期中還要動亂些。再說這動亂是世界性的，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大概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控制這動亂；我們不能計算，甚至也難以估計，這動亂將到何時安定，何時纔會出現一個小康時代。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滅了。

　　中國向來有一治一亂相循環的歷史哲學。機械的循環論，現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然而廣義的看來，相對的看來，治亂的起伏似乎可以說是史實，所謂廣義的，是說不限於政治，如經濟恐慌，也正是一種動亂的局勢。所謂相對的，是說有大治大亂，有小治小亂；各個國家，各個社會的情形不同，卻都有它們的治亂的起伏。這裏說治亂的起伏，表示人類是在走着曲折的路；雖然走着曲折的路，但是總在向着目標走上前去。我相信人類有目標，因此也有進步。每一回治亂的起伏，清算起來，這裏那裏多多少少總有些進展的。

　　但是人們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亂。動亂時代望小康時代，小康時代望太平時代真正的“太平”時代，其實只是一種理想。人類向着這個理想曲折的走着；所以曲折，便因爲現實與理想的衝突。現實與理想都是人類的創造，在創造的過程中，不免試驗與錯誤，也就不免衝突。現實與現實衝突，現實與理想衝突，理想與理想衝突，樣樣有。從一方面看，人生充滿了矛盾；從另一方面看，矛盾中卻也有一致的地方。人類在種種衝突中進展。

　　動亂時代中衝突更多，人們感覺不安，彷徨，失望，於是乎幻滅。幻滅雖然幻滅，可還得活下去。雖然活下去，可是厭倦着，詛咒着。於是搖頭，皺眉毛，“沒辦法！沒辦法”的說着，一天天混過去。可是，這如果是一個常態的中年人，他還有相當的精力，他不會甘心老是這樣混過去；他要活得有意思些。他於是頹廢煙，賭，酒，女人，盡情的享樂自己。一面獻身於投機事業，不顧一切原則，只要於自己有利就幹。反正一切原則都在動搖，誰還怕誰？只要抓住現在，抓住自己，管什麼社會國家！古詩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可以用來形容這些人。

　　有些人也在幻滅之餘活下去，可是憎惡着，憤怒着。他們不怕幻滅，卻在幻滅的遺蹟上建立起一個新的理想。他們要改造這個國家，要改造這個世界。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人精力足，顧慮少，他們討厭傳統，討厭原則；而現在這些傳統這些原則既在動搖之中，他們簡直想一腳踢開去。他們要創造新傳統，新原則，新中國，新世界。他們也是不顧一切，卻不是隻爲自己。他們自然也免不了試驗與錯誤。試驗與錯誤的結果，將延續動亂的局勢，還是將結束動亂局勢？這就要看社會上矯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說看他們到底抓得住現實還是抓不住。

　　還有些人也在幻滅之餘活下去，可是對現實認識着，適應着。他們漸漸能夠認識這個動亂時代，並接受這個動亂時代。他們大概是些中年人，他們的精力和膽量只夠守住自己的崗位，進行自己的工作。這些人不甘頹廢，可也不能擔負改造的任務，只是大時代一些小人物。但是他們謹慎的調整着種種傳統和原則，忠誠的保持着那些。那些傳統和原則，雖然有些人要踢開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分自有它們存在的理由。因爲社會是聯貫的，歷史是聯貫的。一個新社會不能憑空從天上掉下，它得從歷來的土壤里長出。社會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層的衣食住，在中國尤其是農民的衣食住；可是這些小人物對於社會上層機構的安定，也多少有點貢獻。他們也許抵不住時代潮流的衝擊而終於失掉自己的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們所抱持的一些東西還是會存在的。

　　以上三類人，只是就筆者自己常見到的並且相當知道的說，自然不能包羅一切。但這三類人似乎都是這動亂時代的主要分子。筆者希望由於描寫這三類人可以多少說明了這時代的局勢。他們或多或少的認識了現實，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現實；那後兩類人一方面又都有着或近或遠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這兩類人。那頹廢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費，對於自己，對於社會都如此。那投機者擾害了社會的秩序，而終於也歸到消耗和浪費一路上。到處搖頭苦臉說着“沒辦法”的人不過無益，這些人簡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時代的領導人，但希望他們不至於操之過切，欲速不達。調整者原來可以與改造者相輔爲用，但希望他們不至於保守太過，抱殘守闕。這樣維持着活的平衡，我們可以希望比較快的走入一個小康時代。

原載於1946年南京《中央日報》

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

　　一

　　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關於後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較多，現在且說個大概，來追悼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他的《紅燭》，尤其他的《死水》，讀過的人很多。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愛國詩。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這裏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表現得特別強調。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就因爲杜詩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後來他更進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這是集團的藝術，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

　　但是他並不忽略語言的技巧，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我聽他近來的演說，有兩三回也是這麼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卻又那麼自然流暢。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像。單就讀古書而論，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可是還不夠，要沒有活潑的想像力，就只能做出點滴的的工作，決不能融會貫通的。這裏需要細心，更需要大膽。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他的校勘古書，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但卻是細心吟味所得；平心靜氣讀下去，不由人不信。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爲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他的成就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國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因爲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歷史是聯貫的。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可是，是“我們”在客觀的認識古代，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認識那活的古代，也許纔是那真的古代這也纔是客觀的認識古代。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話不是空想，不是娛樂，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現。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與自然鬥爭的紀錄，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辭》的神話，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看屈原，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裏看。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這麼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許才能再現在我們心中。他研究《周易》裏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裏。研究《詩經》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詩裏不少歌詠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說笑話，說他研究《詩經》，越來越“形而下”了其實這正表現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認識古代，有時也靠着這種幽默感。看《匡齋尺牘》裏《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謂“匡齋”本於匡衡說詩解人頤那句話，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裏《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也是一首難得的幽默的詩。他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八十歲，現在還不滿四十八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原載1946年《文藝復興》

　　二

　　聞先生的慘死尤其是中國文學方面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

　　聞先生的專門研究是《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唐詩，許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發表的文字雖然不算太多，但積存的稿子卻很多。這些並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親手抄寫得很工整。只是他總覺得還不夠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願意編篇成書。這可見他對於學術忠實而謹慎的態度。

　　他最初在唐詩上多用力量。那時已見出他是個考據家，並已見出他的考據的本領。他注重詩人的年代和詩的年代。關於唐詩的許多錯誤的解釋與錯誤的批評，都由於錯誤的年代。他曾將唐代一部分詩人生卒年代可考者製成一幅圖表，誰看了都會一目瞭然。他是學過圖案畫的，這幫助他在考據上發現了一種新技術；這技術是值得發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個詩人，並且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他親自經過創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賞詩人與詩。他的《唐詩雜論》雖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後來他在《詩經》、《楚辭》上多用力量。我們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學，必須從語言下手，就是從文字聲韻下手。但必須能夠活用文字聲韻的種種條例，纔能有所創穫。聞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常將《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當作消閒的書讀着。他在古書通讀上有許多驚人而確切的發明。對於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獨到之見。他研究《詩經》，注重那時代的風俗和信仰等等；這幾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類學的理論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釋。他對《楚辭》的興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於其中的神話。他的研究神話，實在給我們學術界開闢了一條新的大路。關於伏羲的故事，他曾將許多神話綜合起來，頭頭是道，創見最多，關係極大。曾聽他談過大概，可惜寫出來的還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愛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表現，近三四年他又專力研究《莊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併發見莊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態度。以上種種都跟傳統的研究不同：眼光擴大了，深入了，技術也更進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貢獻特別多，特別大。近年他又注意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打算根據經濟史觀去研究一番，可惜還沒有動手就殉了道。

　　這真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啊！

原載於1946年《國文月刊》

回來雜記

　　回到北平來，回到原來服務的學校裏，好些老工友見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話道：“您回來啦！”是的，回來啦。去年剛一勝利，不用說是想回來的。可是這一年來的情形使我回來的心淡了，想像中的北平，物價像潮水一般漲，整個的北平也像在潮水裏晃盪着。然而我終於回來了。飛機過北平城上時，那棋盤似的房屋，那點綴着的綠樹，那紫禁城，那一片黃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陽裏，真美。在飛機上看北平市，我還是第一次。這一看使我聯帶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處，我忘懷一切，重新愛起北平來了。

　　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說生活雖艱難，還不至如傳說之甚，說北平的街上還跟從前差不多的樣子。是的，北平就是糧食貴得兇，別的還差不離兒。因爲只有糧食貴得兇，所以從上海來的人，簡直鬆了一大口氣，只說“便宜呀！便宜呀！”我們從重慶來的，卻沒有這樣胃口。再說雖然只有糧食貴得兇，然而糧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這是一個濃重的陰影，罩着北平的將來。但是現在誰都有點兒且顧眼前，將來，管得它呢！糧食以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致看來不算少；不是必需而帶點兒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舊傢俱，小玩意兒，在小市裏，地攤上，有得挑選的，價錢合式，有時候並且很賤。這是北平老味道，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攤的我，也深深在領略着。從這方面看，北平算得是“有”的都市，西南幾個大城比起來真寒塵相了。再去故宮一看，嚇，可了不得！雖然曾遊過多少次，可是從西南迴來這是第一次。東西真多，小市和地攤兒自然不在話下。逛故宮簡直使人不想買東西，買來買去，買多買少，算得什麼玩意兒！北平真“有”，真“有”它的！

　　北平不但在這方面和從前一樣“有”，並且在整個生活上也差不多和從前一樣閒。本來有電車，又加上了公共汽車，然而大家還是悠悠兒的。電車有時來得很慢，要等得很久。從前似乎不至如此，也許是線路加多，車輛並沒有比例的加多吧？公共汽車也是來得慢，也要等得久。好在大家有的是閒工夫，慢點兒無妨，多等點時候也無妨。可是剛從重慶來的卻有些不耐煩。別瞧現在重慶的公共汽車不漂亮，可是快，上車，賣票，下車都快。也許是無事忙，可是快是真的。就是在排班等着罷，眼看着一輛輛來車片刻間上滿了客開了走，也覺痛快，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來車的影子總好受些。重慶的公共汽車有時也擠，可是從來沒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門到前門的公共汽車那樣，一面擠得不堪，一面賣票人還在中途站從容的給爭着上車的客人排難解紛。這真閒得可以。

　　現在北平幾家大型報都有幾種副刊，中型報也有在拉人辦副刊的。副刊的水準很高，學術氣非常重。各報又都特別注重學校消息，往往專闢一欄登載。前一種現象別處似乎沒有，後一種現象別處雖然有，卻不像這兒的認真幾乎有聞必錄。北平早就被稱爲“大學城”和“文化城”，這原是舊調重彈，不過似乎彈得更響了。學校消息多，也許還可以認爲有點生意經；也許北平學生多，這麼着報可以多銷些？副刊多卻決不是生意經，因爲有些副刊的有些論文似乎只有一些大學教授和研究院學生能懂。這種論文原應該出現在專門雜誌上，但目前出不起專門雜誌，只好暫時委屈在日報的餘幅上：這在編副刊的人是有理由的。在報館方面，反正可以登載的材料不多，北平的廣告又未必太多，多來它幾個副刊，一面配合着這古城裏看重讀書人的傳統，一面也可以鎮靜鎮靜這多少有點兒晃盪的北平市，自然也不錯。學校消息多，似乎也有點兒配合着看重讀書人的傳統的意思。研究學術本來要悠閒，這古城裏向來看重的讀書人正是那悠閒的讀書人。我也愛北平的學術空氣，自己也只是一個悠閒的讀書人，並且最近也主編了一個帶學術性的副刊，不過還是覺得這麼多的這麼學術的副刊確是北平特有的閒味兒。

　　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從前不一樣了。說它“有”罷，它“有”貴重的古董玩器，據說現在主顧太少了。從前買古董玩器送禮，可以巴結個一官半職的。現在據說懂得愛古董玩器的就太少了。禮還是得送，可是上了句古話，什麼人愛鈔，什麼人都愛鈔了。這一來倒是簡單明瞭，不過不是老味道了。古董玩器的冷落還不足奇，更使我注意的是中山公園和北海等名勝的地方，也蕭條起來了。我剛回來的時候，天氣還不冷，有一天帶着孩子們去逛北海。大禮拜的，漪瀾堂的茶座上卻只寥寥的幾個人。聽隔家茶座的夥計在向一位客人說沒有點心賣，他說因爲客人少，不敢預備。這些原是中等經濟的人物常到的地方；他們少來，大概是手頭不寬心頭也不寬了吧。

　　中等經濟的人家確乎是緊起來了。一位老住北平的朋友的太太，原來是大家小姐，不會做家裏粗事，只會做做詩，畫畫畫。這回見了面，瞧着她可真忙。她告訴我，傭人減少了，許多事只得自己幹；她笑着說現在操練出來了。她幫忙我捆書，既麻利，也還結實；想不到她真操練出來了。這固然也是好事，可是北平到底不和從前一樣了。窮得沒辦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我太太有一晚九點來鍾帶着兩個孩子走進宣武門裏一個小衚衕，剛進口不遠，就聽見一聲：“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個人，正在從黑色的上裝裏掏什麼，說時遲，那時快，順着燈光一瞥，掏出來的乃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我太太大聲怪叫，趕緊轉身向衚衕口跑，孩子們也跟着怪叫，跟着跑。絆了石頭，母子三個都摔倒；起來回頭一看，那人也轉了身向衚衕裏跑。這個人穿得似乎還不寒塵，白白的臉，年輕輕的。想來是剛走這個道兒，要不然，他該在衚衕中間等着，等來人近身再喊“站住！”這也許真是到了無可奈何纔來走險的。近來報上常見路劫的記載，想來這種新手該不少罷。從前自然也有路劫，可沒有聽說這麼多。北平是不一樣了。

　　電車和公共汽車雖然不算快，三輪車卻的確比洋車快得多。這兩種車子的競爭是機械和人力的競爭，洋車顯然落後。洋車伕只好更賤賣自己的勞力。有一回僱三輪兒，出價四百元，三輪兒定要五百元。一個洋車伕趕上來說，“我去，我去。”上了車他向我說要不是三輪兒，這麼遠這個價他是不幹的。還有在僱三輪兒的時候常有洋車伕趕上來，若是不理他，他會說，“不是一樣嗎？”可是，就不一樣！三輪車以外，自行車也大大的增加了。騎自行車可以省下一大筆交通費。出錢的人少，出力的人就多了。省下的交通費可以幫補幫補肚子，雖然是小補，到底是小補啊。可是現在北平街上可不是鬧着玩兒的，騎車不但得出力，有時候還得拚命。按說北平的街道夠寬的，可是近來常出事兒。我剛回來的一禮拜，就死傷了五六個人。其中王振華律師就是在自行車上被撞死的。這種交通的混亂情形，美國軍車自然該負最大的責任。但是據報載，交通警察也很怕咱們自己的軍車。警察卻不怕自行車，更不怕洋車和三輪兒。他們對洋車和三輪兒倒是一視同仁，一個不順眼就拳腳一齊來。曾在宣武門裏一個衚衕口看見一輛三輪兒橫在口兒上和人講價，一個警察走來，不問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輪車伕一頓拳打腳踢。拳打腳踢倒從來如此，他卻罵得怪，他罵道，“×你有民主思想的媽媽！”那車伕挨着拳腳不說話，也是從來如此。可是他也怪，到底是三輪車伕罷，在警察去後，卻向着背影責問道，“你有權利打人嗎？”這兒看出了時代的影子，北平是有點兒晃盪了。

　　別提這些了，我是貪吃得了胃病的人，還是來點兒吃的。在西南大家常談到北平的吃食，這呀那的，一大堆。我心裏卻還惦記一樣不登大雅的東西，就是馬蹄兒燒餅夾果子。那是一清早在衚衕裏提着筐子叫賣的。這回回來卻還沒有吃到。打聽住家人，也說少聽見了。這馬蹄兒燒餅用硬麪做，用吊爐烤，薄薄的，卻有點兒韌，夾果子（就是脆而細的油條）最是相得益彰，也脆，也有咬嚼，比起有心子的芝麻醬燒餅有意思得多。可是現在劈柴貴了，吊爐少了，做馬蹄兒並不能多賣錢，誰樂意再做下去！於是大家一律用芝麻醬燒餅來夾果子了。芝麻醬燒餅厚，倒更管飽些。然而，然而不一樣了。

原載於1946年《大公報》

論嚴肅

　　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鬥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武場更只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不嚴肅，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複雜的，這裏想特別提出來討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於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只是技藝，只是小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幹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裏，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爲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爲“閒書”，不是正經書。詞爲“詩餘”，曲又是“詞餘”；稱爲“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傳奇”爲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經的東西。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驚奇》，重在“奇”得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雖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後來有人從“三言二拍”裏選出若干篇另編一集，就題爲《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裏偷閒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着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裏，只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裏還只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裏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啓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隨感錄》又強烈的諷刺着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裏普遍的表現着。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爲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爲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並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爲一體，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衝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着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裏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爲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擡起了頭，憑着“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着是國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閒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鬆，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着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涌，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裏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原載於1947年《中國作家》

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爲，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一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峯先生纔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爲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裏。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爲脫離了現實，成爲“爲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繫着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裏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爲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樂以“和”爲主，可也得跟“節”配合着。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裏引申出來成了行爲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羣衆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着，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爲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爲，節是有所不爲有所不爲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爲是以集體的力量爲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但是這種表現裏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遊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着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峯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爲“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閒”。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蔘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衆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衆。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隻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着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爲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衆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衆擡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飢餓的民衆。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着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可是這裏的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一“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爲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原載於1947年《知識與生活》

論吃飯

　　我們有自古流傳的兩句話：一是“衣食足則知榮辱”，見於《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爲天”，是漢朝酈食其說的。這些都是從實際政治上認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說從人民方面看，吃飯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說，“食色，性也”，是從人生哲學上肯定了食是生活的兩大基本要求之一。《禮記·禮運》篇也說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更明白。照後面這兩句話，吃飯和性慾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這兩句話裏的次序，“食”或“飲食”都在前頭，所以還是吃飯第一。

　　這吃飯第一的道理，一般社會似乎也都默認。雖然歷史上沒有明白的記載，但是近代的情形，據我們的耳聞目見，似乎足以教我們相信從古如此。例如蘇北的饑民羣到江南就食，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報》登載的費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潰是癱瘓》一文中就提到這個。這些難民雖然讓人們討厭，可是得給他們飯吃。給他們飯吃固然也有一二成出於慈善心，就是惻隱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們，怕他們鋌而走險，“小人窮斯濫矣”，什麼事做不出來！給他們吃飯，江南人算是認了。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們嗎？官兒管不着他們嗎？幹嗎要怕要認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沒飯吃要吃飯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只是個死，這是一羣人，羣就是力量：誰怕誰！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飯吃的人們，他們沒奈何只得認點兒。所謂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慾望，其實也就是基本的權利。但是饑民羣還不自覺有這種權利，一般社會也還不會認清他們有這種權利；饑民羣只是衝動的要吃飯，而一般社會給他們飯吃，也只是默認了他們的道理，這道理就是吃飯第一。

　　三十年夏天筆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謂“吃大戶”的情形。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天又幹，米糧大漲價，並且不容易買到手。於是乎一羣一羣的貧民一面搶米倉，一面“吃大戶”。他們開進大戶人家，讓他們煮出飯來吃了就走。這叫做“吃大戶”。“吃大戶”是和平的手段，照慣例是不能拒絕的，雖然被吃的人家不樂意。當然真正有勢力的尤其有槍桿的大戶，窮人們也識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戶，被吃了也只好認了。那回一直這樣吃了兩三天，地面上一面趕辦平糶，一面嚴令禁止，纔打住了。據說這“吃大戶”是古風；那麼上文說的饑民就食，該更是古風吧。

　　但是儒家對於吃飯卻另有標準。孔子認爲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爲仁政的根本；這因爲春秋時代不必爭取人民，戰國時代就非爭取人民不可。然而他們論到士人，卻都將吃飯看做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孔子說，“君子固窮”，說吃粗飯，喝冷水，“樂在其中”，又稱讚顏回吃喝不夠，“不改其樂”。道學家稱這種樂處爲“孔顏樂處”，他們教人“尋孔顏樂處”，學習這種爲理想而忍飢挨餓的精神。這理想就是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謂“節”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贊成告子說的“食色，性也”，一方面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列入了“貧賤不能移”一個條件。戰國時代的“大丈夫”，相當於春秋時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勞心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有餓飯的時候，但是一朝得了時，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輩子爲了吃飯而掙扎着。因此士人就不難將道和節放在第一，而認爲吃飯好像是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了。

　　伯夷、叔齊據說反對周武王伐紂，認爲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這也是隻顧理想的節而不顧吃飯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論，伯夷、叔齊成爲士人立身的一種特殊的標準。所謂特殊的標準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標準；士人雖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這地步，但是能夠做到這地步最好。

　　經過宋朝道學家的提倡，這標準更成了一般的標準，士人連婦女都要做到這地步。這就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原來是論婦女的，後來卻擴而充之普遍應用起來，造成了無數的慘酷的愚蠢的殉節事件。這正是“吃人的禮教”。人不吃飯，禮教吃人，到了這地步總是不合理的。

　　士人對於吃飯卻還有另一種實際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倆都做了大官，住宅挨着。宋祁那邊常常宴會歌舞，宋郊聽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說，問他還記得當年在和尚廟裏咬菜根否？宋祁卻答得妙：請問當年咬菜根是爲什麼來着！這正是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兒得好；“兼善天下”於是成了個幌子。照這個看法，忍飢挨餓或者吃粗飯、喝冷水，只是爲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兒。吃飯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數士人恐怕正是這麼在想。不過宋郊、宋祁的時代，道學剛起頭，所以宋祁還敢公然表示他的享樂主義；後來士人的地位增進，責任加重，道學的嚴格的標準掩護着也約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們大多數心裏儘管那麼在想，嘴裏卻就不敢說出。嘴裏雖然不敢說出，可是實際上往往還是在享樂着。於是他們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廣大的民衆。

　　民衆，尤其農民，大多數是聽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們慣於忍飢挨餓，幾千年來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會行動的。他們到別處就食，搶米，吃大戶，甚至於造反，都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如此。這裏可以注意的是他們不說話；“不得了”就行動，忍得住就沉默。他們要飯吃，卻不知道自己應該有飯吃；他們行動，卻覺得這種行動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說什麼話。說話的還是士人。他們由於印刷的發明和教育的發展等等，人數加多了，吃飯的機會可並不加多，於是許多人也感到吃飯難了。這就有了“世上無如吃飯難”的慨嘆。雖然難，比起小民來還是容易。因爲他們究竟屬於治者，“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親戚朋友，總得給口飯吃；這飯並且總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說做官可以讓“所識窮乏者得我”，自古以來做了官就有引用窮本家窮親戚窮朋友的義務。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只當作笑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裏，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塗。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裏。難得的倒是這糊塗！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的走着之字路，走向現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於只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只是剛起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爲首，人們至少該有免於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學生寫出“飢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裏糊塗的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原載於1947年《大公報》

第六輯 論雅俗共賞

論雅俗共賞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這兩句詩後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從語氣看來，似乎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後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在這之後，門第迅速的垮了臺，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要家裏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這種進展經過唐末跟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強，責任也加重了。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的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他們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卻還不能擺脫或蛻變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裏並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當然，所謂“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中唐的時期，比安史之亂還早些，禪宗的和尚就開始用口語記錄大師的說教。用口語爲的是求真與化俗，化俗就是爭取羣衆。安史之亂後，和尚的口語記錄更其流行，於是乎有了“語錄”這個名稱，“語錄”就成爲一種著述體了。到了宋朝，道學家講學，更廣泛的留下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也還是爲了求真與化俗，還是爲了爭取羣衆。所謂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禪家認爲第一義是不可說的。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限的可能，所以是虛妄的。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記錄文字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讓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羣衆。道學主要的是中國的正統的思想，道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大大的增強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語錄就成爲一種傳統了。比語錄體稍稍晚些，還出現了一種宋朝叫做“筆記”的東西。這種作品記述有趣味的雜事，範圍很寬，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所謂議論，也就是批評，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寫這種書，只當做對客閒談，並非一本正經，雖然以文言爲主，可是很接近說話。這也是給大家看的，看了可以當做“談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筆記最發達，當時盛行，流傳下來的也很多。目錄家將這種筆記歸在“小說”項下，近代書店匯印這些筆記，更直題爲“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裏我們得特別提到唐朝的“傳奇”。“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紹自己，求他們給自己宣傳的。其中不外乎靈怪、豔情、劍俠三類故事，顯然是以供給“談助”，引起趣味爲主。無論照傳統的意念，或現代的意念，這些“傳奇”無疑的是小說，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相類之處。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這種“傳奇”大概起於民間，文士是仿作，文字裏多口語化的地方。陳先生並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穎傳》，正是仿“傳奇”而作。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參差錯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語化。他的門下的“好難”、“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在試驗如何口語化。可是“好難”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終於被人看做“詭”和“怪”而失敗，於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礎。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然的趨勢，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向這條路。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爲雅”的主張，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爲詩句。實踐上“以俗爲雅”，並不從他開始，梅聖俞、蘇東坡都是好手，而蘇東坡更勝。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以俗爲雅”這句話，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裏鄭重的提出“以俗爲雅，以故爲新”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他將“以俗爲雅”放在第一，因爲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但是加上“以故爲新”，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於不好懂了。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於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迴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別瞧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它怎麼着也只是“詩餘”。詞變爲曲，不是在文人手裏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只是“詞餘”。一方面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簧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麼地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爲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爲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賓主之分。起初成羣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蛻變，這樣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於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爲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確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爲主，就算跟民衆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於詞曲，算是新起於俗間，實在以音樂爲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正是那音樂的作用。後來雅士們也曾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爲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能完成那種雅化，所以詞曲終於不能達到詩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樂，雅化更難，地位也就更低，還低於詞一等。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簧戲等。皮簧戲也是音樂爲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着在開始。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裏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裏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線，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在傳統裏沒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衆，接近民衆卻還能教“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標準爲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爲主。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以至於“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別，自然也就能“共賞”了。孟子接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這說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但是這不相遠似乎只限於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築，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雅俗共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只是常識的，現實的。後漢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賦，卻讚美公文能手。公文這東西關係雅俗的現實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水滸傳》誨盜，這是“高論”。實際上這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滸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還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一種趣味，可並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係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誨淫”“誨盜”只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夥而走向民間。於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這種文學和藝術卻並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衆。於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他們提倡“大衆語”運動。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並已經在開始轉向大衆化。“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衆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論百讀不厭

　　前些日子參加了一個討論會，討論趙樹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話》。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實：他讀了這本書覺得好，可是不想重讀一遍。大家費了一些時候討論這件事實。有人表示意見，說不想重讀一遍，未必減少這本書的好，未必減少它的價值。但是時間匆促，大家沒有達到明確的結論。一方面似乎大家也都沒有重讀過這本書，並且似乎從沒有想到重讀它。然而問題不但關於這一本書，而是關於一切文藝作品。爲什麼一些作品有人“百讀不厭”，另一些卻有人不想讀第二遍呢？是作品的不同嗎？是讀的人不同嗎？如果是作品不同，“百讀不厭”是不是作品評價的一個標準呢？這些都值得我們思索一番。

　　蘇東坡有《送章秀才失解西歸》詩，開頭兩句是：

　　舊書不厭百回讀，

　　熟讀深思子自知。

　　“百讀不厭”這個成語就出在這裏。“舊書”指的是經典，所以要“熟讀深思”。《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

　　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意自見”。

　　經典文字簡短，意思深長，要多讀，熟讀，仔細玩味，才能瞭解和體會。所謂“意自見”，“子自知”，着重自然而然，這是不能着急的。這詩句原是安慰和勉勵那考試失敗的章秀才的話，勸他回家再去安心讀書，說“舊書”不嫌多讀，越讀越玩味越有意思。固然經典值得“百回讀”，但是這裏着重的還在那讀書的人。簡化成“百讀不厭”這個成語，卻就着重在讀的書或作品了。這成語常跟另一成語“愛不釋手”配合着，在讀的時候“愛不釋手”，讀過了以後“百讀不厭”。這是一種讚詞和評語，傳統上確乎是一個評價的標準。當然，“百讀”只是“重讀”“多讀”“屢讀”的意思，並不一定一遍接着一遍的讀下去。

　　經典給人知識，教給人怎樣做人，其中有許多語言的、歷史的、修養的課題，有許多註解，此外還有許多相關的考證，讀上百遍，也未必能夠處處貫通，教人多讀是有道理的。但是後來所謂“百讀不厭”，往往不指經典而指一些詩，一些文，以及一些小說；這些作品讀起來津津有味，重讀，屢讀也不膩味，所以說“不厭”；“不厭”不但是“不討厭”，並且是“不厭倦”。詩文和小說都是文藝作品，這裏面也有一些語言的和歷史的課題，詩文也有些註解和考證；小說方面呢，卻直到近代纔有人注意這些課題，於是也有了種種考證。但是過去一般讀者只注意詩文的註解，不大留心那些課題，對於小說更其如此。他們集中在本文的吟誦或瀏覽上。這些人吟誦詩文是爲了欣賞，甚至於只爲了消遣，流覽或閱讀小說更只是爲了消遣，他們要求的是趣味，是快感。這跟誦讀經典不一樣。誦讀經典是爲了知識，爲了教訓，得認真，嚴肅，正襟危坐的讀，不像讀詩文和小說可以馬馬虎虎的，隨隨便便的，在牀上，在火車輪船上都成。這麼着可還能夠教人“百讀不厭”，那些詩文和小說到底是靠了什麼呢？

　　在筆者看來，詩文主要是靠了聲調，小說主要是靠了情節。過去一般讀者大概都會吟誦，他們吟誦詩文，從那吟誦的聲調或吟誦的音樂得到趣味或快感，意義的關係很少；只要懂得字面兒，全篇的意義弄不清楚也不要緊的。梁啓超先生說過李義山的一些詩，雖然不懂得究竟是什麼意思，可是讀起來還是很有趣味（大意）。這種趣味大概一部分在那些字面兒的影像上，一部分就在那七言律詩的音樂上。字面兒的影像引起人們奇麗的感覺；這種影像所表示的往往是珍奇，華麗的景物，平常人不容易接觸到的，所謂“七寶樓臺”之類。民間文藝裏常常見到的“牙牀”等等，也正是這種作用。民間流行的小調以音樂爲主，而不注重詞句，欣賞也偏重在音樂上，跟吟誦詩文也正相同。感覺的享受似乎是直接的，本能的，即使是字面兒的影像所引起的感覺，也還多少有這種情形，至於小調和吟誦，更顯然直接訴諸聽覺，難怪容易喚起普遍的趣味和快感。至於意義的欣賞，得靠綜合諸感覺的想像力，這個得有長期的教養才成。然而就像教養很深的梁啓超先生，有時也還讓感覺領着走，足見感覺的力量之大。

　　小說的“百讀不厭”，主要的是靠了故事或情節。人們在兒童時代就愛聽故事，尤其愛奇怪的故事。成人也還是愛故事，不過那情節得複雜些。這些故事大概總是神仙、武俠、才子、佳人，經過種種悲歡離合，而以大團圓終場。悲歡離合總得不同尋常，那大團圓才足奇。小說本來起於民間，起於農民和小市民之間。在封建社會裏，農民和小市民是受着重重壓迫的，他們沒有多少自由，卻有做白日夢的自由。他們寄託他們的希望於超現實的神仙，神仙化的武俠，以及望之若神仙的上層社會的才子佳人；他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會變成了這樣的人物。這自然是不能實現的奇蹟，可是能夠給他們安慰、趣味和快感。他們要大團圓，正因爲他們一輩子是難得大團圓的，奇情也正是常情啊。他們同情故事中的人物，“設身處地”的“替古人擔憂”，這也因爲事奇人奇的原故。過去的小說似乎始終沒有完全移交到士大夫的手裏。士大夫讀小說，只是看閒書，就是作小說，也只是遊戲文章，總而言之，消遣而已。他們得化裝爲小市民來欣賞，來寫作；在他們看，小說奇於事實，只是一種玩藝兒，所以不能認真、嚴肅，只是消遣而已。

　　封建社會漸漸垮了，五四時代出現了個人，出現了自我，同時成立了新文學。新文學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文學也給人知識，也教給人怎樣做人，不是做別人的，而是做自己的人。可是這時候寫作新文學和閱讀新文學的，只是那變了質的下降的士和那變了質的上升的農民和小市民混合成的知識階級，別的人是不願來或不能來參加的。而新文學跟過去的詩文和小說不同之處，就在它是認真的負着使命。早期的反封建也罷，後來的反帝國主義也罷，寫實的也罷，浪漫的和感傷的也罷，文學作品總是一本正經的在表現着並且批評着生活。這麼着文學揚棄了消遣的氣氛，回到了嚴肅古代貴族的文學如《詩經》，倒本來是嚴肅的。這負着嚴肅的使命的文學，自然不再注重“傳奇”，不再注重趣味和快感，讀起來也得正襟危坐，跟讀經典差不多，不能再那麼馬馬虎虎，隨隨便便的。但是究竟是形象化的，訴諸情感的，跟經典以冰冷的抽象的理智的教訓爲主不同，又是現代的白話，沒有那些語言的和歷史的問題，所以還能夠吸引許多讀者自動去讀。不過教人“百讀不厭”甚至教人想去重讀一遍的作用，的確是很少了。

　　新詩或白話詩，和白話文，都脫離了那多多少少帶着人工的、音樂的聲調，而用着接近說話的聲調。喜歡古詩、律詩和駢文、古文的失望了，他們尤其反對這不能吟誦的白話新詩；因爲詩出於歌，一直不曾跟音樂完全分家，他們是不願揚棄這個傳統的。然而詩終於轉到意義中心的階段了。古代的音樂是一種說話，所謂“樂語”，後來的音樂獨立發展，變成“好聽”爲主了。現在的詩既負上自覺的使命，它得說出人人心中所欲言而不能言的，自然就不注重音樂而注重意義了。一方面音樂大概也在漸漸注重意義，回到說話罷？字面兒的影像還是用得着，不過一般的看起來，影像本身，不論是鮮明的，朦朧的，可以獨立的訴諸感覺的，是不夠吸引人了；影像如果必需得用，就要配合全詩的各部分完成那中心的意義，說出那要說的話。在這動亂時代，人們着急要說話，因爲要說的話實在太多。小說也不注重故事或情節了，它的使命比詩更見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寫，只靠對話，說出所要說的。這裏面神仙、武俠、才子、佳人，都不大出現了，偶然出現，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的，這時候的小說的人物，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這是平民世紀啊。至於文，長篇議論文發展了工具性，讓人們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說出他們的話，但是這已經成爲訴諸理性的了。訴諸情感的是那發展在後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標榜“生活的藝術”，抒寫“身邊瑣事”的。這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圖着教人“百讀不厭”的，確乎也風行過一時。然而時代太緊張了，不容許人們那麼悠閒；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謂“軟性”，丟下了它去找那“硬性”的東西。

　　文藝作品的讀者變了質了，作品本身也變了質了，意義和使命壓下了趣味，認識和行動壓下了快感。這也許就是所謂“硬”的解釋。“硬性”的作品得一本正經的讀，自然就不容易讓人“愛不釋手”，“百讀不厭”。於是“百讀不厭”就不成其爲評價的標準了，至少不成其爲主要的標準了。但是文藝是欣賞的對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訴諸情感的，怎麼“硬”也不能“硬”到和論文或公式一樣。詩雖然不必再講那帶幾分機械性的聲調，卻不能不講節奏，說話不也有輕重高低快慢嗎？節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夠高度集中。文也有文的節奏，配合着意義使意義集中。小說是不注重故事或情節了，但也總得有些契機來表現生活和批評它；這些契機得費心思去選擇和配合，才能夠將那要說的話，要傳達的意義，完整的說出來，傳達出來。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義，才見出情感，才讓人樂意接受，“欣賞”就是“樂意接受”的意思。能夠這樣讓人欣賞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讀不厭”，可以不論。在這種情形之下，筆者同意：《李有才板話》即使沒有人想重讀一遍，也不減少它的價值，它的好。

　　但是在我們的現代文藝裏，讓人“百讀不厭”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魯迅先生的《阿Ｑ正傳》，茅盾先生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筆者都讀過不止一回，想來讀過不止一回的人該不少罷。在筆者本人，大概是《阿Ｑ正傳》裏的幽默和三部曲裏的幾個女性吸引住了我。這幾個作品的好已經定論，它們的意義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這裏說的只是它們讓筆者“百讀不厭”的因素。《阿Ｑ正傳》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部曲的主要作用也不在鑄造幾個女性，但是這些卻可能產生讓人“百讀不厭”的趣味。這種趣味雖然不是必要的，卻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過這裏的幽默決不是油滑的，無聊的，也決不是爲幽默而幽默，而女性也決不就是色情，這個界限是得弄清楚的。抗戰期中，文藝作品尤其是小說的讀衆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讀者，他們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感。擴大了的讀衆，有着這樣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長篇小說的流行就是這個要求的反應，因爲篇幅長，故事就長，情節就多，趣味也就豐富了。這可以促進長篇小說的發展，倒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作者卻因爲這樣的要求，忘記了自己的邊界，放縱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吸引讀衆，這只是迎合低級趣味。而讀者貪讀這一類低級的軟性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說不上“百讀不厭”。“百讀不厭”究竟是個讚詞或評語，雖然以趣味爲主，總要是純正的趣味才說得上的。

原載於《文訊》月刊

論書生的酸氣

　　讀書人又稱書生。這固然是個可以驕傲的名字，如說“一介書生”，“書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爲清高，和現實脫了節，所以書生也是嘲諷的對象。人們常說“書呆子”、“迂夫子”、“腐儒”、“學究”等，都是嘲諷書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繞大彎兒，“腐”是頑固守舊，“學究”是指一孔之見。總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書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讀死書或死讀書，所以在現實生活里老是吃虧、誤事、鬧笑話。總之，書生的被嘲笑是在他們對於書的過分的執着上；過分的執着書，書就成了話柄了。

　　但是還有“寒酸”一個話語，也是形容書生的。“寒”是“寒素”，對“膏粱”而言。是魏晉南北朝分別門第的用語。“寒門”或“寒人”並不限於書生，武人也在裏頭；“寒士”才指書生。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並不關涉到書；單這個字也不含嘲諷的意味。加上“酸”字成爲連語，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憐相活現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韓愈《薦士》詩，“酸寒溧陽尉”，指的是孟郊。後來說“郊寒島瘦”，孟郊和賈島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詩。“寒”和“瘦”映襯起來，夠可憐相的，但是韓愈說“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憐別人說“酸寒”，可憐自己也說“酸寒”，所以蘇軾有“故人留飲慰酸寒”的詩句。陸游有“書生老瘦轉酸寒”的詩句。“老瘦”固然可憐相，感激“故人留飲”也不免有點兒。范成大說“酸”是“書生氣味”，但是他要“洗盡書生氣味酸”，那大概是所謂“大丈夫不受人憐”罷？

　　爲什麼“酸”是“書生氣味”呢？怎麼樣纔是“酸”呢？話柄似乎還是在書上。我想這個“酸”原是指讀書的聲調說的。晉以來的清談很注重說話的聲調和讀書的聲調。說話注重音調和辭氣，以朗暢爲好。讀書注重聲調，從《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記殷仲堪的話可見；他說，“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說到舌頭，可見注重發音，注重發音也就是注重聲調。《任誕》篇又記王孝伯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熟讀《離騷》”該也是高聲朗誦，更可見當時風氣。《豪爽》篇記“王司州（胡之）在謝公（安）坐，詠《離騷》、《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正是這種名士氣的好例。讀古人的書注重聲調，讀自己的詩自然更注重聲調。《文學》篇記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嘆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從此袁宏名譽大盛，可見朗誦關係之大。此外《世說新語》裏記着“吟嘯”，“嘯詠”，“諷詠”，“諷誦”的還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誦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罷。

　　這裏最可注意的是所謂“洛下書生詠”或簡稱“洛生詠”。《晉書·謝安傳》說：

　　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說新語·輕詆》篇卻記着：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劉孝標註，“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所謂“重濁”，似乎就是過分悲涼的意思。當時誦讀的聲調似乎以悲涼爲主。王孝伯說“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胡之在謝安坐上詠的也是《離騷》、《九歌》，都是《楚辭》。當時誦讀《楚辭》，大概還知道用楚聲楚調，樂府曲調裏也正有楚調。而楚聲楚調向來是以悲涼爲主的。當時的誦讀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誦或梵唱的影響很大，梵誦或梵唱主要的是長吟，就是所謂“詠”。《楚辭》本多長句，楚聲楚調配合那長吟的梵調，相得益彰，更可以“詠”出悲涼的“情致”來。袁宏的詠史詩現存兩首，第一首開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種“書生本色”。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舉的五言詩名句，鍾嶸《詩品·序》裏所舉的五言詩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晉書》裏還有一個故事。晉朝曹攄的《感舊》詩有“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兩句。後來殷浩被廢爲老百姓，送他的心愛的外甥回朝，朗誦這兩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覺淚下。這是悲涼的朗誦的確例。但是自己若是並無真實的悲哀，只去學時髦，捏着鼻子學那悲哀的“老婢聲”的“洛生詠”，那就過了分，那也就是趙宋以來所謂“酸”了。

　　唐朝韓愈有《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開頭是：

　　纖雲四卷天無河，

　　清風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聲影絕，

　　一杯相屬君當歌。

　　接着說：

　　君歌聲酸辭且苦，

　　不能聽終淚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辭：

　　洞庭連天九疑高，

　　蛟龍出沒猩鼯號。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牀畏蛇食畏藥，

　　海氣溼蟄薰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繼聖登夔皋。

　　赦書一日行萬里，

　　罪從大辟皆除死。

　　遷者追回流者還，

　　滌瑕盪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荊蠻。

　　判司卑官不堪說，

　　未免捶楚塵埃間。

　　同時輩流多上道，

　　天路幽險難追攀！

　　張功曹是張署，和韓愈同被貶到邊遠的南方，順宗即位，只奉命調到近一些的江陵做個小官兒，還不得回到長安去，因此有了這一番冤苦的話。這是張署的話，也是韓愈的話。但是詩裏卻接着說：

　　君歌且休聽我歌，

　　我歌今與君殊科。

　　韓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飲奈明何！

　　他說認命算了，還是喝酒賞月罷。這種達觀其實只是苦情的僞裝而已。前一段“歌”雖然辭苦聲酸，倒是貨真價實，並無過分之處，由那“聲酸”知道吟詩的確有一種悲涼的聲調，而所謂“歌”其實只是諷詠。大概漢朝以來不像春秋時代一樣，士大夫已經不會唱歌，他們大多數是書生出身，就用諷詠或吟誦來代替唱歌。他們尤其是失意的書生的苦情就發泄在這種吟誦或朗誦裏。

　　戰國以來，唱歌似乎就以悲哀爲主，這反映着動亂的時代。《列子·湯問》篇記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又引秦青的話，說韓娥在齊國雍門地方“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後來又“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抃舞，弗能自禁”。這裏說韓娥雖然能唱悲哀的歌，也能唱快樂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獨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還是悲歌爲主。再加上齊國杞梁殖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現在還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悲歌更爲動人，是顯然的。書生吟誦，聲酸辭苦，正和悲歌一脈相傳。但是聲酸必須辭苦，辭苦又必須情苦；若是並無苦情，只有苦辭，甚至連苦辭也沒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聲調，那就過了分，不但不能動人，反要遭人嘲弄了。書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卻只是少數，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總是嘆老嗟卑，長歌當哭，哭喪着臉一副可憐相。朱子在《楚辭辨證》裏說漢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詩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就是所謂“無病呻吟”。後來的嘆老嗟卑也正是無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緊張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無病呻吟，病是裝的，假的，呻吟也是裝的，假的，假裝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戲，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蘇東坡有《贈詩僧道通》的詩：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聰與蜜殊。

　　語帶煙霞從古少，

　　氣含蔬筍到公無。……

　　查慎行注引葉夢得《石林詩話》說：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俗，謂之“酸餡氣”。子瞻……嘗語人云，“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失笑。

　　東坡說道通的詩沒有“蔬筍”氣，也就沒有“酸餡氣”，和尚修苦行，吃素，沒有油水，可能比書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這種生活的詩，好像酸了的菜饅頭的餡兒，幹酸，吃不得，聞也聞不得，東坡好像是說，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點兒油水，就不至於那麼撲鼻酸了。這酸氣的“酸”還是從“聲酸”來的。而所謂“書生氣味酸”該就是指的這種“酸餡氣”。和尚雖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卻要學吟詩，就染上書生的酸氣了。書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嘆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窮苦到他們嗟嘆的那地步；倒是“常得無事”，就是“有閒”，有閒就無聊，無聊就作成他們的“無病呻吟”了。宋初西昆體的領袖楊億譏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嘆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竊比稷與契”，嗟嘆的其實是天下之大，決不止於自己的雞蟲得失。楊億是個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說出這樣不公道的話。可是像陳師道的詩，嘆老嗟卑，吟來吟去，只關一己，的確叫人膩味。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無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學的興起表示書生的地位加高，責任加重，他們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嘆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學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賣弄那背得的幾句死書，來嗟嘆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讀書人的空架子。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似乎是個更破落的讀書人，然而“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說他偷書，他卻爭辯着，“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鬨笑起來。”孩子們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下腰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破落到這個地步，卻還只能“滿口之乎者也”，和現實的人民隔得老遠的，“酸”到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憐了。“書生本色”雖然有時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氣總是可笑又可憐的。最足以表現這種酸氣的典型，似乎是戲臺上的文小生，尤其是崑曲裏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搖搖擺擺的調調兒，真夠“酸”的！這種典型自然不免誇張些，可是許差不離兒罷。

　　向來說“寒酸”、“窮酸”，似乎酸氣老聚在失意的書生身上。得意之後，見多識廣，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那時就會不再執着在書上，至少不至於過分的執着在書上，那“酸氣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書生也並非都有酸氣。他們可以看得開些，所謂達觀，但是達觀也不易，往往只是僞裝。他們可以看遠大些，“梗概而多氣”是雄風豪氣，不是酸氣。至於近代的知識分子，讓時代逼得不能讀死書或死讀書，因此也就不再執着那些古書。文言漸漸改了白話，吟誦用不上了；代替吟誦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誦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們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們雖然還有些閒，可是要“常得無事”卻也不易。他們漸漸丟了那空架子，腳踏實地向前走去。早些時還不免帶着感傷的氣氛，自愛自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這也算是酸氣，雖然唸誦的不是古書而是洋書。可是這幾年時代逼得更緊了，大家只得抹乾了鼻涕眼淚走上前去。這才真是“洗盡書生氣味酸”了。

論老實話

　　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退職後寫了一本書，題爲《老實話》。這本書中國已經有了不止一個譯名，或作《美蘇外交祕錄》，或作《美蘇外交內幕》，或作《美蘇外交紀實》，“祕錄”“內幕”和“紀實”都是“老實話”的意譯。前不久筆者參加一個宴會，大家談起貝爾納斯的書，談起這個書名。一個美國客人笑着說，“貝爾納斯最不會說老實話！”大家也都一笑。貝爾納斯的這本書是否說的全是“老實話”，暫時不論，他自題爲《老實話》，以及中國的種種譯名都含着“老實話”的意思，卻可見無論中外，大家都在要求着“老實話”。貝爾納斯自題這樣一個書名，想來是表示他在做國務卿辦外交的時候有許多話不便“老實說”，現在是自由了，無官一身輕了，不妨“老實說”了原名直譯該是《老實說》，還不是《老實話》。但是他現在真能自由的“老實說”，真肯那麼的“老實說”嗎？那位美國客人的話是有他的理由的。

　　無論中外，也無論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實話”，可見“老實話”是不容易聽到見到的。大家在知識上要求真實，他們要知道事實，尋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問到底，有的說可知，有的說不可知，至今紛無定論，具體的事實卻似乎或多或少總是可知的。況且照常識上看來，總是先有事後纔有理，而在日常生活裏所要應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應付事的時候，理往往是不自覺的。因此強調就落到了事實上。常聽人說“我們要明白事實的真相”，既說“事實”，又說“真相”，疊牀架屋，正是強調的表現。說出事實的真相，就是“實話”。買東西叫賣的人說“實價”，問口供叫犯人“從實招來”，都是要求“實話”。人與人如此，國與國也如此。有些時事評論家常說美蘇兩強若是能夠肯老實說出兩國的要求是些什麼東西，再來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許能夠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評論家認爲兩強的話，特別是蘇聯方面的，說的已經夠老實了，夠明朗化了。的確，自從去年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指名提出了“戰爭販子”以後，美蘇兩強的話是越來越老實了，但是明朗化似乎還未見其然。

　　人們爲什麼不能不肯說實話呢？歸根結底，關鍵是在利害的衝突上。自己說出實話，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虛實，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讓別人知道底細，也容易比自己搶先一着。在這個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戰爭，往往是有你無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點兒自己，讓人莫名其妙。於是乎勾心鬥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來有句老話，“知人知面不知心”，還有，“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處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別說實話，少說實話，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衝突。我有人無，我多人少，我強人弱，說實話恐怕人來佔我的便宜，強的要越強，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無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強，說實話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變強，少的想變多，無的想變有。人與人如此，國與國又何嘗不如此！

　　說到戰爭，還有句老實話，“兵不厭詐”！真的交兵“不厭詐”，勾心鬥角，捉迷藏，耍花樣，也正是個“不厭詐”！“不厭詐”，就是越詐越好，從不說實話少說實話大大的跨進了一步；於是乎模糊事實，誇張事實，歪曲事實，甚至於捏造事實！於是乎種種謊話，應用盡有，你想我是騙子，我想你是騙子。這種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異，因爲分配老是不公平，利害也老在衝突着。這樣可也就更要求實話，老實話。老實話自然是有的，人們沒有相當限度的互信，社會就不成其爲社會了。但是實話總還太少，謊話總還太多，社會的和諧恐怕還遠得很罷。不過謊話雖然多，全然出於捏造的卻也少，因爲不容易使人信。麻煩的是謊話裏摻實話，實話裏摻謊話巧妙可也在這兒。日常的話多多少少是兩摻的，人們的互信就建立在這種兩摻的話上，人們的猜疑可也發生在這兩摻的話上。即如貝爾納斯自己標榜的“老實話”，他的同國的那位客人就懷疑他在用好名字騙人。我們這些常人誰能知道他的話老實或不老實到什麼程度呢？

　　人們在情感上要求真誠，要求真心真意，要求開誠相見或誠懇的態度。他們要聽“真話”，“真心話”，心坎兒上的，不是嘴邊兒上的話，這也可以說是“老實話”。但是“心口如一”向來是難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時都不免，讀了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劍”卻真成了小人。真話不一定關於事實，主要的是態度。可是，如前面引過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麼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來，人家也許還嫌血腥氣呢！所以交淺不能言深，大家一見面兒只談天氣，就是這個道理。所謂“推心置腹”，所謂“肺腑之談”，總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氣氣，說一些不相干的門面話。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虛僞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見面冷冰冰的，拉長了面孔，愛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頂，可是那份兒過了火的“真”，有幾個人受得住！本來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話也無從說起，說了反容易出岔兒，樂得遠遠兒的，淡淡兒的，慢慢兒的，不過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婦之間，也未必處處可以說真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個人總有些不願意教別人知道的祕密，若是不顧忌着些個，怎樣親愛的也會碰釘子的。真話之難，就在這裏。

　　真話雖然不一定關於事實，但是謊話一定不會是真話。假話卻不一定就是謊話，有些甜言蜜語或客氣話，說得過火，我們就認爲假話，其實說話的人也許倒並不缺少愛慕與尊敬。存心騙人，別有作用，所謂“口蜜腹劍”的，自然當作別論。真話又是認真的話，玩話不能當作真話。將玩話當真話，往往鬧彆扭，即使在熟人甚至親人之間。所以幽默感是可貴的。真話未必是好聽的話，所謂“苦口良言”，“藥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們又要求“直言”，專制時代“直言極諫”是選用人才的一個科目，甚至現在算命看相的，也還在標榜“鐵嘴”，表示直說，說的是真話，老實話。但是這種“直言”“直說”大概是不至於刺耳至少也不至於太刺耳的。又是“直言”，又不太刺耳，豈不兩全其美嗎！不過刺耳也許還可忍耐，刺心卻最難寬恕；直說遭怨，直言遭忌，就爲刺了別人的心小之被人罵爲“臭嘴”，大之可以殺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言極諫”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數的。直言刺耳，進而刺心，簡直等於相罵，自然會叫人生氣，甚至於翻臉。反過來，生了氣或翻了臉，罵起人來，衝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話，老實話。

　　人與人是如此，國與國在這裏卻不一樣。國與國雖然也講友誼，和人與人的友誼卻不相當，親誼更簡直是沒有。這中間沒有愛，說不上“真心”，也說不上“真話”“真心話”。倒是不缺少客氣話，所謂外交辭令；那只是禮尚往來，彼此表示尊敬而已。還有，就是條約的語言，以利害爲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虧。這種條約倒是“實話”，所以有時得有祕密條款，有時更全然是密約。條約總說是雙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是“欣然同意”。不經雙方同意而對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對直言，那就往往是譴責，也就等於相罵。像去年聯合國大會以後的美蘇兩強，就是如此。話越說得老實，也就越尖銳化，當然，翻臉倒是還不至於的。這種老實話一方面也是宣傳。照一般的意見，宣傳決不會是老實話。然而美蘇兩強互相譴責，其中的確有許多老實話，也的確有許多人信這一方或那一方，兩大陣營對壘的形勢因此也越見分明，世界也越見動盪。這正可見出宣傳的力量。宣傳也有各等各樣。毫無事實的空頭宣傳，不用說沒人信；有事實可也摻點兒謊，就有信的人。因爲有事實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說出些真話，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實越多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傳，也就有反宣傳，反宣傳意在打消宣傳。判斷當然還得憑事實。不過正反錯綜，一般人眼花繚亂，不勝其麻煩，就索性一句話抹殺，說一切宣傳都是謊！可是宣傳果然都是謊，宣傳也就不會存在了，所以還當分別而論。即如貝爾納斯將他的書自題爲《老實說》或《老實話》，那位美國客人就懷疑他在自我宣傳；但是那本書總不能夠全是謊罷？一個人也決不能夠全靠撒謊而活下去，因爲那麼着他就掉在虛無裏，就沒了。

原載於《周論》

第七輯 語文影及其他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爲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裏。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爲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爲正式的。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種，可稱爲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閒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閒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閒”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閒談也有“天氣”常是閒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裏。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爲“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着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原載於1935年《小說月報》

沉默

　　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

　　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我說滿沒有錯兒；但是若統計起來，口的最多的（也許不是最大的）用處，還應該是說話，我相信。按照時下流行的議論，說話大約也算是一種“宣傳”，自我的宣傳。所以說話徹頭徹尾是爲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爲別人，憑了種種神聖的名字；我卻也願意讓步，請許我這樣說：說話有時的確只是間接地爲自己，而直接的算是爲別人！

　　自己以外有別人，所以要說話；別人也有別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說話或不說話。於是乎我們要懂得沉默。你若念過魯迅先生的《祝福》，一定會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見生人時，大抵會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車輪船裏，看見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處向人問訊，攀談，無論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羨慕這些人的健康；因爲在中國這樣旅行中，竟會不感覺一點兒疲倦！見生人的沉默，大約由於原始的恐懼，但是似乎也還有別的。假如這個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無意的防禦像防禦一個敵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禦戰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讓他發現你的可笑的地方一個人總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讓他儘量說他所要說的，若他是個愛說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別。假如這個生人，你願意和他做朋友，你也還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聽他的話，選出幾處，加以簡短的，相當的讚詞；至少也得表示相當的同意。這就是知己的開場，或說起碼的知己也可。假如這個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記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語，乃至臉色眼光，都有異樣的地方；你最好遠遠地坐着，讓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線去。自然，我說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隨衆訪問大人物的時候。若你願意專誠拜謁，你得另想辦法；在我，那卻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與非大人物或大人物與大人物間談話的情形，準可以滿足，而不用從牙縫裏迸出一個字。說話是一件費神的事，能少說或不說以及應少說或不說的時候，沉默實在是長壽之一道。至於自我宣傳，誠哉重要誰能不承認這是重要呢？但對於生人，這是白費的；他不會領略你宣傳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傳熱；他會忘記得乾乾淨淨，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後。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們能聽也肯聽你的說話宣傳。這不用說是交換的，但是就是交換的也好。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諒解你；他們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趣味和禮貌。你的話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就趣味地聽着；你的話嚴重或悲哀，他們因爲禮貌的緣故，也能暫時跟着你嚴重或悲哀。在後一種情形裏，滿足的是你；他們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氣氛。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做；這其實是一種犧牲，“應該”也“值得”感謝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話也還不應該說得太多；同樣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雋語，也不宜重複的說。《祝福》就是一個好榜樣。你應該相當的節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話佔領朋友們整個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會讓別人完全佔領呀。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纔有人去追求；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你對於別人，對於世界，將沒有絲毫意義，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你將不能支持自己，而傾僕到無底的黑暗裏去。一個情人常喜歡說：“我願意將所有的都獻給你！”誰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麼呢？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種理想；以後跟着說的，更只是“口頭禪”而已。所以朋友間，甚至戀人間，沉默還是不可少的。你的話應該像黑夜的星星，不應該像除夕的爆竹誰稀罕那徹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時更有詩意。譬如在下午，在黃昏，在深夜，在大而靜的屋子裏，短時的沉默，也許遠勝於連續不斷的倦怠了的談話。有人稱這種境界爲“無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於所謂“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時候。人多時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時，就不準行。你的過分沉默，也許把你的生客惹惱了，趕跑了！倘使你願意趕他，當然很好；倘使你不願意呢，你就得不時的讓他喝茶，抽菸，看畫片，讀報，聽話匣子，偶然也和他談談天氣，時局只是複述報紙的記載，加上幾個不能解決的疑問，總以引他說話爲度。於是你點點頭，哼哼鼻子，時而嘆嘆氣，聽着。他說完了，你再給起個頭，照樣的聽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見過一個生客，他是一位準大人物，因某種禮貌關係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時，將兩手籠起，擱在桌上。說了幾句話，就止住了，兩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極，好容易陸陸續續地找出一句半句話來敷衍。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種用法，是上司對屬僚保持威嚴用的。用在一般交際裏，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爲主人留一些餘地，更屬無禮。大人物以及準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處。至於應付的方法，其實倒也有，那還是沉默；只消照樣籠了手，和他對看起來，他大約也就無可奈何了罷？

撩天兒

　　《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熟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談談天氣，謝安引《易·繫辭傳》的句子稱讚他話少的好。《世說》的作者記他的兩位哥哥“多說俗事”，那麼，“寒溫”就是雅事了。“寡言”向來認爲美德，原無雅俗可說；謝安所讚美的似乎是“寒溫‘而已’”，劉義慶所着眼的卻似乎是“‘寒溫’而已”，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寡言”雖是美德，可是“健談”，“談笑風生”，自來也不失爲稱讚人的語句。這些可以說是美才，和美德是兩回事，卻並不互相矛盾，只是從另一角度看人罷了。只有“花言巧語”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來似乎是給執政者和外交官說的。這些人的言語關係往往很大，自然是謹慎的好，少說的好。後來漸漸成爲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卻也有它的緣故。說話不免陳述自己，評論別人。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聽話人的手裏。舊小說裏常見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陳述自己。《女兒經》裏的“張家長，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評論別人。這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說話並不一定陳述自己，評論別人，像談談天氣之類。就是陳述自己，評論別人，也不一定就“全拋一片心”，或道“張家長，李家短”。“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兒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語”卻不在這兒所謂“巧妙”的裏頭，那種人往往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健談”，“談笑風生”，卻只是無所用心的“閒談”，“談天”，“撩天兒”而已。

　　“撩天兒”最能表現“閒談”的局面。一面是“天兒”，是“閒談”少不了的題目，一面是“撩”，“閒談”只是東牽西引那麼回事。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兒。日常生活裏，商量，和解，乃至演說，辯論等等，雖不是別有用心的說話，卻還是有所用心的說話。只有“閒談”，以消遣爲主，纔可以算是無所爲的，無所用心的說話。人們是不甘靜默的，愛說話是天性，不愛說話的究竟是很少的。人們一輩子說的話，總計起來，大約還是閒話多，費話多；正經話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們不論怎麼忙，總得有休息；“閒談”就是一種愉快的休息。這其實是不可少的。訪問，宴會，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動，主要的作用其實還是閒談。西方人很能認識閒談的用處。十八世紀的人說，說話是“互相傳達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啓發”的。十九世紀的人說，“談話的本來目的不是增進知識，是消遣”。二十世紀的人說，“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談話並不比蒼蠅的哼哼更有意義些；可是他願意哼哼，願意證明他是個活人，不是個蠟人。談話的目的，多半不是傳達觀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樣不停的響，真教人生氣。可是在晚餐會上，人寧願作蚊子，不願作啞子。幸而大多數的哼哼是悅耳的，有些並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紀還說“啓發”，十九世紀只說“消遣”，二十世紀更只說“哼哼”，一代比一代乾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徹了。閒談從天氣開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這正因爲天氣是個同情的話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又無需乎陳述自己或評論別人。劉義慶以爲是雅事，便是因爲談天氣是無所爲的，無所用心的。但是後來這件雅事卻漸漸成爲雅俗共賞了；閒談又叫“談天”，又叫“撩天兒”，一面見出天氣在閒談裏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見出天氣這個話題已經普遍化到怎樣程度。因爲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陳腐；他們簡直覺得天氣是個俗不可耐的題目。於是天氣有時成爲笑料，有時跑到諷刺的筆下去。

　　有一回，一對未婚的中國夫婦到倫敦結婚登記局裏，是下午三四點鐘了，天上雲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頭兒卻還笑着招呼說，“早晨好！天兒不錯，不是嗎？”朋友們傳述這個故事，都當作笑話。魯迅先生的《立論》也曾用“今天天氣哈哈哈”諷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頭兒和那種世故人來的原是“客套”話，因爲太“熟套”了，有時就不免離了譜。但是從此可見談天氣並不一定認真的談天氣，往往只是招呼，只是應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話也罷，諷刺也罷，哼哼總得哼哼的，所以我們都不斷的談着天氣。天氣雖然是個老題目，可是風雲不測，變化多端，未必就是個腐題目；照實際情形看，它還是個好題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過昆明到重慶去。昆明的記者問他，“此次經滇越路，比上次來昆，有何特殊觀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氣炎熱，此次氣候溫和，天朗無雲，旅行甚爲平安舒適。”這是外交辭令，是避免陳述自己和評論別人的明顯的例子。天氣有這樣的作用，似乎也就無可厚非了。

　　談話的開始難，特別是生人相見的時候。從前通行請教“尊姓”，“臺甫”，“貴處”，甚至“貴庚”等等，一半是認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當時纔好稱呼談話，雖然隨後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罷了。自從有了介紹的方式，這一套就用不着了。這一套裏似乎只有“貴處”一問還可以就答案發揮下去；別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談下去，就非換題目不可，那大概還得轉到天氣上去，要不然，也得轉到別的一些瑣屑的節目上去，如“幾時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這兒罷？”之類。用介紹的方式，談話的開始更只能是這些節目。若是相識的人，還可以說“近來好吧？”“忙得怎麼樣？”等等。這些瑣屑的節目像天氣一樣是哼哼調兒，可只是特殊的調兒，同時只能說給一個人聽，不像天氣是普通的調兒，同時可以說給許多人聽。所以天氣還是打不倒的談話的引子從這個引子可以或斷或連的牽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變動不居的非常時代，大家關心或感興趣的題目多，談話就容易開始，不一定從天氣下手。天氣跑到諷刺的筆下，大概也就在這當兒。我們的正是這種時代。抗戰，轟炸，政治，物價，歐戰，隨時都容易引起人們的談話，而且儘夠談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無須換題目。新聞本是談話的好題目，在平常日子，大新聞就能夠取天氣而代之，何況這時代，何況這些又都是關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個老題目，向來政府常禁止人們談，人們卻偏愛談。袁世凱、張作霖的時代，北平茶樓多掛着“莫談國事”的牌子，正見出人們的愛談國事來。但是新聞和政治總還是跟在天氣後頭的多，除了這些，人們愛談的是些逸聞和故事。這又全然回到茶餘酒後的消遣了。還有性和鬼，也是閒談的老題目。據說美國有個化學家，專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學，差不多不知道別的，可就愛談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談下去。鬼呢，我們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時候卻也可以獨佔一個晚上。不過這些都得有個引子，單刀直入是很少的。

　　談話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總是地位差不多職業相近似的人聚會的時候多，話題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會裏夾着些地位相殊或職業不近的人，那就難點兒。引子倒是有現成的，如上文所說種種，也儘夠用了，難的是怎樣談下去。若是知識或見聞夠廣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題目，適合這些特殊的客人的興趣，同時還不至於冷落了別人。要不然，也可以發揮自己的熟題目，但得說成和天氣差不多的雅俗共賞的樣子。話題就難在這“共賞”或“同情”上頭。不用說，題目的性質是一個決定的因子。可是無論什麼地位什麼職業的人，總還是人，人情是不相遠的。誰都可以談談天氣，就是眼前的好證據。雖然是自己的熟題目，只要揀那些聽起來不費力而可以滿足好奇心的節目發揮開去，也還是可以共賞的。這兒得留意隱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識和自己的身分。但是“自己”並非不能作題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將“自己”當作一個不多不少的“人”陳述着，不要特別愛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們也會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錯誤或愚蠢，不妨公諸同好，用不着愛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興趣的地方，不妨說是有一個人如此這般，或者以多報少，像不說“很知道”而說“知道一點兒”之類。用自己的熟題目，還有一層便宜處。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適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聽得進去的話題，固然很好，可是萬一說了外行話，就會引得那大人物或別的人肚子裏笑，不如談自己的倒是善於用短。無論如何，一番話總要能夠教座中人悅耳快心，暫時都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和職業纔好。

　　有些人只願意人家聽自己的談話。一個聲望高，知識廣，聽聞多，記性強的人，往往能夠獨佔一個場面，滔滔不絕的談下去。他談的也許是若干牽搭着的題目，也許只是一個題目。若是座中只三五個人，這也可以是一個愉快的場面，雖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許就有另行找伴兒搭話的，那就有些殺風景了。這個獨佔場面的人若是聲望不夠高，知識和經驗不夠廣，聽話的可窘了。人多還可以找伴兒搭話，人少就只好乾耗着，一面想別的。在這種聚會裏，主人若是儘可能預先將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勢，也許方便些。平常的閒談可總是引申別人一點兒，自己也說一點兒，想着是別人樂意聽聽的；別人若樂意聽下去，就多說點兒。還得讓那默默無言的和冷冷兒的收起那長面孔，也高興的聽着。這纔有意思。閒談不一定增進人們的知識，可是對人對事得有廣泛的知識，纔可以有談的；有些人還得常常讀些書報，纔不至於談的老是那幾套兒。並且得有好性兒，要不然，淨鬧彆扭，真成了“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記性和機智不用說也是少不得的。記性壞，往往談得忽斷忽連的，教人始而悶氣，繼而着急。機智差，往往趕不上點兒，對不上茬兒。閒談總是斷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長時間，維持場面不易。又總是報告的描寫的多，議論少。議論不能太認真，太認真就不是閒談；可也不能太不認真，太不認真就不成其爲議論；得斟酌乎兩者之間，所以難。議論自然可以批評人，但是得泛泛兒的，遠遠兒的；也未嘗不可罵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說這是戲！人生原是戲。戲也是有道理的，並不一定是假的。閒談要有意思；所謂“語言無味”，就是沒有意思。不錯，閒談多半是費話，可是有意思的費話和沒有意思的還是不一樣。“又臭又長”，沒有意思；重複，矛盾，老套兒，也沒有意思。“又臭又長”也是機智差，重複和矛盾是記性壞，老套兒是知識或見聞太可憐見的。所以除非精力過人，談話不可太多，時間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馬腳。古語道，“言多必失”，這兒也用得着。

　　還有些人只願意自己聽人家的談話。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大愛談話的。世上或者有“一錐子也扎不出一句話”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貨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論。平常所謂不能談話的，也許是知識或見聞不夠用，也許是見的世面少。這種人在家裏，在親密的朋友裏，也能有說有笑的，一到了排場些的聚會，就啞了。但是這種人歷練歷練，能以成。也許是懶。這種人記性大概不好；懶得談，其實也沒談的。還有，是矜持。這種人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們在等着一句聰明的話，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談言微中”的真聰明人；這種人不能說是不能談話，只能說是不愛談話。不愛談話的卻還有深心的人；他們生怕露了什麼口風，落了什麼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開口。也還有謹慎的人，他們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談或少談，並不等着人家。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來所讚美的“寡言”，其實就是這樣的人。但是“寡言”原來似乎是針對着戰國時代“好辯”說的。後世有些高雅的人，覺得話多了就免不了說到俗事上去，愛談話就免不了俗氣，這和“寡言”的本義倒還近些。這些愛“寡言”的人也有他們的道理，謝安和劉義慶的讚美都是值得的。不過不能談話不愛談話的人，卻往往更願意聽人家的談話，人情究竟是不甘靜默的。就算談話免不了俗氣，但俗的是別人，自己只聽聽，也樂得的。一位英國的無名作家說過：“良心好，不愧於神和人，是第一件樂事，第二件樂事就是談話。”就一般人看，閒談這一件樂事其實是不可少的。

原載於1941年《中學生戰時半月刊》

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着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鍾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着信裏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錶情姿態等等，並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並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裏，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兩般秋雨隨筆》記着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並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隻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麼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苟延殘喘，就靠它所有的寫信和別的應用文的程式。若我們肯不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裏說過：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囌，文章不經濟。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囌”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着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爲依據，不當相提並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煩點兒的是“敬啓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纔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啓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於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麼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現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於“敬啓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啓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後世的“敬啓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啓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啓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着，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裏保存着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裏，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分。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後輩去信，就須用“啓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於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並不表明身分。因爲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祝抗戰勝利”，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裏，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這都有些像演說或作論的調子。修辭的變化，文言的結尾裏也有。如“此頌文祺”，“敬請春安”，“敬頌日祉”，“恭請痊安”，等等，一時數不盡，這裏所舉的除“此頌文祺”是通用的簡式外，別的都是應時應景的式子，不能亂用。寫白話信的人既然不願扔掉結尾，似乎就該試試多造些表示身分以及應時應景的式子。只要下筆時略略用些心，這是並不難的。

　　最麻煩的要數稱呼了。稱呼對於口氣的關係最是直截的，一下筆就見出，拐不了彎兒。談話時用稱呼的時候少些，鬧了錯兒，還可以馬虎一些。寫信不能像談話那樣面對面的，用稱呼就得多些；鬧了錯兒，白紙上見黑字，簡直沒個躲閃的地方。文言信裏稱呼的等級很繁多，再加上稱呼底下帶着的敬語，真是數不盡。開頭的稱呼，就是受信人的稱呼，有時還需要重疊，如“父母親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現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卻換了“學長我兄”之類；至於“父母親”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開頭的稱呼底下帶着的敬語，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詞，如“膝下”，“足下”；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遞給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們的“膝下”，“足下”，讓他或他們得閒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閣下”，“執事”；這表示只敢將信遞給“閣下”的公差，或“執事”的人，讓他們覷空兒轉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誰也不去注意那些意義，只當作敬語用罷了。但是這些敬語表示不同的身分，用的人是明白的。這些敬語還有一個緊要的用處。在信文裏稱呼受信人有時只用“足下”，“閣下”，“執事”就成；這些縮短了，替代了開頭的那些繁瑣的詞兒。信文裏並有專用的簡短的稱呼，像“臺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語，卻真的只是敬語，如“大鑒”，“臺鑒”，“鈞鑒”，“勳鑑”，“道鑑”等，“有道”也是的。還有些只算附加語，不能算敬語，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覽”，“閱”，“見字”，“知悉”等，大概用於親近的人或晚輩。

　　結尾的稱呼，就是寫信人的自稱，跟帶着的敬語，現在還通用的，卻沒有這樣繁雜。“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見。光頭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後學”，“職”也只偶然看見。其餘還有“兒”，“侄”等；“世侄”也用得着，“愚侄”卻少這年頭自稱“愚”的究竟少了。敬語是舊的“頓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見；“謹啓”太質樸，“再拜”太古老，“免冠”雖然新，卻又不今不古的，這些都少用。對尊長通用“謹上”，“謹肅”，“謹稟”“叩稟”，“跪稟”有些稀罕了似的；對晚輩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話裏用主詞句子多些，用來寫信，需要稱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話信的稱呼似乎最難。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經成了遺形物，用起來即使不至於覺得封建氣，即使不至於覺得滿是虛情假意，但是不親切是真的。要親切，自然得向“面談”裏去找。可是我們口頭上的稱呼，還在演變之中，凝成定型的絕無僅有，難的便是這個。我們現在口頭上通用於一般人的稱呼，似乎只有“先生”。而這個“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麥歇”那樣真可以通用於一般人。譬如英國大學裏教師點名，總稱“密斯忒某某”，中國若照樣在點名時稱“某某先生”，大家就覺得客氣得過火點兒。“先生”之外，白話信裏最常用的還有“兄”，口頭上卻也不大聽見。這是從文言信裏借來稱呼比“先生”親近些的人的。按說十分親近的人，直寫他的名號，原也未嘗不可，難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親不到直呼名號的。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詞兒將來久假不歸，也未可知。

　　更難的是稱呼女人，劉半農先生曾主張將“密斯”改稱“姑娘”，卻只成爲一時的談柄；我們口頭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真通用的稱呼女人的詞兒。固然，我們常說“某小姐”，“某太太”，但寫起信來，麻煩就來了。開頭可以很自然的寫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裏再稱呼卻就繞手；還帶姓兒，似乎不像信，不帶姓兒，又像丫頭老媽子們說話。只有我們口頭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帶姓兒，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剌剌的。我想還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頭上已經有這麼稱呼的不過顯得太單調罷了。至於寫白話信的人稱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從文言信裏借來的，雖然口頭上自稱“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時候嫌不大客氣，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給普通男子寫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稱“弟”既不男不女的，稱“妹”顯然又太親近了，正如開頭稱“兄”一樣。男人寫給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說，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話信的稱呼卻都不帶敬語，只自稱下有時裝上“鞠躬”，“謹啓”，“謹上”，也都是借來的，可還是懶得裝上的多。這不帶敬語，卻是歐化。那些敬語現在看來原夠膩味的，一筆勾銷，倒也利落，乾淨。

　　“五四”運動後，有一段兒還很流行稱呼的歐化。寫白話信的人開頭用“親愛的某某先生”或“親愛的某某”，結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摯的朋友某某”，是常見的，近年來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裏。這一套大約是從英文信裏抄襲來的。可是在英文裏，口頭的“親愛的”和信上的“親愛的”，親愛的程度迥不一樣。口頭的得真親愛的才用得上，人家並不輕易使喚這個詞兒；信上的不論你是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得來那麼一個“親愛的”用慣了，用濫了，完全成了個形式的敬語，像我們文言信裏的“仁兄”似的。我們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們用“親愛的”，也不管他“親愛的”不“親愛的”。可是寫成我們的文字，“親愛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親愛的在我們的語言裏，“親愛”真是親愛，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礙眼，老覺着過火點兒；甚至還肉麻呢。再說“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摯的朋友”。有人曾說“我的朋友”是標榜，那是用在公開的論文裏的。我們雖然只談不公開的信，雖然普通用“朋友”這詞兒，並不能表示客氣，也不能表示親密，可是加上“你的”，大書特書，怕也免不了標榜氣。至於“真摯的”，也是從英文裏搬來的。毛病正和“親愛的”一樣。當然，要是給真親愛的人寫信，怎麼寫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寵愛的叭兒狗”，都無不可，不過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論，只能以大方爲主罷了。

　　白話信還有領格難。文言信裏差不多是看不見領格的，領格表現在特種敬語裏。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書”，“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綿薄”，“鄙見”等等，比起別種程式，更其是數不盡。有些口頭上有，大部分卻是寫信寫出來的。這些足以避免稱呼的重複，並增加客氣。文言信除了寫給子侄，是不能用“爾”，“汝”，“吾”，“我”等詞的，若沒有這些敬語，遇到領格，勢非一再稱呼不可；雖然信文裏的稱呼簡短，可是究竟嫌累贅些。這些敬語口頭上還用着的，白話信裏自然還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等，但是這種非常之少。白話信裏的領格，事實上還靠重複稱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樣。稱呼的重複免不了累贅，“你”“我”相稱，對於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這裏我想起了“您”字。國語的“您”可用於尊長，是個很方便的敬詞本來是複數，現在卻只用作單數。放在信裏，作主詞也好，作領格也好，既可以減少那累贅的毛病，也不至於顯得太托熟似的。

　　寫信的種種程式，作用只在將種種不同的口氣標準化，只在將“面談”時的一些聲調錶情姿態等等標準化。熟悉了這些程式，無需句斟字酌，在口氣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難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寫信究竟不是“面談”，所以得這樣辦；那些程式有的並不出於“面談”，而是寫信寫出來的，也就是爲此。各色各樣的程式，不是耍筆頭，不是掉槍花，都是實際需要逼出來的。文言信裏還不免殘存着一些不切用的遺物，白話信卻只嫌程式不夠用，所以我們不能偷懶，得斟酌情勢，多試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覺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話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氣的傳達上至多隻能幫一半忙，那一半還得看怎麼寫信文兒。這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沒什麼可說的。不過這裏可以借一個例子來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口氣。胡適之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裁縫，花了許多錢送他兒子去念書。一天，他兒子來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認識字，他的鄰居一個殺豬的倒識字，不過識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殺豬的看。殺豬的說信裏是這樣的話，“爸爸！趕快給我拿錢來！我沒有錢了，快給我錢！”裁縫說，“信裏是這樣的說嗎！好！我讓他從中學到大學唸了這些年書，念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了！”說着就難過起來。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牧師，就問他爲什麼難過。他把原因一說，牧師說，“拿信來，我看看。”就接過信來，戴上眼鏡，讀道，“父親老大人，我現在窮得不得了了，請你寄給我一點錢罷！寄給我半鎊錢就夠了，謝謝你。”裁縫高興了，就寄兩鎊錢給他兒子。（《中國禪學的發展史》講演詞，王石子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報》）

　　有人說，日記和書信裏，最能見出人的性情來，因爲日記只給自己看，信只給一個或幾個朋友看，寫來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筆所之”。日記真不準備給人看，也許還可以“信筆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給人看的，雖然不能像演說和作論，可也不能只顧自己痛快，真的“信筆”寫下去。“如面談”不是胡帝胡天的，總得有“一點禮貌”，也就是一份客氣。客氣要大方，恰到好處，纔是味兒，“如面談”是需要火候的。

原載於1940年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

人話

　　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伕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麼句話：

　　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

　　你會說人話不會？

　　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面的人懂不懂人話，會不會說人話，意思是罵他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這叫拐着彎兒罵人，又叫罵人不帶髒字兒。不帶髒字兒是不帶髒字兒，可到底是“罵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這個詞兒。他們生氣的時候也會說“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有“不像話”，“不成話”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話”這個詞兒。“不像話”，“不成話”是沒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話”，“不說人話”來，還少拐了一個彎兒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後才說那些話，當着面大概他們是不說的。這就聽着火氣小，口氣輕似的，聽慣了這就覺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幾句來得斯文點兒，不像“人話”那麼野。其實，按字面兒說，“人話”倒是個含蓄的詞兒。

　　北平人講究規矩，他們說規矩，就是客氣。我們走進一家大點兒的鋪子，總有個夥計出來招待，哈哈腰說，“您來啦！”出來的時候，又是個夥計送客，哈哈腰說，“您走啦，不坐會兒啦？”這就是規矩。洋車伕看同夥的問好兒，總說，“您老爺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爺在哪兒上學？”從不說“你爸爸”，“你媽媽”，“你兒子”，可也不會說“令尊”，“令堂”，“令郎”那些個，這也是規矩。有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假仁假義，假聲假氣，不天真，不自然。他們說北平人有官氣，說這些就是憑據。不過天真不容易表現，有時也不便表現。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面前，天真纔有流露的機會，再說天真有時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愛的。所以得講規矩。規矩是調節天真的，也就是“禮”，四維之首的“禮”。禮須要調節，得有點兒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說是假。調節和做作是爲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這兒是所謂“習慣成自然”。規矩也罷，禮也罷，無非教給人做人的道理。我們現在到過許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講究規矩並不壞，至少我們少碰了許多硬釘子。講究規矩是客氣，也是人氣，北平人愛說的那套話都是他們所謂“人話”。

　　別處人不用“人話”這個詞兒，只說講理不講理，雅俗通用。講理是講理性，講道理。所謂“理性”（這是老名詞，重讀“理”字，翻譯的名詞“理性”，重讀“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謂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現在人愛說“合理”，那個“理”的意思比“講理”的“理”寬得多。“講理”當然“合理”，這是常識，似乎用不着檢出西哲亞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說“人是理性的動物”。可是這句話還是用得着，“講理”是“理性的動物”的話，可不就是“人話”？不過不講理的人還是不講理的人，並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所包含着的意思。講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講茶”就常教人觸目驚心的。可是看字面兒，“你講理不講理？”的確比“你懂人話不懂？”“你會說人話不會？”和平點兒。“不講理”比“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多拐了個彎兒，就不至於影響人格了。所謂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人話”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說“理”這個詞兒其實有點兒灰色，趕不上“人話”那個詞兒鮮明，現在也許有人覺得還用得着這麼個鮮明的詞兒。不過向來的小商人洋車伕等等把它用得太鮮明瞭，鮮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這真是怪可惜的。

原載於1943年昆明《大國民報》

論廢話

　　“廢話！”“別費話！”“少說費話！”都是些不客氣的語句，用來批評或阻止別人的話的。這可以是嚴厲的申斥，可以只是親密的玩笑，要看參加的人，說的話，和用這些語句的口氣。“廢”和“費”兩個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樣的意思，其實有分別。舊小說裏似乎多用“費話”，現代纔多用“廢話”。前者着重在唆，唆所以無用；後者着重在無用，無用就覺唆。平常說“廢物”，“廢料”，都指斥無用，“廢話”正是一類。“費”是“白費”，“浪費”，雖然指斥，還是就原說話人自己着想，好像還在給他打算似的。“廢”卻是聽話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個彎兒，細味起來該是更不客氣些。不過約定俗成，我們還是用“廢”爲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該忘，到頭兒豈非廢話？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說”，禪宗更指出“開口便錯”：所有言說，到頭兒全是廢話。他們說言不足以盡意，根本懷疑語言，所以有這種話。說這種話時雖然自己暫時超出人外言外，可是還得有這種話，還得用言來“忘言”，說那“不可說”的。這雖然可以不算矛盾，卻是不可解的連環。所有的話到頭來都是廢話，可是人活着得說些廢話，到頭來廢話還是不可廢的。道學家教人少作詩文，說是“玩物喪志”，說是“害道”，那麼詩文成了廢話，這所謂詩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詩文是否真是廢話呢？

　　跟着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層看，道學家一切的話也都不免廢話；讓我們自己在人內言內看，詩文也並不真是廢話。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話說“講情理”。俗話也可以說“講理”，“講道理”，其實講的還是“情理”；不然講死理或死講理怎麼會叫做“不通人情”呢？道學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將情抹殺，詩文所以成了廢話。但誰能無情？誰不活在情裏？人一輩子多半在表情的活着；人一輩子好像總在說理，敘事，其實很少同時不在不知不覺中表情的。“天氣好！”“吃飯了？”豈不都是廢話？可是老在人嘴裏說着。看個朋友商量事兒，有時得閒閒說來，言歸正傳，寫信也常如此。外交辭令更是不着邊際的多。戰國時觸說趙太后，也正仗着那一番廢話。再說人生是個動，行是動，言也是動；人一輩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輩子說話作文，若是都說道理，那有這麼多道理？況且誰能老是那麼矜持着？人生其實多一半在說廢話。詩文就是這種廢話。得有點廢話，我們才活得有意思。

　　不但詩文，就是兒歌，民謠，故事，笑話，甚至無意義的接字歌，繞口令等等，也都給人安慰，讓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兒童和民衆愛這些廢話，不但兒童和民衆，文人，讀書人也漸漸愛上了這些。英國吉士特頓曾經提倡“無意義的話”，並曾推薦那本《無意義的書》，正是兒歌等等的選本。這些其實就可以譯爲“廢話”和“廢話書”，不過這些廢話是無意義的。吉士特頓大概覺得那些有意義的廢話還不夠“廢”的，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繁劇的現代生活裏，這種無意義的廢話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給我們休息，讓我們暫時忘記一切。這是受用，也就是讓我們活得有意思。就是說理，有時也用得着廢話，如邏輯家無意義的例句“張三是大於”，“人類是黑的”等。這些廢話最見出所謂無用之用；那些有意義的，其實也都以無用爲用。有人曾稱一些學者爲“有用的廢物”，我們也不妨如法炮製，稱這些有意義的和無意義的廢話爲“有用的廢話”。廢是無用，到頭來不可廢，就又是有用了。

　　話說回來，廢話都有用麼？也不然。漢代申公說，“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廢話。爲政該表現於行事，空言不能起信；無論怎麼好聽，怎麼有道理，不能兌現的支票總是廢物，不能實踐的空言總是廢話。這種巧語花言到頭來只教人感到欺騙，生出怨望，我們無須“多言”，大家都明白這種廢話真是廢話。有些人說話愛跑野馬，鬧得“遊騎無歸”。有些人作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但是離題萬里跑野馬，若能別開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兒外兜圈子，兜來兜去老在圈兒外，那就千言萬語也是白饒，只教人又膩味又着急。這種纔是“知難”；正爲不知，所以總說不到緊要去處。這種也真是廢話。還有人愛重複別人的話。別人演說，他給提綱挈領；別人談話，他也給提綱挈領。若是那演說談話夠複雜的或者夠雜亂的，我們倒也樂意有人這麼來一下。可是別人說得清清楚楚的，他還要來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談話，他也要對你來一下妙在絲毫不覺，老那麼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實誰能不重複別人的話，古人的，今人的？但是得變化，加上時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總讓人覺着有點兒新鮮玩意兒才成。不然真是廢話，無用的廢話！

原載於1944年《生活文藝》

很好

　　“很好”這兩個字真是掛在我們嘴邊兒上的。我們說，“你這個主意很好。”“你這篇文章很好。”“張三這個人很好。”“這東西很好。”人家問，“這件事如此這般的辦，你看怎麼樣？”我們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時順口再加一個，說“很好很好”。或者不說“很好”，卻說“真好”，語氣還是一樣，這麼說，我們不都變成了“好好先生”了麼？我們知道“好好先生”不是無辨別的蠢才，便是有城府的鄉愿。鄉愿和蠢才儘管多，但是誰也不能相信常說“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才或鄉愿。平常人口頭禪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這兩個語其實只表示所謂“相當的敬意，起碼的同情”罷了。

　　在平常談話裏，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個人處處講真理，事事講真理，不但知識和能力不許可，而且得成天兒和別人鬧彆扭；這不是活得不耐煩，簡直是沒法活下去。自然一個人總該有認真的時候，但在不必認真的時候，大可不必認真；讓人家從你嘴邊兒上得着一點點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間或濃或淡的睦誼，似乎也是在世爲人的道理。說“很好”或“真好”，所着重的其實不是客觀的好評而是主觀的好感。用你給聽話的一點點好感，換取聽話的對你的一點點好感，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你若是專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當別論；你不是專家或者要人，說好說壞，一般兒無足重輕，說壞只多數人家背地裏議論你嘴壞或脾氣壞而已，那又何苦來？就算你是專家或者要人，你也只能認真的批評在你門檻兒裏的，世界上沒有萬能的專家或者要人，那麼，你在說門檻兒外的話的時候，還不是和別人一般的無足重輕？還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着眼？我們成天聽着自己的和別人的輕輕兒的快快兒的“很好”或“真好”的聲音，大家肚子裏反正明白這兩個語的分量。若有人希圖別人就將自己的這種話當作確切的評語，或者簡直將別人的這種話當作自己的確切的評語，那才真是鄉愿或蠢才呢。

　　我說“輕輕兒的”，“快快兒的”，這就是所謂語氣。只要那麼輕輕兒的快快兒的，你說“好得很”，“好極了”，“太好了”，都一樣，反正不痛不癢的，不過“很好”，“真好”說着更輕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個說得重些慢些，或者整個兒說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歡那個主意，那篇文章，那個人，那東西，那辦法，等等，即使你還不敢自信你的話就是確切的評語。有時並不說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後加上些字兒，如“很好，咳！”“可真好。”“我相信張三這個人很好。”“你瞧，這東西真好。”也是喜歡的語氣。“好極了”等語，都可以如法炮製。

　　可是你雖然“很”喜歡或者“真”喜歡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還未必就“很”好，“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你雖然加重的說了，所給予聽話人的，還只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並不能闡發這個那個的客觀的價值。你若是個平常人，這樣表示也儘夠教聽話的滿意了。你若是個專家，要人，或者準專家，準要人，你要教聽話的滿意，還得指點出“好”在那裏，或者怎樣怎樣的“好”。這纔是聽話的所希望於你們的客觀的好評，確切的評語呢。

　　說“不錯”，“不壞”，和“很好”，“真好”一樣；說“很不錯”，“很不壞”或者“真不錯”，“真不壞”，卻就是加字兒的“很好”，“真好”了。“好”只一個字，“不錯”，“不壞”都是兩個字；我們說話，有時長些比短些多帶情感，這裏正是個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錯”，“不壞”等量，“不錯”，“不壞”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真好”重了。可是說“不好”卻乾脆的是不好，沒有這麼多陰影。像舊小說裏常見到的“說聲‘不好’”和舊戲裏常聽到的“大事不好了”，可爲代表。這裏的“不”字還保持着它的獨立的價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錯”，“不壞”的“不”字已經融化在成語裏，沒有多少勁兒。本來呢，既然有膽量在“好”上來個“不”字，也就無需乎再躲躲閃閃的；至多你在中間夾上一個字兒，說“不很好”，“不大好”，但是聽起來還是差不多的。

　　話說回來，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不一定“好”，爲什麼不沉默呢？不沉默，卻偏要說點兒什麼，不是無聊的敷衍嗎？但是沉默並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種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無意見”，可以是“無所謂”，也可以是“不好”，聽話的卻頂容易將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會覺着你這個人太冷，連嘴邊兒上一點點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給人家。在這種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煉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說點兒什麼纔怪！要說，也無非“很好”，“真好”這一套兒。人生於世，遇着不必認真的時候，樂得多愛點兒，少恨點兒，似乎說不上無聊；敷衍得別有用心纔是的，隨口說兩句無足重輕的好聽的話，似乎也還說不上。

　　我屢次說到聽話的。聽話的人的情感的反應，說話的當然是關心的。誰也不樂意看尷尬的臉是不是？廉價的敬意和同情卻可以遮住人家尷尬的臉，利他的原來也是利己的；一石頭打兩鳥兒，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又何樂而不爲呢？世上固然有些事是當面的容易，可也有些事兒是當面的難。就說評論好壞，背後就比當面自由些。這不是說背後就可以放冷箭說人家壞話。一個人自己有身分，旁邊有聽話的，自愛的人那能幹這個！這只是說在人家背後，顧忌可以少些，敬意和同情也許有用不着的時候。雖然這時候聽話的中間也許還有那個人的親戚朋友，但是究竟隔了一層；你說聲“不很好”或“不大好”，大約還不至於見着尷尬的臉的。當了面就不成。當本人的面說他這個那個“不好”，固然不成，當許多人的面說他這個那個“不好”，更不成。當許多人的面說他們都“不好”，那簡直是以寡敵衆；只有當許多人的面泛指其中一些人這點那點“不好”，也許還馬虎得過去。所以平常的評論，當了面大概總是用“很好”，“真好”的多。背後也說“很好”，“真好”，那一定說得重些慢些。

　　可是既然未必“很”好或者“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說一個“好”還不成麼？爲什麼必得加上“很”或“真”呢？本來我們回答“好不好？”或者“你看怎麼樣？”等問題，也常常只說個“好”就行了。但是隻在答話裏能夠這麼辦，別的句子裏可不成。一個原因是我國語言的慣例。單獨的形容詞或形容語用作句子的述語，往往是比較級的。如說“這朵花紅”，“這花朵素淨”，“這朵花好看”，實在是“這朵花比別的花紅”，“這朵花比別的花素淨”，“這朵花比別的花好看”的意思。說“你這個主意好”，“你這篇文章好”，“張三這個人好”，“這東西好”，也是“比別的好”的意思。另一個原因是“好”這個詞的慣例。句裏單用一個“好”字，有時實在是“不好”。如厲聲指點着說“你好！”或者搖頭笑着說，“張三好，現在竟不理我了。”“他們這幫人好，竟不理這個碴兒了。”因爲這些，要表示那一點點敬意和同情的時候，就不得不重話輕說，借用到“很好”或“真好”兩個語了。

原載於1939年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

是嘍嘛

　　初來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學會了“是嘍嘛”這句話。這見出“是嘍嘛”在昆明，也許在雲南罷，是一句普遍流行的應諾語。別地方的應諾語也很多，像“是嘍嘛”這樣普遍流行的似乎少有，所以引起初來的人的趣味。初來的人學這句話，一面是鬧着玩兒，正和到別的任何一個新地方學着那地方的特別話的心情一樣。譬如到長沙學着說“毛得”，就是如此。但是這句話不但新奇好玩兒，簡直太新奇了，乍聽不慣，往往覺得有些不客氣，特別是說在一些店員和人力車伕的嘴裏。他們本來不太講究客氣，而初來的人跟他們接觸最多；一方面在他們看來，初來的人都是些趾高氣揚的外省人，也有些不順眼。在這種小小的摩擦裏，初來的人左聽是一個生疏的“是嘍嘛”，右聽又是一個生疏的“是嘍嘛”，不知不覺就對這句話起了反感，學着說，多少帶點報復的意味。

　　“是嘍嘛”有點像紹興話的“是唉”格嘴，“是唉”讀成一個音，那句應諾語乍聽起來有時候也好像帶些不客氣。其實這兩句話都可以算是平調，固然也跟許多別的話一樣可以說成不客氣的強調，可還是說平調的多。

　　現在且只就“是嘍嘛”來看。“嘍”字大概是“了”字的音轉，這“嘍”字是肯定的語助詞。“嘛”字是西南官話裏常用的語助詞，如說“吃嘛”，“看嘛”，“聽嘛”，“睡嘛”，“唱嘛”，還有“振個嘛”，“振”是“這們”的合音，“個”相當於“樣”，好像是說“這們着罷”。“是嘍”或“是了”並不特別，特別的是另加的“嘛”字的煞尾。這個煞尾的語助詞通常似乎表示着祈使語氣，是客氣的請求或不客氣的命令。在“是嘍嘛”這句話裏卻不一樣，這個“嘛”似乎只幫助表示肯定的語氣，對於“是嘍”有加重或強調的作用。也許就是這個肯定的強調，引起初來的人的反感。但是日子久了，聽慣了，就不覺其爲強調了；一句成天在嘴上在耳邊的話，強調是會變爲平調的。昆明人還說“好嘍嘛”，語氣跟“是嘍嘛”一樣。

　　昆明話的應諾語還有“是”這一句，也是別地方沒有的。它的普遍的程度，不如“是嘍嘛”，卻在別的應諾語之上。前些時有個雲南朋友（他不是昆明人）告訴我，“是”是舊的說法，“是嘍嘛”是新的。我疑心他是依據這兩句話普遍的程度而自己給定出的解釋。據我的觀察，“是”是女人和孩子說的多，是一句客氣的應諾語。“是”就是“是呢”，“呢”字在這裏也用作肯定的語助詞。北平話讀“呢”爲“哪”，例如說，“還沒有來哪”，“早着哪”，都是平調，可不說“是哪”。昆明讀成“”，比“哪”字顯得細聲細氣的，所以覺得客氣；男人不大愛說，也許就爲了這個原故。

　　從字音上說，“嘍”字的子音（l）比“”字的子音（n）硬些，“嘛”字的母音（a）比“”字的母音（ei）寬些，所以“嘍嘛”這個語助詞顯得粗魯些。“是嘍嘛”這句話，若將“是”字或“嘛”字重讀或拖長，就真成了不客氣的強調。聽的人覺得是在受教訓似的，像一位前輩先生老氣橫秋的向自己說，“你的話算說對啦！”要不然，就會覺得說話的是在厭煩自己似的，他好像是說，“得勒，別廢話啦！”“是”這句話卻不相同，它帶點兒嫩氣，總是客客氣氣的。昆明人也說“好”，跟“好嘍嘛”在語氣上的分別，和兩個“是”字句一樣。

　　昆明話的應諾語，據我所聽到的，還有兩個。一個是“是噢！”說起來像一個多少的“少”字。這是下對上的應諾語，有如北平的“着”字，但是用的很少，比北平的“着”字普遍的程度差得多。又一個是“是的嘍”。有一回走過菜市，聽見一個外省口音的太太向一個賣東西的女人說，“我常買你的！”那女人應着“是的嘍”，下文卻不知怎麼樣。這句話似乎也是強調轉成了平調，別處倒也有的。

　　上面說起“着”字，我想到北平的應諾語。北平人說“是得（的）”，是平調。“是呀”帶點同情，是“你說着了”的味兒。“可不是！”“可不是嗎！”比“是呀”同情又多些。“是啊？”表示有點兒懷疑，也許不止一點兒懷疑，可是隻敢或者只願意表示這一點兒。“是嗎？”懷疑就多一些，“是嗎！”卻帶點兒驚。這些都不特別另加語助詞，都含着多多少少的客氣。

原載於1939年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

不知道

　　世間有的是以不知爲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是知識的誠實。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經難，承認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難。一般人在知識上總愛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願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蘇格拉底也早看出這個毛病，他可總是盤問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認不知道而止。他是爲真理。那些受他盤問的人，讓他一層層逼下去，到了兒無可奈何，才只得承認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點兒躲閃的地步，這班人一定還要強詞奪理，不肯輕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話的。在知識上肯坦白的承認自己不知道的，是個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聖人，也該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並且讓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這是誠實，是勇敢。孔子說“是知也”，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謂自知之明。

　　世間可也有以不知爲妙的人。《莊子·齊物論》記着：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三問而三不知。最後齧缺問道，“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測，還有什麼利害呢！他雖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並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還是一個不知。所以《應帝王》裏說，“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莊學反對知識，王倪纔會說知也許是不知，不知也許是知再進一層說，那神妙不測的境界簡直是個不可知。王倪的四個不知道使齧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躍而大喜”。這是不知道的妙處，知道了妙處就沒有了。《桃花源》里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太上隱者“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人與自然爲一，也是個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爲妙的。章回小說敘到一位英雄落難，正在難解難分的生死關頭，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叫做“賣關子”。作書的或“說話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聽書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卻賣癡賣呆的裝作不知道，愣說不知道。他知道大家關心，急着要知道，卻偏偏且不說出，讓大家更擔心，更着急，這才更不能不去聽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這兒。再說少男少女未結婚的已結婚的提到他們的愛人或伴兒，往往只禿頭說一個“他”或“她”字。你若問他或她是誰，那說話的會賭氣似的答你，“不知道！”賭氣似的是爲你明知故問，害羞帶撒嬌可是一大半兒。孩子在賭氣的時候，你問什麼，他往往會給你一個“不知道！”專心的時候也會如此。就是不賭氣不專心的時候，你若問到他忌諱或瞞人的話，他還會給你那個“不知道！”而且會賭起氣來，至少也會賭氣似的。孩子們總還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這些個不知道其實是“不告訴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着！”

　　有些脾氣不好的成人，在脾氣發作的時候也會像孩子似的，問什麼都不知道。特別是你弄壞了他的東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麼辦的時候，他的第一句答話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個“不知道！”這兒說的還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夠受的。孩子遇見這種情形，大概會哭鬧一場，可是哭了鬧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會放在心裏的。這個“不知道！”其實是“不高興說給你！”成人也有在專心的時候問什麼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謂忘性兒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兒忘，一半兒裝。忌諱的或瞞人的話，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複雜，不過臨到人家問着，他大概會用輕輕的一個“不知道”遮掩過去；他不至於動聲色，爲的是動了聲色反露出馬腳。至於像“你這個人真是，不知道利害！”還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錢纔夠我花的！”這兒的不知道卻一半兒認真，一半鬧着玩兒。認真是真不知道，因爲誰能知道呢？你可以說：“天知道你這個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錢纔夠我花的！”還是一樣的語氣。“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沒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沒有人知道，還要說“不知道”，不是費話？鬧着玩兒？鬧着玩可並非沒有意義，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爲了加重語氣，爲了強調“你這個人多利害”，“得多少錢纔夠我花的”那兩句話。

　　世間可也有成心以知爲不知的，這是世故或策略。俗語道，“一問三不知”，就指的這種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擔責任，所以老是給你一個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沒有說什麼，鬧出了大小錯兒是你們的，牽不到他身上去。這個可以說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師在教室裏問學生的書，學生回答“不知道”。也許他懶，沒有看書，答不出；也許他看了書，還弄不清楚，想着答錯了還不如回一個不知道，老師倒可以多原諒些。後一個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運動的時候，北平有些學生被警察廳逮去送到法院。學生會請劉崇佑律師作辯護人。劉先生教那些學生到法院受訊的時候，對於審判官的問話如果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或者怕出了岔兒，就乾脆說一個“不知道”。真的，你說“不知道”，人家抓不着你的把柄，派不着你的錯處。從前用刑訊，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說“知道”，現在的審判官卻只能盤問你，用話套你，逼你，或誘你，說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着，多說些個“不知道”，審判官也沒法奈何你。這個不知道更顯然是策略。不過這策略的運用還在乎人。老辣的審判官在一大堆費話裏夾帶上一兩句要緊話，讓你提防不着，也許你會漏出一兩個知道來，就定了案，那時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變成廢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這策略的，是政府人員在回答新聞記者的問話的時候。記者若是提出不能發表或不便發表的內政外交問題來，政府發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總得答話，可是又着不得一點兒邊際，所以有些左右爲難。固然他有時也可以“默不作聲”，有時也可以老實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這麼辦得發言人的身分高或問題的性質特別嚴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發言人可以只說“不知道”，既得體，又比較婉轉。

　　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無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語氣略覺輕些。至於發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兒，可以不論。現代需用這一個不知道的機會很多，每回的局面卻不完全一樣。發言人斟酌當下的局面，有時將這句話略加變化，說得更婉轉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記者不至於窘着走開去。這也可以說是新的人情世故，這種新的人情世故也許比老的還要來得微妙些。

　　這個“不知道”的變化，有時只看得出一個“不”字。例如說，“未獲得續到報告之前，不能討論此事”，其實就是“現在無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國赫爾國務卿接見記者時，“某記者問，外傳美國遠東戰隊已奉令集中菲律賓之加維特之說是否屬實。赫爾答稱，‘微君言，餘固不知此事。’”從現在看，赫爾的話大概是真的，不過在當時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辭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會晤，華盛頓六日國際社電“海軍當局宣稱：當局接得總統所發波多馬克號遊艇來電，內稱遊艇現正沿海岸緩緩前進；電訊中並未提及總統將赴海上某地與英首相會晤。”這是一般的宣告，因爲當時全世界都在關心這件事。但是宣告裏只說了些閒話，緊要關頭卻用“電訊中並未提及”一句遮掩過去，跟沒有說一樣。還有，威爾基去年從英國回去，參議員克拉克問他，“威爾基先生，你在周遊英倫時，英國希望美國派艦護送軍備，你有些知道嗎？”威爾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過這樣的願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動得多；參議員不是新聞記者，威爾基不能不更婉轉些，更謹慎些，可是結果也還是一個“無可奉告”。

　　這個不知道有時甚至會變成知道，不過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兒，你摸不着頭腦，還是一般無二。前年十月八日華盛頓國際社電，說羅斯福總統“恐亞洲局勢因滇緬路重開而將發生突變”，“日來屢與空軍作戰部長史塔克，海軍艦隊總司令李卻遜，及前海軍作戰部長現充國防顧問李海等三巨頭會商。總統並於接見記者時稱，彼等會談時僅研究地圖而已云云。”“僅研究地圖而已”是答應了“知道”，但是這樣輕描淡寫的，還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總理孟席爾到美國去，謁見羅斯福總統，“會談一小時之久。後孟氏對記者稱：吾人僅對數項事件，加以討論，吾人實已經行地球一週，結果極令人振奮雲。澳駐美公使加賽旋亦對記者稱，澳總理與總統所商談者爲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經行地球一週”，“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知道”的圈兒越大，圈兒裏“不知道”的就越多。

　　這個不知道還會變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華盛頓合衆社電，說記者“問總統對於野村大使所謂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須彌縫，有何感想。總統避不作答，僅謂現已有人以此事詢諸赫爾國務卿矣。”已經有人去問赫爾國務卿，國務卿知道，總統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華盛頓合衆社電，說羅斯福總統今日接見記者，說“美國過去曾兩次不宣而戰，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盜，曾於一八八三年企圖封鎖地中海上美國之航行。第二次美將派海軍至印度，以保護美國商業，打擊英、法、西之海盜。”“記者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盜式之人物乎？’總統稱，‘請諸君自己判斷可也。’”“諸君自己判斷”，你們自己知道，總統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還用發言人的“我”說什麼呢？這種種的變形，有些雖面目全非，細心吟味，卻都從那一個不知道脫胎換骨，不過很微妙就是了。發言人臨機應變，儘可層出不窮，但是百變不離其宗；這個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原載於1942年《當代評論》

話中有鬼

　　不管我們相信有鬼或無鬼，我們的話裏免不了有鬼。我們話裏不但有鬼，並且鑄造了鬼的性格，描畫了鬼的形態，賦與了鬼的才智。憑我們的話，鬼是有的，並且是活的。這個來歷很多，也很古老，我們有的是鬼傳說，鬼藝術，鬼文學。但是一句話，我們照自己的樣子創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樣子創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們討厭這影子，有時可也喜歡這影子。正因爲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說得活靈活現的，纔會老掛在嘴邊兒上。

　　“鬼”通常不是好詞兒。說“這個鬼！”是在罵人，說“死鬼”也是的。還有“煙鬼”，“酒鬼”，“饞鬼”等，都不是好話。不過罵人有怒罵，也有笑罵；怒罵是恨，笑罵卻是愛俗語道，“打是疼，罵是愛”，就是明證。這種罵儘管罵的人裝得牙癢癢的，捱罵的人卻會覺得心癢癢的。女人喜歡罵人“鬼……”“死鬼！”大概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刻薄鬼”，“嗇刻鬼”，“小氣鬼”等，雖然不大惹人愛似的，可是笑嘻嘻的罵着，也會給人一種熱，光卻不會有鬼怎麼會有光？光天化日之下怎麼會有鬼呢？固然也有“白日見鬼”這句話，那跟“見鬼”，“活見鬼”一樣，只是說你“與鬼爲鄰”，說你是個鬼。鬼沒有陽氣，所以沒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沒有“少鬼”，“壯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陽氣差點兒，憑他們的年紀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陽氣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別有是鬼之道，不關年紀。“閻王好見，小鬼難當”，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憑年紀，“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愛也成。若說“小鬼頭”，那簡直還親親兒的，熱熱兒的。又有人愛說“鬼東西”，那也還只是鬼，“鬼”就是“東西”，“東西”就是“鬼”。總而言之，鬼貪，鬼小，所以“有錢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陰氣，是黑暗的東西。人也貪，也小，也有黑暗處，鬼其實是代人受過的影子。所以我們只說“好人”，“壞人”，卻只說“壞鬼”；恨也罷，愛也罷，從來沒有人說“好鬼”。

　　“好鬼”不在話下，“美鬼”也不在話下，“醜鬼”倒常聽見。說“鬼相”，說“像個鬼”，也都指鬼而言。不過醜的未必就不可愛，特別像一個女人說：“你看我這副鬼相！”“你看我像個鬼！”她真會想教人討厭她嗎？“做鬼臉”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愛，引人笑。這些都是醜得有意思。“鬼頭鬼腦”不但醜，並且醜得小氣。“鬼膽”也是小的，“鬼心眼兒”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說的怪胎，“懷着鬼胎”不用說得擔驚害怕。還有，書上說，“冷如鬼手馨！”鬼手是冰涼的，屍體原是冰涼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難聽。“鬼膽”和“鬼心眼兒”卻有人愛，爲的是怪可憐見的。從我們話裏所見的鬼的身體，大概就是這一些。

　　再說“鬼鬼祟祟的”雖然和“鬼頭鬼腦”差不多，可只描畫那小氣而不光明的態度，沒有指出身體部分。這就跟着“出了鬼！”“其中有鬼！”固然，“鬼”，“詭”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詭”，還是因“詭”而“鬼”，似乎是個兜不完的圈子。我們也說“出了花樣”，“其中有花樣”，“花樣”正是“詭”，是“譎”；鬼是詭譎不過的，所以花樣多的人，我們說他“鬼得很！”書上的“鬼蜮伎倆”，口頭的“鬼計多端”，指的就是這一類人。這種人只惹人討厭招人恨，誰愛上了他們纔怪！這種人的話自然常是“鬼話”。不過“鬼話”未必都是這種人的話，有些居然娓娓可聽，簡直是“暱暱兒女語”，或者是“海外奇談”。說是“鬼話”！儘管不信可是愛聽的，有的是。尋常誑語也叫做“鬼話”，王爾德說得有理，誑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並不老是那麼精明，也有馬虎的時候，說這種“無關心”的“鬼話”，就是他馬虎的時候。寫不好字叫做“鬼畫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畫符”，都是馬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連不相干的“鬼話”都不愛說，“符”也不愛“畫”，那更是“懶鬼”。“懶鬼”還可以希望他不懶，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簡直沒出息了。

　　從來沒有聽見過“笨鬼”，鬼大概總有點兒聰明，所謂“鬼聰明”。“鬼聰明”雖然只是不正經的小聰明，卻也有了不起處。“什麼鬼玩意兒！”儘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兒。你笑，你罵，你有時笑不得，哭不得，總之，你不免讓“鬼玩意兒”耍一回。“鬼聰明”也有正經的，書上叫做“鬼才”。李賀是唯一的號爲“鬼才”的詩人，他的詩濃麗和幽險，森森然有鬼氣。更上一層的“鬼聰明”，書上叫做“鬼工”；“鬼工”險而奇，非人力所及。這詞兒用來誇讚佳山水，大自然的創作，但似乎更多用來誇讚人們文學的和藝術的創作。還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這一類頌辭。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險而奇”罷了。可是借光也不大易，論書畫的將“神品”列在第一，絕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憐的。

原載於1944年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

正義

　　人間的正義是在那裏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着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裏，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裏，總要吃它乾淨，兩箱衣服堆在屋裏，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捨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衣服的一個扣兒。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着。這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脣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願意念着它的名字。“我是正經人，我要做正經事”，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的自詡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詡”之外，正義對於他還有什麼作用呢？他獨自一個時，在生人中間時，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創造“自己的正義”了！他所給予正義的，只是讓它的影兒在他的脣邊閃爍一番而已。但是，這畢竟不算十分孤負正義，比那憑着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還勝一籌。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他嘴裏唱着正義的名字，手裏卻滿滿的握着罪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籤條送了去。社會憑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籤條，欣然受了這份禮；就是明知道是罪惡，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易卜生“社會棟樑”一齣戲，就是這種情形。這種人的脣邊，雖更頻繁的閃爍着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黴了，爛了，且將毀滅了。在這些人裏，我見不着正義！

　　在親子之間，師傅學徒之間，軍官兵士之間，上司屬僚之間，似乎有正義可見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他們誠然是不“能”違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類話也說出來了。他們發見有形的撲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怎敢去違抗呢？長上們憑着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他們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問他們，“信麼？服麼？”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這正是因爲長上們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這種正義只能由長上行於卑幼，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所以是偏頗的；這種正義只能施於卑幼，而不能施於他人，所以是破碎的；這種正義受着威權的鼓弄，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那時它又是肥大的。這些仍舊只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不憑着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我在這等人裏，仍舊見不着它！

　　在沒有威權的地方，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名位與金錢的面前，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但是一當了面，估量着對手的名位，就不免心裏一軟，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於是不知不覺的就敷衍起來了。至於平常的人，偶然見了所謂名流，也不免要吃一驚，那時就是心裏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爲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樣子，以表傾慕之誠。所以一班達官通人，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呀！這樣，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卻又不然。須知我只說“面前”是無正義的，“背後”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着。社會的維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這背後的正義罷。但是背後的正義，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爲隔開一層，不由的就單弱了。一個爲富不仁的人，背後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面前卻只有恭敬。一個華服翩翩的人，犯了違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讓他五分。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而在極親近的人間，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因爲太親近了，什麼也可以原諒了，什麼也可以馬虎了，正義就任怎麼彎曲也可以了。背後的正義只有存生疏的人們間。生疏的人們間，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那全是爲了情面的緣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一種廉價的同情。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價的東西，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就儘先取了情面，而將正義放在背後。在極親近的人間，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正義就幾乎等於零，就是在背後也沒有了。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的不同，啓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攙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於是仍舊只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兒。在這些人裏，我更見不着正義！

　　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那裏呢？滿藏在我們心裏！爲什麼不取出來呢？它沒有優先權！在我們心裏，第一個尖兒是自私，其餘就是威權，勢力，親疏，情面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你想，時候已經晚了，它還有出臺的機會麼？沒有！所以你要正義出臺，你就得排除一切，讓它做第一個尖兒。你得憑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臺。你還得抖擻精神，準備一副好身手，因爲它是初出臺的角兒，搗亂的人必多，你得準備着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面目了。

原載於1924年《我們的七月》

論自己

　　翻開辭典，“自”字下排列着數目可觀的成語，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這中間包括着一大堆哲學，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詩文和廢話，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劇。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漢”，有這麼些可說的，值得說值不得說的！難怪紐約電話公司研究電話裏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話中會發現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這“我”字便是自己稱自己的聲音，自己給自己的名兒。

　　自愛自憐！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漢也難免的，何況區區尋常人！冷眼看去，也許只覺得那枉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這隻見了真理的一半兒。掉過臉兒來，自愛自憐確也有不得不自愛自憐的。幼小時候有父母愛憐你，特別是有母親愛憐你。到了長大成人，“娶了媳婦兒忘了娘”，娘這樣看時就不必再愛憐你，至少不必再像當年那樣愛憐你。女的呢，“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做母親的雖然未必這樣看，可是形格勢禁而且鞭長莫及，就是愛憐得着，也只算找補點罷了。愛人該愛憐你？然而愛人們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誰能說“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麼回事兒？趕到愛人變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兒愛憐你。你有時候會病，“久病牀前無孝子”，太太怕也夠倦的，夠煩的。住醫院？好，假如有運氣住到像當年北平協和醫院樣的醫院裏去，倒是比家裏強得多。但是護士們看護你，是服務，是工作；也許夾上點兒愛憐在裏頭，那是“好生之德”，不是愛憐你，是愛憐“人類”。你又不能老呆在家裏，一離開家，怎麼着也算“作客”；那時候更沒有愛憐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兒，哪能能教他將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屬員或僕役伺候你，那說得上是愛憐麼？總而言之，天下第一愛憐自己的，只有自己；自愛自憐的道理就在這兒。

　　再說，“大丈夫不受人憐。”窮有窮幹，苦有苦幹；世界那麼大，憑自己的身手，哪兒就打不開一條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愁眉苦臉不順耳，別人會來愛憐你？自己免不了傷心的事兒，咬緊牙關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會平靜下去的。說說也無妨，只別不揀時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誰也不耐煩的岔開你或者躲開你。也別怨天怨地將一大堆感嘆的句子向人身上扔過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礙不着別人，只怕別人奇怪你的火氣怎麼這樣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別人的虧。值不得計較的，不做聲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復仇，力量不夠，臥薪嚐膽的準備着。可別這兒那兒盡嚷嚷嚷嚷完了一扔開，倒便宜了那欺負你的人。“好漢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爲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愛憐這“苦人兒”似的，這是要強，不是裝。說也怪，不受人憐的人倒是能得人憐的人；要強的人總是最能自愛自憐的人。

　　大丈夫也罷，小丈夫也罷，自己其實是渺乎其小的，整個兒人類只是一個小圓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現代一位哲學家說的，別提一個人的自己了。莊子所謂馬體一毛，其實還是放大了看的。英國有一家報紙登過一幅漫畫，畫着一個人，彷彿在一間鋪子裏，周遭陳列着從他身體裏分析出來的各種原素，每種標明分量和價目，總數是五先令那時合七元錢。現在物價漲了，怕要合國幣一千元了罷？然而，個人的自己也就值區區這一千元兒！自己這般渺小，不自愛自憐着點又怎麼着！然而，“頂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說這些大處只是好聽的話語，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說這樣的自己沒有！有這麼的自己，豈不更值得自愛自憐的？再說自己的擴大，在一個尋常人的生活裏也可見出。且先從小處看。小孩子就愛蒐集各國的郵票，正是在擴大自己的世界。從前有人勸學世界語，說是可以和各國人通信。你覺得這話幼稚可笑？可是這未嘗不是擴大自己的一個方向。再說這回抗戰，許多人都走過了若干地方，增長了若干閱歷。特別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是和抗戰前不同了，他們的自己擴大了。這樣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不錯；可是自己的確也都愛好。做官的都愛做好官，不過往往只知道愛做自己家裏人的好官，自己親戚朋友的好官；這種好官往往是自己國家的貪官污吏。做盜賊的也都愛做好盜賊好嘍，好夥伴，好頭兒，可都只在賊窩裏。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這樣壞。自己關閉在自己的丁點大的世界裏，往往越愛好越壞。所以非擴大自己不可。但是擴大自己得一圈兒一圈兒的，得充實，得踏實。別像肥皂泡兒，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屈的得屈點兒，別隻顧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計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夠的話，“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總之路是有的。看得遠，想得開，把得穩；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了節才真算好。力量怎樣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隨時隨地儘自己的一份兒往最好裏做去，讓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這麼着，自愛自憐才真是有道理的。

原載於1942年《人世間》

論別人

　　有自己纔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說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別人，其餘的是不相干的別人。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家族親友；不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社會國家。自己也許願意只顧自己，但是自己和別人是相對的存在，離開別人就無所謂自己，所以他得顧到家族親友，而社會國家更要他顧到那些不相干的別人。所以“自了漢”不是好漢，“自顧自”不是好話，“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個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於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件事的兩面，所以說“一以貫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爲別人着想。

　　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爲別人着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別人挨邊兒。幾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只是義氣；義務是分內，義氣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纔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於是乎自己第一，高於一切，對於別人，幾乎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於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義氣，而且是客氣。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趕上那種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於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氣。其實在這些天之驕子各自的眼裏，別人都似乎爲自己活着，都得來供養自己纔是道理。“我愛我”成爲風氣，處處爲自己着想，說是“真”；爲別人着想倒說是“假”，是“虛僞”。可是這兒“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爲別人着想其實也只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爲自己着想並無根本的差異。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確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於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種意思。這種“真”未必就好，這種“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爲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爲人和地只在書中戲中，並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體貼別人的口氣，身份，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衆。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衆那樣爲別人着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體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裏爲別人着想是“真”，在實生活裏卻說是“假”，“虛僞”，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僞”只是好看的門面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裏”；老那麼關閉着，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裏學習學習怎樣爲別人着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體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干的別人變成相干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干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爲別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於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於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的太快了，這兒那兒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着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於一切；現在卻不說什麼“真”和“假”了，只憑着神聖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只顧自己。自己高於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機關也就高於一切；自己肥，自己機關肥，別人瘦，別人機關瘦，樂自己的，管不着！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後的勝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兒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確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愿，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憐蟲，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圾堆裏！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原載於《文聚》1943年

論誠意

　　誠僞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僞，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詐僞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爲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僞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帳。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裏，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沉，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僞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的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麼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項目。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裏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裏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懇”“誠意”和“虛僞”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

　　但是一般人用這幾個詞似乎太嚴格了一些。照他們的看法，不誠懇無誠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輕人看社會上的人和事，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差不多盡是虛僞的。這樣用“虛僞”那個詞，又似乎太寬泛了一些。這些跟老先生們開口閉口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同樣犯了籠統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將品性和態度混爲一談，年輕人也如此，卻又加上了“天真”“純潔”種種幻想。誠實的品性確是不可多得，但人孰無過，不論哪方面，完人或聖賢總是很少的。我們恐怕只能寬大些，卑之無甚高論，從態度上着眼。不然無謂的煩惱和糾紛就太多了。至於天真純潔，似乎只是兒童的本分老氣橫秋的兒童實在不順眼。可是一個人若總是那麼天真純潔下去，他自己也許還沒有什麼，給別人的麻煩卻就太多。有人讚美“童心”“孩子氣”，那也只限於無關大體的小節目，取其可以調劑調劑平板的氛圍氣。若是重要關頭也如此，那時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純潔恐怕只是無知罷了。幸而不誠懇，無誠意，虛僞等等已經成了口頭禪，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說着，至多皺皺眉，冷笑笑，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就過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認真的，那卻苦了自己，甚至於苦了別人。年輕人容易認真，容易不滿意，他們的不滿意往往是社會改革的動力。可是他們也得留心，若是在誠僞的分別上認真得過了分，也許會成爲虛無主義者。

　　人與人事與事之間各有分際，言行最難得恰如其分。誠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際不同，無妨斟酌加減點兒。種種禮數或過場就是從這裏來的。有人說禮是生活的藝術，禮的本意應該如此。日常生活裏所謂客氣，也是一種禮數或過場。有些人覺得客氣太拘形跡，不見真心，不是誠懇的態度。這些人主張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嘗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見生人就如此這般，就有點野了。即使熟人，毫無節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婦算是熟透了的，有時還得“相敬如賓”，別人可想而知。總之，在不同的局勢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誠意，客氣也可以表示誠意，不過誠意的程度不一樣罷了。客氣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誠意太多；誠意太多，誠意就太賤了。

　　看人，請客，送禮，也都是些過場。有人說這些只是虛僞的俗套，無聊的玩意兒。但是這些其實也是表示誠意的。總得心裏有這個人，纔會去看他，請他，送他禮，這就有誠意了。至於看望的次數，時間的長短，請作主客或陪客，送禮的情形，只是誠意多少的分別，不是有無的分別。看人又有回看，請客有回請，送禮有回禮，也只是回答誠意。古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無論古今，人情總是一樣的。有一個人送年禮，轉來轉去，自己送出去的禮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裏。他覺得虛僞無聊，當作笑談。笑談確乎是的，但是誠意還是有的。又一個人路上遇見一個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說，“我要來看你。”這個人告訴別人說，“他用不着來看我，我也知道他不會來看我，你瞧這句話纔沒意思哪！”那個朋友的誠意似乎是太多了。凌叔華女士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外國規矩》，說一位青年留學生陪着一位舊家小姐上公園，盡招呼她這樣那樣的。她以爲讓他愛上了，哪裏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國規矩”！這喜劇由於那位舊家小姐不明白新禮數，新過場，多估量了那位留學生的誠意。可見誠意確是有分量的。

　　人爲自己活着，也爲別人活着。在不傷害自己身份的條件下顧全別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誠懇，有誠意。這樣寬大的看法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興趣些。西方有句話，“人生是做戲。”做戲也無妨，只要有心往好裏做就成。客氣等等一定有人覺得是做戲，可是隻要爲了大家好，這種戲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誠懇，誠意也未必不是戲。現在人常說，“我很誠懇的告訴你”，“我是很有誠意的”，自己標榜自己的誠懇，誠意，大有賣瓜的說瓜甜的神氣，誠實的君子大概不會如此。不過一般人也已習慣自然，知道這只是爲了增加誠意的分量，強調自己的態度，跟買賣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兒。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勢斟酌加減他們的誠意，變化他們的態度；這就不免沾上了些戲味。西方還有句話，“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也只是態度；這似乎也是一句戲詞兒。

原載於1940年《星期評論》

論做作

　　做作就是“佯”，就是“喬”，也就是“裝”。蘇北方言有“裝佯”的話，“喬裝”更是人人皆知。舊小說裏女扮男裝是喬裝，那需要許多做作。難在裝得像。只看坤角兒扮鬚生的，像的有幾個？何況做戲還只在戲臺上裝，一到後臺就可以照自己的樣兒，而女扮男裝卻得成天兒到處那麼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也常在喬裝，裝得像也不易，可是自在得多。不過難也罷，易也罷，人反正有時候得裝。其實你細看，不但“有時候”，人簡直就愛點兒裝。“三分模樣七分裝”是說女人，男人也短不了裝，不過不大在模樣上罷了。裝得像難，裝得可愛更難；一番努力往往只落得個“矯揉造作！”所以“裝”常常不是一個好名兒。

　　“一個做好，一個做歹”，小呢逼你出些碼頭錢，大呢就得讓你去做那些不體面的尷尬事兒。這已成了老套子，隨處可以看見。那做好的是裝做好，那做歹的也裝得格外歹些；一鬆一緊的拉住你，會弄得你啼笑皆非。這一套兒做作夠受的。貧和富也可以裝。貧寒人怕人小看他，家裏儘管有一頓沒一頓的，還得穿起好衣服在街上走，說話也滿裝着闊氣，什麼都不在乎似的。所謂“蘇空頭”。其實“空頭”也不止蘇州有。有錢人卻又怕人家打他的主意，開口閉口說窮，他能特地去當點兒什麼，拿當票給人家看。這都怪可憐見的。還有一些人，人面前老愛論詩文，談學問，彷彿天生他一副雅骨頭。裝斯文其實不能算壞，只是未免“雅得這樣俗”罷了。

　　有能耐的人，有權位的人有時不免“裝模作樣”，“裝腔作勢”。馬上可以答應的，卻得“考慮考慮”；直接可以答應的，卻讓你繞上幾個大彎兒。論地位也只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見客就不起身，只點點頭兒，答話只喉嚨裏哼一兩聲兒。誰教你求他，他就是這麼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兒什麼的我自爲之！”話說回來，拿身份，擺架子有時也並非全無道理。老爺太太在僕人面前打情罵俏，總不大像樣，可不是得裝着點兒？可是，得恰到分際，“過猶不及”。總之別忘了自己是誰！別盡揀高枝爬，一失腳會摔下來的。老想着些自己，誰都裝着點兒，也就不覺得誰在裝。所謂“裝模做樣”，“裝腔作勢”。卻是特別在裝別人的模樣，別人的腔和勢！爲了擡舉自己，裝別人；裝不像別人，又不成其爲自己，也怪可憐見的。

　　“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還是裝聾作啞的好。倒不是怕擔責任，更不是存着什麼壞心眼兒。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該問的，值得問的，自然得問；有些是無需他們問的，或值不得他們問的，若不癡不聾，事必躬親，阿姑阿翁會做不成，至少也會不成其爲阿姑阿翁。記得那兒說過美國一家大公司經理，面前八個電話，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經理，室內沒有電話，倒是從容不迫的。這後一位經理該是能夠裝聾作啞的人。“不聞不問”，有時候該是一句好話；“充耳不聞”，“閉目無睹”，也許可以作“無爲而治”的一個註腳。其實無爲多半也是裝出來的。至於裝作不知，那更是現代政治家外交家的慣技，報紙上隨時看得見。他們卻還得勾心鬥角的“做姿態”，大概不裝不成其爲政治家外交家罷？

　　裝歡笑，裝悲泣，裝嗔，裝恨，裝驚慌，裝鎮靜，都很難；固然難在像，有時還難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陪笑”也許能得當局的青睞，但是旁觀者在噁心。可是“強顏爲歡”，有心人卻領會那歡顏裏的一絲苦味。假意虛情的哭泣，像舊小說裏妓女向客人那樣，儘管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也只能引起讀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淚佯低面”，教人老大不忍。佯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態”，作得恰好是愛嬌，所以《喬醋》是一折好戲。愛極翻成恨，儘管“恨得人牙癢癢的”，可是還不失爲愛到極處。“假意驚慌”似乎是舊小說的常語，事實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馬腳。鎮靜更不易，秦舞陽心上有氣臉就鐵青，怎麼也裝不成，荊軻的事，一半兒敗在他的臉上。淝水之戰謝安裝得夠鎮靜的，可是不覺得意忘形摔折了屐齒。所以一個人喜怒不形於色，真夠一輩子半輩子裝的。

　　《喬醋》是戲，其實凡裝，凡做作，多少都帶點兒戲味有喜劇，有悲劇。孩子們愛說“假裝”這個，“假裝”那個，戲味兒最厚。他們認真“假裝”，可是悲喜一場，到頭兒無所爲。成人也都認真的裝，戲味兒卻淡薄得多；戲是無所爲的，至少扮戲中人的可以說是無所爲，而人們的做作常常是有所爲的。所以戲臺上裝得像的多，人世間裝得像的少。戲臺上裝得像就有叫好兒的，人世間即使裝得像，逗人愛也難。逗人愛的大概是比較的少有所爲或只消極的有所爲的。前面那些例子，值得我們吟味，而裝癡裝傻也許是值得重提的一個例子。

　　作阿姑阿翁得裝幾分癡，這裝是消極的有所爲；“金殿裝瘋”也有所爲，就是積極的。歷來才人名士和學者，往往帶幾分傻氣。那傻氣多少有點兒裝，而從一方面看，那裝似乎不大有所爲，至多也只是消極的有所爲。陶淵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說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晉人的行徑，能說他不帶着幾分裝？不過裝得像，裝得自然罷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脫了和司馬昭做親家，可不也一半兒醉一半兒裝？他正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而有一向當時人多說他癡，他大概是頗能做作的罷？

　　裝睡裝醉都只是裝糊塗。睡了自然不說話，醉了也多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儘可以裝瘋裝傻的，給他個驢頭不對馬嘴。鄭板橋最能懂得裝糊塗，他那“難得糊塗”一個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聰明人的祕密。還有善忘也往往是裝傻，裝糊塗；省麻煩最好自然是多忘記，而“忘懷”又正是一件雅事兒。至此爲止，裝傻，裝糊塗似乎是能以逗人愛的；才人名士和學者之所以成爲才人名士和學者，至少有幾分就仗着他們那不大在乎的裝勁兒能以逗人愛好。可是這些人也良莠不齊，魏晉名士頗有仗着裝糊塗自私自利的。這就“在乎”了，有所爲了，這就不再可愛了。在四川話裏裝糊塗稱爲“裝瘋迷竅”，北平話卻帶笑帶罵的說“裝蒜”，“裝孫子”，可見民衆是不大賞識這一套的他們倒是下的穩着兒。

原載於1943年《文學創作》

論青年

　　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贊中華》篇裏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於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這扼要的說明了我們的時代。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擡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羣，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羣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鬥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樣，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裏，特別是中年人的手裏。於是乎來了青年的反抗，在學校裏反抗師長，在社會上反抗統治者。他們反抗傳統和紀律，用怠工，有時也用挺擊。中年統治者記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靜，覺着現在青年愛搗亂，惹麻煩，第一步打算壓制下去。可是不成。於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來了集體訓練，開出新局面，可是還得等着瞧呢。

　　青年反抗傳統，反抗社會，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們低頭受壓，使不出大力氣，見得沉靜罷了。家庭裏父代和子代鬧彆扭是常見的，正是壓制與反抗的徵象。政治上也有老少兩代的鬥爭，漢朝的賈誼到戊戌六君子，例子並不少。中年人總是在統治的地位，老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老年時代，青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青年時代。老年和青年的勢力互爲消長，中年人卻總是在位，因此無所謂中年時代。老年人的衰朽，是過去，青年人還幼稚，是將來，佔有現在的只是中年人。他們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譏笑前者，煩厭後者。安慰還是順的，培植卻常是逆的，所以更難。培植是憑中年人的學識經驗做標準，大致要養成有爲有守愛人愛物的中國人。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他們不甘心在理想還未疲倦的時候就被壓進典型裏去，所以總是掙扎着，在憧憬那海闊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瞭解青年人爲什麼總愛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說是時代病。其實這倒是成德達材的大路；壓迫着，掙扎着，材德的達成就在這兩種力的平衡裏。這兩種力永恆的一步步平衡着，自古已然，不過現在更其表面化罷了。

　　青年人愛說自己是“天真的”，“純潔的”。但是看看這時代，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練卻只是工於自謀，到了臨大事，決大疑，似乎又見得幼稚了。青年要求進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們有的是奮鬥的力量。不過大處着眼難，小處下手易，他們的飽滿的精力也許終於只用在自己的物質的改革跟進步上；於是驕奢淫佚，無所不爲，有利無義，有我無人。中年裏原也不缺少這種人，效率卻趕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還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漢，得過且過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極，馬馬虎虎對付着，一點不認真。中年人這兩種也夠多的。可是青年時就染上這些習氣，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頭，“浪子回頭金不換”，不像中年人往往將錯就錯，一直沉到底裏去。

　　青年人容易脫胎換骨改樣子，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精力足，歲月長，前路寬，也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總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說青年時候不狂，什麼時候才狂？不錯。但是這狂氣到時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會忘其所以的。青年人愛諷刺，冷嘲熱罵，一學就成，揮之不去；但是這隻足以取快一時，久了也會無聊起來的。青年人罵中年人逃避現實，圓通，不奮鬥，妥協，自有他們的道理。不過青年人有時候讓現實籠罩住，伸不出頭，張不開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兒路，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又是小處。若是能夠偶然到所謂“世界外之世界”裏歇一下腳，也許可以將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時候偏執不回，過去一度以爲讀書就不能救國就是的。那時蔡孑民先生卻指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權衡輕重的圓通觀。懂得這種圓通，就可以將自己放平些。能夠放大自己，放平自己，纔有真正的“工作與嚴肅”，這裏就需要奮鬥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師，青年還是需要人師。用不着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攤經，一手握劍，只要認真而親切的服務，就是人師。但是這些人得組織起來，通力合作。講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誘導，可還歸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媽媽氣去乞憐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語去買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槍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後先一致的按着應該做的放膽放手做去。不過基礎得打在學校裏；學校不妨儘量社會化，青年訓練卻還是得在學校裏。學校好像實驗室，可以嚴格的計劃着進行一切；可不是溫室，除非讓它墮落到那地步。訓練該注重集體的，集體訓練好，個體也會改樣子。人說教師只消傳授知識就好，學生做人，該自己磨練去。但是得先有集體訓練，教青年有膽量幫助人，制裁人，然後纔可以讓他們自己磨練去。這種集體訓練的大任，得教師擔當起來。現行的導師制注重個別指導，瑣碎而難實踐，不如緩辦，讓大家集中力量到集體訓練上。學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訓練，從集中軍訓起頭，跟着來了各種訓練班。前者似乎太單純了，效果和預期差得多，後者好像還差不多。不過訓練班至多隻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培植根基還得在學校裏。在青年時代，學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師的責任也更重大了，他們得任勞任怨的領導一羣羣青年人走上那成德達材的大路。

原載於1944年《中學生》

論東西

　　中國讀書人向來不大在乎東西。“家徒四壁”不失爲書生本色，做了官得“兩袖清風”纔算好官；愛積聚東西的只是俗人和貪吏，大家是看不起的。這種不在乎東西可以叫做清德。至於像《世說新語》裏記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也是不在乎東西，不過這卻是達觀了。後來人常說“身外之物，何足計較！”一類話，也是這種達觀的表現，只是在另一角度下。不爲物累，纔是自由人，“清”是從道德方面看，“達”是從哲學方面看，清是不濁，達是不俗，是雅。

　　讀書人也有在乎東西的時候，他們有的有收藏癖。收藏的可只是書籍，字畫，古玩，郵票之類。這些人愛逛逛書店，逛逛舊貨鋪，地攤兒，積少也可成多，但是不能成爲大收藏家。大收藏家總得沾點官氣或商氣才成，大收藏家可認真的在乎東西，書生的愛美的收藏家多少帶點兒遊戲三昧。他們隨時將收藏的東西公諸同好，有時也送給知音的人，並不嚴封密裹，留着“子孫永寶用”。這些東西都不是實用品，這些愛美的收藏家也還不失爲雅癖。日常的實用品，讀書人是向來不在乎也不屑在乎的。事實上他們倒也短不了什麼，一般的說，吃的穿的總有的。吃的穿的有了，別的短點兒也就沒什麼了。這些人可老是捨不得添置日用品，因此常跟太太們鬧彆扭。而在搬家或上路的時候，太太們老是要多帶東西，他們老是要多丟東西，更會大費脣舌雖然事實上是太太勝利的多。

　　現在讀書人可也認真的在乎東西了，而且連實用品都一視同仁了。這兩年東西實在漲得太快，電兔兒都追不上，一般讀書人吃的穿的漸漸沒把握；他們雖然還在勉力保持清德，但是那種達觀卻只好暫時擱在一邊兒了。於是乎談煙，談酒，更開始談柴米油鹽布。這兒是第一回，先生們和太太們談到一路上去了。酒不喝了，煙越抽越壞，越抽越少，而且在打主意戒了將來收藏起菸斗菸嘴兒當古玩看。柴米油鹽布老在想法子多收藏點兒，少消費點兒。什麼都愛惜着，真做到了“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這些人不但不再是癡聾的阿家翁，而且簡直變成克家的令子了。那愛美的雅癖，不用說也得暫時的撂在一邊兒。這些人除了職業的努力以外，就只在柴米油鹽布里兜圈子，好像可憐見兒的。其實倒也不然。他們有那一把清骨頭，夠自己驕傲的。再說柴米油鹽布里也未嘗沒趣味，特別是在現在這時候。例如今天忽然知道了油鹽有公賣處，便宜那麼多；今天知道了王老闆家的花生油比張老闆的每斤少五毛錢；今天知道柴漲了，幸而昨天買了三百斤收藏着。這些消息都可以教人帶着勝利的微笑回家。這是掙扎，可也是消遣不是？能夠在柴米油鹽布里找着消遣的是有福的。在另一角度下，這也是達觀或雅癖哪。

　　讀書人大概不樂意也沒本事改行，他們很少會搖身一變成爲囤積居奇的買賣人的。他們現在雖然也愛惜東西，可是更愛惜自己；他們愛惜東西，其實也只能愛惜自己的。他們不用說愛惜自己需要的柴米油鹽布，還有就只是自己箱兒籠兒裏一些舊東西，書籍呀，衣服呀，什麼的。這些東西跟着他們在自己的中國裏流轉了好多地方，幾個年頭，可是他們本人一向也許並不怎樣在意這些舊東西，更不會跟它們親熱過一下子。可是東西越來越貴了，而且有的越來越少了，他們這纔打開自己的箱籠細看，嘿！多麼可愛呀，還存着這麼多東西哪！於是乎一樣樣拿起來端詳，越端詳越有意思，越有勁兒，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似的，不知道怎樣親熱纔好。有了這些，得閒兒就去摩挲一番，盡抵得上逛舊貨鋪，地攤兒，也盡抵得上喝一回好酒，抽幾支好煙的。再說自己看自己原也跟別人看自己一般，壓根兒是窮光蛋一個；這一來且不管別人如何，自己確是覺得富有了。瞧，寄售所，拍賣行，有的是，暴發戶的買主有的是，今天拿去賣點兒，明天拿去賣點兒，總該可以貼補點兒吃的穿的。等賣光了，抗戰勝利的日子也就到了，那時候這些讀書人該是老脾氣了，那時候他們會這樣想，“一些身外之物算什麼哪，又都是破爛兒！咱們還是等着逛書店，舊貨鋪，地攤兒罷。”

原載1942年《抗戰文藝》

第八輯 贈言

憎

　　我生平怕看見乾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着的臉和冷淡的言詞，看了，聽了，心裏便會發抖。至於慘酷的佯笑，強烈的揶揄，那簡直要我全身都痙攣般掣動了。在一般看慣、聽慣、老於世故的前輩們，這些原都是“家常便飯”，很用不着大驚小怪地去張揚；但如我這樣一個閱歷未深的人，神經自然容易激動些，又癡心渴望着愛與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變態。平常人可以隨隨便便過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惱，減卻了好些“生力”。這真所謂“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過北火車站附近。馬路上橫躺着一個人：微側着拳曲的身子。臉被一破蘆葦遮了，不曾看見；穿着黑布夾襖，垢膩的淡青的襯裏，從一處處不規則地顯露，白斜紋的單，受了塵穢底沾染，早已變成灰色；雙足是赤着，腳底滿塗着泥土，腳面滿積着塵垢，皮上卻縐着網一般的細紋，映在太陽裏，閃閃有光。這顯然是一個勞動者底屍體了。一個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極平凡的事；況是一個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勞動者呢？所以圍着看的雖有十餘人，卻都好奇地睜着眼，臉上的筋肉也都冷靜而弛緩。我給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爲我的老脾氣，終於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於他曾有什麼價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這樣人，知道有多少？像他這樣死的，知道一日裏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這不免引起我對於人類運命的一種杞憂了！但是思想忽然轉向，何以那些看閒的，於這一個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們的兄弟，朋友，或相識者，他們將必哀哭切齒，至少也必驚惶；這個不識者，在他們卻是無關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無關得失麼？“叫天子一聲叫”，尚能“撕去我一縷神經”，一個同伴悲慘的死，果然無關得失麼？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極少極少的所謂得失相關者顧念着，豈不是太孤寂又太狹隘了麼？狹隘，孤寂的人間，哪裏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願再往下想了！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漠視”了。我有一箇中學同班的同學。他在高等學校畢了業；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們有四五年不見面，不通信了；相見時我很高興，滔滔汩汩地向他說知別後的情形；稱呼他的號，和在中學時一樣。他只支持着同樣的微笑聽着。聽完了，仍舊支持那微笑，只用極簡單的話說明他中學畢業後的事，又稱了我幾聲“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發見那乾涸的微笑，心裏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機器榨出來的幾句話和“敬而遠之”的一聲聲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來；熱烈的想望早冰結在心坎裏！可是到底鼓勇說了這一句話：“請不要這樣稱呼罷；我們是同班的同學哩！”他卻笑着不理會，只含糊應了一回；另一個“先生”早又從他嘴裏送出了！我再不能開口，只蜷縮在椅子裏，眼望着他。他覺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辭。我點了頭，讓他走了。這時羞愧充滿在我心裏；世界上有什麼東西在我身上，使人棄我如敝屣呢？

　　約莫兩星期前，我從大馬路搭電車到車站。半路上上來一個魁梧奇偉的華捕。他揹着手直挺挺的靠在電車中間的轉動機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紅纓涼帽，藍的綁腿，黑的厚重的皮鞋：這都和他別的同伴一樣。另有他的一張粗黑的盾形的臉，在那臉上表現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臉，嘴上是抿了，兩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濃霜後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這樣地嚴肅，我幾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從他上車，我端詳了好久，總不見那臉上有一絲的顫動；我忽然感到一種壓迫的感覺，彷彿有人用一條厚棉被連頭夾腦緊緊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漸漸地迫促了。那時電車停了；再開的時候，從車後匆匆跑來一個貧婦。伊有襤褸的古舊的渾沌色的竹布長褂和；跑時只是用兩隻小腳向前掙扎，蓬蓬的黃髮縱橫地飄拂着；瘦黑多皺襞的臉上，閃爍着兩個熱望的眼珠，嘴脣不住地開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緊要的事，想搭乘電車。來得慢了，捏捉着車上的鐵柱。早又被他從伊手裏滑去；於是伊只有踉踉蹌蹌退下了！這時那位華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頰上，眼旁，霜濃的筋肉都開始顯出勻稱的皺紋；兩眼細而潤澤，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開了，露出兩個燦燦的金牙和一色潔白的大齒；他身體的姿勢似乎也因此變動了些。他的笑雖然暫時地將我從冷漠裏解放；但一剎那間，空虛之感又使我幾乎要被身份的大氣壓扁！因爲從那笑底貌和聲裏，我鋒利地感着一切的驕傲，狡猾，侮辱，殘忍；只要有“愛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誰底全部神經能不被痙攣般掣動着呢？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蔑視”了。我今年春間，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務主任。同事們多是我的熟人，但我於他們，卻幾乎是個完全的生人；我遍嘗漠視和膜視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時第一難事是擬訂日課表。因了師生們關係底複雜，校長交來三十餘條件；經驗缺乏、腦筋簡單的我，真是無所措手足！掙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強湊成了。卻有一位在別校兼課的，資望深重的先生，因爲有幾天午後的第一課和別校午前的第四課銜接，兩校相距太遠，又要回家吃飯，有些趕不及，便大不滿意。他這兼課情形，我本不知，校長先生底條件裏，也未開入；課表中不能顧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這位先生向來是面若冰霜，氣如虹盛；他的字典裏大約是沒有“恕”字的，於是挑戰底信來了，說什麼“既難枵腹，又無汽車；如何設法，還希見告”！我當時受了這意外的，濫發的，冷酷的諷刺，極爲難受；正是滿肚皮冤枉，沒申訴處，我並未曾有一些開罪於他，他卻爲何待我如仇敵呢？我便寫一信復他，自己略略辯解；對於他的態度，表示十分的遺憾：我說若以他的失當的譴責，便該不理這事，可是因爲向學校的責任，我終於給他設法了。他接信後，“上訴”於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請我去和他對質。狡黠的復仇的微笑在他臉上，正和有毒的菌類顯着光怪陸離的彩色一般。他極力說得慢些，說低些：“爲什麼說‘便該不理’呢？課表豈是‘欽定’的麼？若說態度，該怎樣啊！許要用‘請願’罷？”這裏每一個字便像一把利劍，緩緩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裏！他完全勝利，臉上換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辭了職回去。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敵視”了。

1921年11月4日

父母的責任

　　在很古的時候，做父母的對於子女，是不知道有什麼責任的。那時的父母以爲生育這件事是一種魔術，由於精靈的作用；而不知卻是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時實是連“父母”的觀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說什麼責任了！（哈蒲浩司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待遇子女的態度和方法，推想起來，不外根據於天然的愛和傳統的迷信這兩種基礎；沒有自覺的標準，是可以斷言的。後來人知進步，精靈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般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結果，並無神怪可言。但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如何呢？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如何呢？那些當仁不讓的父母便漸漸的有了種種主張了。且只就中國論，從孟子時候直到現在，所謂正統的思想，大概是這樣說的：兒子是延續宗祀的，便是兒子爲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養兒子成人，成爲肖子小之要能掙錢養家，大之要能榮宗耀祖。但在現在，第二個條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給兒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責任不是對於兒子的責任，是對於他們的先人和他們自己的責任；因爲娶媳婦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續宗祀！至於女兒，大家都不重視，甚至厭惡的也有。賣她爲妓，爲妾，爲婢，寄養她於別人家，作爲別人家的女兒；送她到育嬰堂裏，都是尋常而不要緊的事；至於看她作“賠錢貨”，那是更普通了！在這樣情勢之下，父母對於女兒，幾無責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養着；大了跟着母親學些針黹，家事，等着嫁人。這些都沒有一定的責任，都只由父母“隨意爲之”。只有嫁人，父母卻要負些責任，但也頗輕微的。在這些時候，父母對兒子總算有了顯明的責任，對女兒也算有了些責任。但都是從子女出生後起算的。至於出生前的責任，卻是沒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們說起，只怕還要吃驚哩！在他們模糊的心裏，大約只有“生兒子”、“多生兒子”兩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卻不是責任。雖然那些已過三十歲而沒有生兒子的人，便去納妾，吃補藥，千方百計的想生兒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責任。所以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塗給了他們一條生命！因此，無論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權利。

　　近代生物科學及人生科學的發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進。“人的責任”的見解，因而起了多少的變化，對於“父母的責任”的見解，更有重大的改正。從生物科學裏，我們知道子女非爲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卻大部分是爲子女而生存！與其說“延續宗祀”，不如說“延續生命”和“延續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關聯的，又有“擴大或發展生命”的要求，這卻從前被習俗或禮教埋沒了的，於今又擡起頭來了。所以，現在的父母不應再將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裏，叫他們做“肖子”，應該讓他們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發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於子與女的應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學所說明，以及現實生活所昭示，更其是顯然了。這時的父母負了新科學所指定的責任，便不能像從前的隨便。他們得知生育子女一面雖是個人的權利，一面更爲重要的，卻又是社會的服務，因而對於生育的事，以及相隨的教養的事，便當負着社會的責任；不應該將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後嗣而教養他們，應該將他們看作社會的後一代而教養他們！這樣，女兒隨意怎樣待遇都可，和爲家族與自己的利益而教養兒子的事，都該被抗議了。這種見解成爲風氣以後，將形成一種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輕率的、容易的事；人們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將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沒有父母的能力而貿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養成身體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將受社會與良心的制裁了。在這樣社會裏，子女們便都有福了。只是，慚愧說的，現在這種新道德還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們的標準看，在目下的社會裏特別注重中國的社會裏，幾乎沒有負責任的父母！或者說，父母幾乎沒有責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瘋人，白癡都可公然結婚，生育子女！雖然也有人慨嘆於他們的子女從他們接受的遺傳的缺陷，但卻從沒有人抗議他們的生育的權利！因之，殘疾的、變態的人便無減少的希望了！窮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卻可生出許多子女；寧可讓他們忍凍捱餓，甚至將他們送給人，賣給人，卻從不懷疑自己的權利！也沒有別人懷疑他們的權利！因之，流離失所的，和無教無養的兒童多了！這便決定了我們後一代的悲慘的命運！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負着生育之社會的責任的結果。也便是社會對於生育這件事放任的結果。所以我們以爲爲了社會，生育是不應該自由的；至少這種自由是應該加以限制的！不獨精神，身體上有缺陷的，和無養育子女的經濟的能力的應該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後一代社會所需要而教育他們的，也當受一種道德的制裁。教他們自己制裁，自覺的不生育，或節制生育。現在有許多富家和小資產階級的孩子，或因父母溺愛，或因父母事務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致不能養成適應將來的健全的人格；有些還要受些祖傳老店“子曰鋪”裏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會有新鮮活潑的進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裏，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這些傾向！這種生育的流弊，雖沒有前面兩種的厲害，但足以爲“進步”的重大的阻力，則是同的！並且這種流弊很通行，試看你的朋友，你的親戚，你的家族裏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那個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將也爲他們的也可說我們的運命擔憂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現在生活程度漸漸高了，在小資產階級裏，教養一個子女的費用，足以使家庭的安樂縮小，子女的數和安樂的量恰成反比例這件事，是很顯然了。那些貧窮的人也覺得子女是一種重大的壓迫了。其實這些情形從前也都存在，只沒有現在這樣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資產階級裏，新興的知識階級最能銳敏的感到這種痛苦。可是大家雖然感着，卻又覺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讓命運去決定了。直到近兩年，生物學的知識，尤其是優生學的知識，漸漸普及於一般知識階級，於是他們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順夫人來華，傳播節育的理論與方法，影響特別的大；從此便知道不獨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當事人不願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於是對於子女的事，比較出生後，更其注重出生前了；於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顯明的責任了。父母對於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權利，則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養，便都是他們的過失。他們應該受良心的責備，受社會的非難！而且看“做父母”爲重大的社會服務，從社會的立場估計時，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責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後的責任反要大哩！以上這些見解，目下雖還不能成爲風氣，但確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識階級裏。我希望知識階級的努力，一面實行示範，一面儘量將這些理論和方法宣傳，到最僻遠的地方里，到最下層的社會裏；等到父母們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這些責任，並且“願意”自己背上“負”這些責任，那時基於優生學和節育論的新道德便成立了。這是我們子孫的福音！

　　在最近的將來裏，我希望社會對於生育的事有兩種自覺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舉花柳病者等，該用法律去禁止他們生育的權利，便是法律的制裁。這在美國已有八州施行了。但施行這種制裁，必須具備幾個條件，纔能有效。一要醫術發達，並且能得社會的信賴；二要戶籍登記的詳確（如遺傳性等，都該載入）；三要舉行公衆衛生的檢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會的寬容。這五種在現在的中國，一時都還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暫難實現；我們只好從各方面努力罷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雖然還不可能，勸止“做父母”的事，卻是隨時隨地可以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責任，教人知道現在的做父母應該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人們於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負責及不能負責的父母是怎樣不合理，怎樣損害社會，怎樣可恥！這都是愛作就可以作的。這樣給人一種新道德的標準去自己制裁，便是社會的道德的制裁的出發點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現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設的。並且在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見些。況不適當的生育當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項，將來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餘幾種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爲，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見效，而且是更爲重要；我們的努力自然便該特別注重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將來雖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時而窮，仍非靠道德輔助不可；況法律的施行，有賴於社會的寬容，而社會寬容的基礎，仍必築於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現在法律的制裁未實現的時候，尤其是這樣！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們希望他們自己覺得身體的缺陷，自己懺悔自己的罪孽；便藉着懺悔的力量，決定不將罪孽傳及子孫，以加重自己的過惡！這便自己剝奪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權利。但這種自覺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更希望他們的家族，親友，時時提醒他們，監視他們，使他們警覺！關於瘋人、白癡，則簡直全無自覺可言；那是隻有靠着他們保護人，家族，親友的處置了。在這種情形裏，我們希望這些保護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會的責任及他們對於後一代應有的責任，而知所戒懼，斷然剝奪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護者的做父母的權利！這幾類人最好是不結婚或和異性隔離；至少也當用節育的方法使他們不育！至於說到那些窮到連“養育”子女也不能的，我們教他們不濫育，是很容易得他們的同情的。只需教給他們最簡便省錢的節育的方法，並常常向他們懇切的說明和勸導，他們便會漸漸的相信，奉行的。但在這種情形裏，教他們相信我們的方法這過程，要比較難些；因爲這與他們信自然與命運的思想衝突，又與傳統的多子孫的思想衝突他們將覺得這是一種罪惡，如舊日的打胎一樣；並將疑惑這或者是洋人的詭計，要從他們的身體裏取出什麼的！但是傳統的思想，在他們究竟還不是固執的，魔術的懷疑因了宣傳方法的巧妙和時日的長久，也可望減縮的；而經濟的壓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實際的壓迫，他們難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傳的得法，他們是容易漸漸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資產階級，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極難侵入的！他們有相當的經濟的能力，有固執的傳統的思想，他們是不會也不願知道生育是該受限制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是不適當的生育！他們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傳統的態度與方法待遇他們，結果是將他們裝在自己的型裏，作自己的犧牲！這樣儘量摧殘了兒童的個性與精神生命的發展，卻反以爲盡了父母的責任！這種誤解責任較不明責任實在還要壞；因爲不明的還容易納入忠告，而誤解的則往往自以爲是，拘執不肯更變。這種人實在也不配做父母！因爲他們並不能負真正的責任。我們對於這些人，雖覺得很不容易使他們相信我們，但總得盡我們的力量使他們能知道些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的道理，使他們能以兒童爲本位，能“理解他們，指導他們，解放他們”；這樣改良從前一切不適當的教養方法。並且要使他們能有這樣決心：在他們覺得不能負這種適當的教養的責任，或者不願負這種責任時，更應該斷然採取節育的辦法，不再因循，致誤人誤己。這種宣傳的事業，自然當由新興的知識階級擔負；新興的知識階級雖可說也屬於小資產階級裏，但關於生育這件事，他們特別感到重大的壓迫，因有了徹底的瞭解，覺醒的態度，便與同階級的其餘部分不同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留着：現存的由各種不適當的生育而來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將怎樣爲他們負責呢？我以爲花柳病者等一類人的子女，只好任憑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許謬種再得流傳便了。貧家子女父母無力教養的，由社會設法儘量收容他們，如多設貧兒院等。但社會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還是要任憑自然先生去處置的！這是很悲慘的事，但經濟組織一時既還不能改變，又有什麼法兒呢？我們只好“盡其在人”罷了。至於那些以長者爲本位而教養兒童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改良，前節已說過了。還有新興的知識階級裏現在有一種不願生育子女們的傾向；他們對於從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覺得冷淡，甚至厭惡，因而不願爲他們盡力。在這裏，我要明白指出，生物進化，生命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前一代犧牲於後一代，犧牲是進步的一個階梯！願他們其實我也在內爲了後一代的發展，而犧牲相當的精力於子女的教養；願他們以極大的忍耐，爲子女們將來的生命築堅實的基礎，願他們牢記自己的幸福，同時也不要忘了子女們的幸福！這是很要些涵養工夫的。總之，父母的責任在使子女們得着好的生活，並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會上得着些健全的、優良的、適於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隨意的。

　　爲使社會上適於生存的日多，不適於生存的日少，我們便重估了父母的責任：

　　父母不是無責任的。

　　父母的責任不應以長者爲本位，以家族爲本位；應以幼者爲本位，社會爲本位。

　　我們希望社會上父母都負責任；沒有不負責任的父母！

　　“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這是生物學、社會學所指給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責任由不明瞭到明瞭是可能的，則由不正確到正確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總在我們的努力，比較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尤其重大的，這是我們對一切幼者的責任！努力努力！

1923年2月3日

春暉的一月

　　去年在溫州，常常看到本刊，覺得很是歡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頗別緻，更使我有一種美感。今年到寧波時，聽許多朋友說，白馬湖的風景怎樣怎樣好，更加嚮往。雖然於什麼藝術都是門外漢，我卻懷抱着愛“美”的熱誠，三月二日，我到這兒上課來了。在車上看見“春暉中學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興。出了車站，山光水色，撲面而來，若許我抄前人的話，我真是“應接不暇”了。於是我便開始了春暉的第一日。

　　走向春暉，有一條狹狹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細小的顆粒，腳踏上去，便發出一種摩擦的噪音，給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橋。橋黑色，由這邊慢慢地隆起，到那邊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長。我最愛橋上的欄杆，那變形的紋的欄杆；我在車站門口早就看見了，我愛它的玲瓏！橋之所以可愛，或者便因爲這欄杆哩。我在橋上逗留了好些時。這是一個陰天。山的容光，被雲霧遮了一半，彷彿淡妝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來，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裏，白馬湖裏，接着水光，卻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個小湖，左手是個大湖。湖有這樣大，使我自己覺得小了。湖水有這樣滿，彷彿要漫到我的腳下。湖在山的趾邊，山在湖的脣邊；他倆這樣親密，湖將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綠的，那軟軟的綠呀，綠的是一片，綠的卻不安於一片；它無端的皺起來了。如絮的微痕，界出無數片的綠；閃閃閃閃的，像好看的眼睛。湖邊繫着一隻小船，四面卻沒有一個人，我聽見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詩，真覺物我雙忘了。

　　好了，我也該下橋去了；春暉中學還沒有看見呢。彎了兩個彎兒，又過了一重橋。當面有山擋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極狹極狹的小徑。挨着小徑，抹過山角，豁然開朗；春暉的校舍和歷落的幾處人家，都已在望了。遠遠看去，房屋的佈置頗疏散有致，決無擁擠、侷促之感。我緩緩走到校前，白馬湖的水也跟我緩緩的流着。我碰着尊先生。他引我過了一座水門汀的橋，便到了校裏。校裏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過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這種空曠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悅！鄉下人初進城，往往有許多的驚異，供給笑話的材料；我這城裏人下鄉，卻也有許多的驚異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於初進城的鄉下人。閒言少敘，且說校裏的房屋、格式、佈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裏面的用具，也無一不顯出巧妙的匠意；決無笨伯的手澤。晚上我到幾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書有畫，佈置井井，令人耐坐。這種情形正與學校的佈置，自然界的佈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暉給我的第一件禮物。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我到春暉教書，不覺已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裏，我雖然只在春暉登了十五日（我在寧波四中兼課），但覺甚是親密。因爲在這裏，真能夠無町畦。我看不出什麼界線，因而也用不着什麼防備，什麼顧忌；我只照着我所喜歡的做就是了。這就是自由了。從前我到別處教書時，總要做幾個月的“生客”，然後才能坦然。對於“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會的遺形物，其故在於不相知。這在現社會，也不能免的。但在這裏，因爲沒有層迭的歷史，又結合比較的單純，故沒有這種習染。這是我所深願的！這裏的教師與學生，也沒有什麼界限。在一般學校裏，師生之間往往隔開一無形界限，這是最足減少教育效力的事！學生對於教師，“敬鬼神而遠之”；教師對於學生，爾爲爾，我爲我，休慼不關，理亂不聞！這樣兩橛的形勢，如何說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說得到“造成健全人格”？這裏的師生卻沒有這樣情形。無論何時，都可自由說話；一切事務，常常通力合作。校裏只有協治會而沒有自治會。感情既無隔閡，事務自然都開誠佈公，無所用其躲閃。學生因無須矯情飾僞，故甚活潑有意思。又因能順其天性，不遭壓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較純正。也有太隨便的地方，如有幾個人上課時喜歡談閒天，有幾個人喜歡吐痰在地板上，但這些總容易矯正的。春暉給我的第二件禮物是真誠，一致的真誠。

　　春暉是在極幽靜的鄉村地方，往往終日看不見一個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學生的修養上卻有了問題。現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鄉村。鄉村生活的修養能否適應城市的生活，這是一個問題。此地所說適應，只指兩種意思：一是抵抗誘惑，二是應付環境明白些說，就是應付人，應付物。鄉村誘惑少，不能養成定力；在鄉村是好人的，將來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擋不住。從前某禪師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鬧市，“看見粉白黛綠，心便動了”。這話看來有理，但我以爲其實無妨。就一般人而論，抵抗誘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齡、學識、經濟力等有“相當”的關係。除經濟力與年齡外，性格、學識，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這樣增加抵抗誘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說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養成優良的習慣，使不良的動機不容易有效。用了這種方法，學生達到高中畢業的年齡，也總該有相當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畢業時者，因初中畢業，仍須續入高中，不必自己掙扎，故不成問題。）有了這種抵抗力，雖還有經濟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禪師所以不行，一因他過的是孤獨的生活，故反動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強，便“虎兕出於柙”了！這豈可與現在這裏學生的鄉村生活相提並論呢？至於應付環境，我以爲應付物是小問題，可以隨時指導；而且這與鄉村，城市無大關係。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會乘電車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血流；這與鄉下諸公又差得幾何呢？若說應付人，無非是機心！什麼“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訓。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這種機心，有無養成的必要，是一個問題。姑不論這個，要養成這種機心，也非到上海這種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鄉村一樣，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凡以上所說，無非要使大家相信，這裏的鄉村生活的修養，並不一定不能適應將來城市的生活。況且我們還可以舉行旅行，以資調劑呢。況且城市生活的修養，雖自有它的好處；但也有流弊。如誘惑太多，年齡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學生，或者轉易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鍊定力，反早早的將定力喪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養不一定比鄉村生活的修養有效。只有一層，鄉村生活足以減少少年人的進取心，這卻是真的！

　　說到我自己，卻甚喜歡鄉村的生活，更喜歡這裏的鄉村的生活。我是在狹的籠的城市裏生長的人，我要補救這個單調的生活，我現在住在繁囂的都市裏，我要以閒適的境界調和它。我愛春暉的閒適！閒適的生活可說是春暉給我的第三件禮物！

　　我已說了我的“春暉的一月”；我說的都是我要說的話。或者有人說，讚美多而勸勉少，近乎“戲臺裏喝彩”！假使這句話是真的，我要切實聲明：我的多讚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勸勉，或是觀察時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

執政府大屠殺記

　　三月十八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日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個日子！

　　這一日，執政府的衛隊，大舉屠殺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學生！死者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

　　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直到出場時不曾遭着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心！第二天看報，覺得除一兩家報紙外，各報記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究竟是訪聞失實，還是安着別的心眼兒，我可不得而知，也不願細論。我只說我當場眼見和後來耳聞的情形，請大家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十九日《京報》所載幾位當場逃出的人的報告，頗是翔實，可以參看。

　　我先說遊行隊。我自天安門出發後，曾將遊行隊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全數約二千人；工人有兩隊，至多五十人；廣東外交代表團一隊，約十餘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一隊，約二三十人；留日歸國學生團一隊，約二十人，其餘便多是北京的學生了，內有女學生三隊。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於“有鐵釘的木棍”我卻不曾見！

　　我後來和清華學校的隊伍同行，在大隊的最後。我們到執政府前空場上時，大隊已散開在滿場了。這時府門前站着約莫兩百個衛隊，分兩邊排着；領章一律是紅地，上面“府衛”兩個黃銅字，確是執政府的衛隊。他們都揹着槍，悠然的站着：毫無緊張的顏色。而且槍上不曾上刺刀，更不顯出什麼威武。這時有一個人爬在石獅子頭上照相。那邊府里正面樓上，欄杆上伏滿了人，而且擁擠着，大約是看熱鬧的。在這一點上，執政府頗像尋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執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獅子，南邊有了報告的聲音：“他們說是一個人沒有，我們怎麼樣？”這大約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後了；我們因走進來晚，故未知前事但在這時以前，羣衆的嚷聲是決沒有的。到這時纔有一兩處的嚷聲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衚衕！！！”“……！！！”忽然隊勢散動了，許多人紛紛往外退走；有人連聲大呼：“大家不要走，沒有什麼事！”一面還揚起了手，我們清華隊的指揮也揚起手叫道：“清華的同學不要走，沒有事！”這其間，人衆稍稍聚攏，但立刻即又散開；清華的指揮第二次叫聲剛完，我看見衆人紛紛逃避時，一個衛隊已裝完子彈了！我趕忙向前跑了幾步，向一堆人旁邊睡下；但沒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後面各來了一個人，緊緊地挨着我。我不能動了，只好蜷曲着。

　　這時已聽到劈劈拍拍的槍聲了；我生平是第一次聽槍聲，起初還以爲是空槍呢（這時已忘記了看見裝子彈的事）。但一兩分鐘後，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這時並不害怕，只靜靜的注意自己的運命，其餘什麼都忘記。全場除劈拍的槍聲外，也是一片大靜默，絕無一些人聲；什麼“哭聲震天”，只是記者先生們的“想當然耳”罷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雖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槍聲稍歇，我們爬起來逃走的時候，他也不則一聲。這正是死的襲來，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後想起，實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誰？我因爲不能動轉，不能看見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個自私的人！後來逃跑的時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頭上，也滴了許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兩分鐘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總吃了大虧，願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槍聲約經過五分鐘，共放了好幾排槍；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鳴，便是一排槍，警笛一聲接着一聲，槍聲就跟着密了，那警笛聲甚淒厲，但有幾乎一定的節拍，足見司令者的從容！後來聽別的目睹者說，司令者那時還用指揮刀指示方向，總是向人多的地方射擊！又有目睹者說，那時執政府樓上還有人手舞足蹈的大樂呢！

　　我現在緩敘第一次槍聲稍歇後的故事，且追述些開槍時的情形。我們進場距開槍時，至多四分鐘；這其間有照相有報告，有一兩處的嚷聲，我都已說過了。我記得，我確實記得，最後的嚷聲距開槍只有一分餘鍾；這時候，羣衆散而稍聚，稍聚而復紛散，槍聲便開始了。這也是我說過的。但“稍聚”的時候，陣勢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觀望的心，頗多趑趄不前的，所謂“進攻”的事是決沒有的！至於第一次紛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見衛隊從背上取下槍來裝子彈而驚駭了；因爲第二次紛散時，我已看見一個衛隊（其餘自然也是如此，他們是依命令動作的）裝完子彈了。在第一次紛散之前，羣衆與衛隊有何衝突，我沒有看見，不得而知。但後來據一個受傷的說，他看見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衝進府去。這事我想來也是有的；不過這決不是衛隊開槍的緣由，至多隻是他們的藉口。他們的荷槍挾彈與不上刺刀（故示鎮靜）與放羣衆自由入轅門內（便於射擊），都是表示他們“聚而殲旃”的決心，衝進去不衝進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證以後來東門口的攔門射擊，更是顯明！原來先逃出的人，出東門時，以爲總可得着生路；哪知迎頭還有一支兵，據某一種報上說，是從吉兆衚衕來的手槍隊，不用說，自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府衛隊了！開槍痛擊。那時前後都有槍彈，人多門狹，前面的槍又極近，死亡枕藉！這是事後一個學生告訴我的；他說他前後兩個人都死了，他躲閃了一下，總算倖免。這種間不容髮的生死之際也夠人深長思了。

　　照這種種情形，就是不在場的諸君，大約也不至於相信羣衆先以手槍轟擊衛隊了吧。而且轟擊必有聲音，我站的地方，離開衛隊不過二十餘步，在第二次紛散之前，卻絕未聽到槍聲。其實這隻要看政府巧電的含糊其辭，也就夠證明了。至於所謂當場奪獲的手槍，雖然像煞有介事地舉出號數，使人相信，但我總奇怪：奪獲的這些支手槍，竟沒有一支曾經當場發過一響，以證明他們自己的存在。難道拿手槍的人都是些傻子麼？還有，現在很有人從容的問：“開槍之前，有警告麼？”我現在只能說，我看見的一個衛隊，他的槍口是正對着我們的，不過那是剛裝完子彈的時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憐的朋友，他流血是在開槍之後約一兩分鐘時。我不知衛隊的第一排槍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爲未開槍時，羣衆已經紛散，放一排朝天槍（假定如此）後，第一次聽槍聲的羣衆，當然是不會回來的了（這不是一個人膽力的事，我們也無須假充硬漢），何用接二連三地放平槍呢！即使怕一排槍不夠驅散衆人，盡放朝天槍好了，何用放平槍呢！所以即使衛隊曾放了一排朝天槍，也決不足做他們絲毫的辯解；況且還有後來的攔門痛擊呢，這難道還要問：“有無超過必要程度？”

　　第一次槍聲稍歇後，我茫然地隨着衆人奔逃出去。我剛髮腳的時候，便看見旁邊有兩個同伴已經躺下了！我來不及看清他們的面貌，只見前面一個，右乳部有一大塊殷紅的傷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紅色我永遠不忘記！同時還聽見一聲低緩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遠不忘記！我不忍從他們身上跨過去，只得繞了道彎着腰向前跑，覺得通身懈弛得很；後面來了一個人，立刻將我撞了一交。我爬了兩步，站起來仍是彎着腰跑。這時當路有一副金絲圓眼鏡，好好地直放着；又有兩架自行車，頗擋我們的路，大家都很艱難地從上面踏過去。我不自主地跟着衆人向北躲入馬號裏。我們偃臥在東牆角的馬糞堆上。馬糞堆很高，有人想爬牆過去；牆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個人站着，一個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覺得決沒有越牆的氣力，便也不去看他們。而且裏面槍聲早又密了，我還得注意運命的轉變。這時聽見牆邊有人問：“是學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牆外的兵問的。那兩個爬牆的人，我看見，似乎不是學生，我想他們或者得了兵的允許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錯，從這一句簡單的問語裏，我們可以看出衛隊乃至政府對於學生海樣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屠殺確是有意這樣“整頓學風”的；我後來知道，這時有幾個清華學生和我同在馬糞堆上。有一個告訴我，他旁邊有一位女學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沒有法子，這真是可遺憾的事，她以後不知如何了！我們偃臥馬糞堆上，不過兩分鐘，忽然看見對面馬廄裏有一個兵拿着槍，正裝好子彈，似乎就要向我們放。我們立刻起來，仍彎着腰逃走；這時場裏還有疏散的槍聲，我們也顧不得了。走出馬路，就到了東門口。

　　這時槍聲未歇，東門口擁塞得幾乎水泄不通。我隱約看見底下蜷縮地蹲着許多人，我們便推推搡搡，擁擠着，掙扎着，從他們身上踏上去。那時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爲怪似的。我被擠得往後仰了幾回，終於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進。在我前面的一個人，腦後大約被槍彈擦傷，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樣地一歪一倒地掙扎着。但他一會兒便不見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還在人堆上走。這個門是平安與危險的界線，是生死之門，故大家都不敢放鬆一步。這時希望充滿在我心裏。後面稀疏的彈子，倒覺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這回卻求生了；在人堆上的衆人，都積極地顯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靜；大家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哪有閒心情和閒工夫來說話呢？我努力的結果，終於從人堆上滾了下來，我的運命這纔算定了局。那時門口只剩兩個衛隊，在那兒閒談，僥倖得很，手槍隊已不見了！後來知道門口人堆裏實在有些是死屍，就是被手槍隊當門打死的！現在想着死屍上越過的事，真是不寒而慄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着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我想人處這種境地，若能從怕的心情轉爲興奮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苦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這回是由怕而歸於木木然，實是很可恥的！但我希望我的經驗能使我的膽力逐漸增大！這回在場中有兩件事很值得紀念：一是清華同學韋傑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死將他擡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爲，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我和那兩個女學生出門沿着牆往南而行。那時還有槍聲，我極想躲入衚衕裏，以免危險；她們大約也如此的，走不上幾步，便到了一個衚衕口；我們便想拐彎進去。這時牆角上立着一個穿短衣的看閒的人，他向我們輕輕地說：“別進這個衚衕！”我們莫名其妙地依從了他，走到第二個衚衕進去；這才真脫險了！後來知道衛隊有搶劫的事（不僅報載，有人親見），又有用槍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們一定就在我們沒走進的那條衚衕裏做那些事！感謝那位看閒的人！衛隊既在場內和門外放槍，還覺殺的不痛快，更攔着路邀擊；其泄忿之道，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區區一條生命，在他們眼裏，正和一根草，一堆馬糞一般，是滿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雖倖免於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大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哪一個門，我想大約是西門吧。因爲那天我在西直門的電車上，遇見一個高工的學生，他告訴我，他從西門出來，共經過三道門（就是海軍部的西轅門和陸軍部的東西轅門），每道門皆有衛隊用槍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擊。他的左臂被打好幾次，已不能動彈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後腦被打平了，現在已全然失了記憶；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這種打擊而致重傷或死的，報紙上自然有記載；致輕傷的就無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這次受傷的還不止二百人！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袴爲止；這隻要看看前幾天《世界日報》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談什麼“人道”，難道連國家的體統，“臨時執政”的面子都不顧了麼：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聽說事後執政府乘人不知，已將死屍掩埋了些，以圖遮掩耳目。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從執政府裏聽來的；若是的確，那一定將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動人心。但一手豈能盡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現在，那天去執政府的人還有失蹤的沒有？若有，這個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這回的屠殺，死傷之多，過於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槍彈”，我們將何以間執別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執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屍，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我們也想想吧！此事發生後，警察總監李鳴鐘匆匆來到執政府，說“死了這麼多人，叫我怎麼辦？”他這是局外的說話，只覺得無善法以調停兩間而已。我們現在局中，不能如他的從容，我們也得問一問：

　　“死了這麼多人，我們該怎麼辦？”

屠殺後五天寫完
1926年3月29日

悼何一公君

　　一公初病的一禮拜，有一天，他的同鄉夏君匆匆地和我說：“一公病了；他請你給週刊幫忙。”那時我正要上課，不曾詳問病情；以爲總不過是尋常的病罷了。到了那禮拜六的傍晚，李健吾君因事找我，由他的稿子說到一公的病；我才知道一公的病很厲害，不過那兩日已好些了。我和健吾約了晚飯後去看他。晚飯後我到醫院去時，聽差告訴我他已搬到協和醫院去了。這使我吃了一驚，因爲總是病又厲害了纔到協和去的！我於是想下一個禮拜六進城去看他；那裏知道他到禮拜四便和我們撒手了！禮拜日的早上，我卻去參加他的殯式，這真如做夢一般。

　　一公逝世的消息，是禮拜四那晚上，李惟果君在圖書館樓上告訴我的。那時我剛從一個宴會回來，正在圖書館檢書；李君突然跑來和我說：“先生，你知道何鴻烈已死了？”我怔了一怔，覺得人間哀樂，真不可測，黯然而已。李君說他們這一級很不幸，周明羣君之後，又弱了一個；而且兩個都很不錯！他說他們同級前回議紀念冊事，大家說將這本紀念冊“致獻”於周明羣君；並說這該是最後的可以“致獻”的一個人了。誰知道還有何君呢？李君又說，一公初病時，他去看他，曾和他開玩笑道：“一公先生病了；幾時死？我們好預備輓聯與祭文。”一公也笑道：“好，你快預備吧。”這些也竟都成了讖語，真是夢想不到的。

　　一公的死，誰也夢想不到的！便是他自己病着時，也想不到的！舉殯那一天，他的同鄉葉君告訴我，他不曾有一句遺言；他們曾幾次試探，他始終沒有覺得似的。他，一個活潑潑的少年，哪裏會想到他竟要和死神見面呢？他真是一個活潑的人，又是一個極和藹的人。他的死，凡相識的都同聲悼惜；我想他是會被人常常記着的。

　　一公最會談話。前年暑假後，我初到清華，同學中第一個來和我談話的是他，我第一個認識的同學也是他。這因他是溫州人，而我在溫州教過書，所以我一到他就來看我。那是一個晚上；我們足談了兩個鐘頭。所談的題目，我已不能記起，大約牽連得很遠的。我只記着他的話和他談話的神氣都是很有趣的。以後他還和我長談過一兩回。有一回，孫春臺君到清華來畫菊花，住了一禮拜。他和一公也是朋友。一公晚上常來找他談話；我只記得有一回他談到兩點鐘纔回宿舍去。第二天春臺告訴我，他談的是戲劇與政治，他將來所要專攻的，也就是這兩科，他愛好戲劇，我是早知道的；他有志於政治，我是這回才曉得的。但他平常談話，實在是說到戲劇時多。

　　他的愛好戲劇，愛好文學，似乎過於政治；我總是這樣想。這由同學給他的“莎士比亞”的評號可以證明。他對於戲劇真是熱心。他編過幾種劇本，但我沒有細看過；我在前年本校國慶慶祝會中，看過他編撰兼導演的一個戲。他後來雖謙遜着說不好，我覺得實是不錯的。他對於本校的演劇，有種種計劃；因缺乏幫助，都還未能實現。但李健吾君告我，一公病前還和他說，在最近的期間內，一定要演一回戲。現在是什麼都完了！一公論戲劇，論文學，常有精警的話。去年暑假回南，我和他同船。有一晚，我們都在憑欄看月：月是正圓時，銀光一片；下面是波濤澎湃，浪花不時地捲上，打得我們身上都溼了。一公和我談論自然與創作；他的話都是很有分量的。

　　李惟果君告我，一公病前和他談起最近的計劃：說畢業後打算和他的未婚夫人去法國住兩年；一九二九年回國應本校第一次留美公開考試，再到美國去。他的計劃與志願都好，但現在只是“虛空的虛空”罷了。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一公殮時，面上似乎還帶着生時的微笑，我們知道他現在又怎麼想呢？

原載於1927年1月出版的《清華週刊》何君鴻烈士紀念冊

那裏走

　　吳萍郢火慄四君

　　近年來爲家人的衣食，爲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着，沒有坐下閒想的工夫；心裏似乎什麼都有，又似乎什麼都沒有。萍見面時，常嘆息於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於成爲與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着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常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脅。大約因爲我現在住着的北京，離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那裏走呢？或者，那裏走呢！我所彷徨的便是這個。

　　說“那裏走？”是還有路可走；只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只是“浪漫”，與過去只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只是現在，內容豐富的只是現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麼？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麼？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那裏走呢！舊小說裏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着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那裏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着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

　　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着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後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着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着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着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羣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着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着，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着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爲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慾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伕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爲這四種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文學。一是說說閒話。二是寫人的愚癡；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雖意在爲Proletariat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只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只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質文明爲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贊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爲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爲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 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着。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儘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爲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嘗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到京後的一個晚上，慄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着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復地走了不知幾趟。我們緩緩地走着，快快地談着。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嘗不是的儘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只好告訴慄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時代與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裏，這十年中，我們有着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只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嘗不可。在這三個步驟裏，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裏，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裏，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擡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評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爲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爲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麼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於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黨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爲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諷刺與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儘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着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黨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着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Class 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贊成與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着的。來的終於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於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着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着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面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與炸彈和血與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麼些人，燒了那麼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種破壞是殘忍的，只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復仇！”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定的價值；而我們的標準建築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着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尚何有於區區評價的標準？我們的詛咒與怨毒，只是“我們的”詛咒與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裏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只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總Struggle如何，纔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制度與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隻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與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願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築，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麼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歷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亡一般，在自然的眼裏，正是一件稀鬆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着滅亡走；但我爲什麼必得跟着？爲什麼不革自己的命，而甘於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爲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着而不能領着；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只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兒；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裏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面我雖不是生在什麼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麼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裏。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裏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爲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離開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 Bourgeoisie裏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罷了。

　　我並非迷信着Petty 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捨下。我是生長在都市裏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於運轉機器，我也毫無訓練與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種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體力也太不成，終於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從一面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爲；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纔不爲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壞，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兒！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據；於是回過頭來，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面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蠍蠍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Proletariat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Petty Bourgeoisie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於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兒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纔不得不用了廉價的同情，來維持着彼此的關係的。對於Prole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種廉價的同情罷了，於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與反革命同科！至於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爲難。一個連妻子，兒女都無心照料的人，那能有閒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着不相干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只是搖旗吶喊，領着的另有其人。他們只是跟着，遠遠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着。這結果仍然不免隨着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裏，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性兒去同行什麼了。但爲了自己的階級，挺身與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我是走着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的路

　　活在這時代的中國裏的，總該比四萬萬還多Bourgeoisie與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數，總該也不少。他們這些人怎麼活着？他們走的是那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覺的，暫時還在跟着老路走。他們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遺老，紳士等；或是還沒有發現新路，只盲目地照傳統做着，如窮鄉僻壤的農工等時代的波浪還沒有猛烈地向他們衝去，他們是不會意識着什麼新的需要的。但遺老，紳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時代的洪流終於要氾濫到淹沒了地上每一個細孔；所以這兩種在我看都只是暫時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卻是除此以外的人；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裏的。他們的第一種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這相反的兩面實以階級爲背景，我想不用諱言。以現在的形勢論：一方面雖還只在零碎Struggle，卻有一個整齊戰線；另一方面呢，雖說是總動員，卻是分裂了旗幟各自拿着一塊走，多少仍帶着封建的精神的。他們戰線的散漫參差，已漸漸顯現出來了。暫時的成敗，我固然不敢說；但最後的運命，似乎是已經決定了的，如上文所論。

　　我所要申述的，是這些人的另一種生活文化。這文化不用說是都市的。說到現在中國的都市，我覺得最熱鬧的，最重要的，是廣州，漢口，上海，北京四處，南京雖是新都，卻是直到現在，似乎還單調得很；上海實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論，也是如此，看幾月來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葉地區分，我想說廣州，漢口是這時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雖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時卻代表着這時代的文化，便與廣州，漢口不同。她們是這時代的兩個文化中心。我不想論政治，故也不想論廣州，漢口；況且我也不熟悉這兩個都市，足跡都還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兩年來住居的地方，見聞自然較近些。上海的新氣象，我雖還沒有看見，但從報紙，雜誌上，從南來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點兒。我便想就這兩處，指出我說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並不是板起臉來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雖然簡陋，或者也還不妨的。

　　在舊時代正在崩壞，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無意或有意造成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願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里躲了進去。這樣，對於實際政治，便好落得個不聞理亂。雖然這只是暫時的，到了究竟，理亂總有使你不能不聞的一天；但總結賬的日子既還沒有到來，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擱着，又算什麼呢？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着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種情形是歷史的事實；我想我們現在多少是在給這件歷史的事實，提供一個新例子。不過我得指出，學術，文學，藝術，在一個興盛的時代，也有長足的發展的，那是個順勢，不足爲奇；在現在這樣一個衰頹或交替的時代，我們卻有這樣畸形的發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里洋場”，常爲人所豔稱。它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Bourgeoisie的中國本部；一面因國際交通的關係，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異。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爲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據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麼；只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雲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Bourgeoisie與Petty Bourgeoisie的瘋狂；而且，假使我所聞的不錯，雲裳公司還是由幾個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這回革命後纔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倡着這種享樂的風氣。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與雲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幾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着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種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迴光返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與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與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幾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後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幾種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面。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着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着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閒情，只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雲涌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着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種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氣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後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復興的樣子。只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幾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後，文學因爲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熱情與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種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與我說起，也以千呼萬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爲奇。一面文學的復興卻已成了事實；這復興後的文學又如何呢？據說還是跟着從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統，一貫地發展着的。直到最近，纔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兒，不，還沒有一些信兒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隻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着，緊張着，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只是不相干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種文學許是一種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麼來的。因此，在這上面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後，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據，自然只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復興，也是一種當然。一面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幾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爲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盪，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氣氛的作品，現在雖然纔有端倪，此後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於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爲風氣。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於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裏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氣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適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氣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閒話》裏，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爲可惜。但我以爲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面，都是疑古與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爲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後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裏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着；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極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爲從前的國學還只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爲普遍的風氣，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後來似頗不以爲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並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麼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爲然，風氣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歷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種“歷史癖與考據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裏，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於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也就趕上前去，乎與後者並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着，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復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於現實；擔心着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後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與否，總該覺着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只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種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證據。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種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與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爲間接些，因之，更爲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與國學一樣，在社會裏是有根柢的，是合於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與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於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極少。這或者等待着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與Petty Bourgeoisie裏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種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學，藝術的範圍極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擾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裏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爲風氣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氣，將會並且已經怎樣瀰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里，我將選擇那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着只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後來因爲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面來。但是文學的範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麼工夫。結果是隻有一點兒一點兒都沒有！駁雜與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着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纔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着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麼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兒悶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裏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着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着的路。至於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壞若積極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麼，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麼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係，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麼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着說什麼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並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那裏走？”“那裏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只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據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幾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着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爲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着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悼王善瑾君

　　我與王善瑾君相處確只一年，但知道他是一個勤苦好學而又具有正確判斷力的人。

　　他現在死了！他的朋友告訴我他的死信的時候，真使我失驚：這樣一個有爲的青年，竟這樣草草完了他的一生！生死的道理，真是參不透的麼？

　　但他的病來得這樣快，只腹痛了兩日，一切便都完了！他死在江蘇阜寧縣城；他家在離城很遠的鄉下。沒有和家人見一面，他便撒了手，阜寧是個偏闢的地方，只有幾個不中用的醫生。他的病，沒有人知道名字；他便這樣糊里糊塗地死了。

　　他家本可勉強過活；但他一讀書，便不得不負債了。他獨自掙扎着，好容易纔得到大學待了一年。他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忍了心休學，想做點事，積些錢，過一年再來；他自己和我們，誰會想到他永遠不能再來呢？

　　但若仍在清華，而不去辦那一身兼編輯、校對、發行的報紙，或許不會有這樣的病吧？就有，也不至於不可救吧？他在清華病過兩三個月，後來似乎好了。這回或是復發的舊病，或是襲來的新病，無論如何，他若不在那樣偏僻的地方，我們的希望總要多些。

　　他這幾年的日子真不好過。他家因他受累，他不能不時時感到自己的責任；一面還得爲自己張羅着。而家鄉的腐敗情形。他也十二分關心。他曾經使得紳士們不安，他們恨他，直到現在。

　　這種種引導他到死路上去，病或者只是一個最近的原因吧？我說生死的道理是參不透的，但他的生死卻又似乎有些參得透的；所以更覺着可惜了。

　　他死後，他的朋友們告訴我他的一切；但他並不曾告訴過我什麼，雖然我們是一箇中學校裏的先後同學。這見得他是能謹慎能忍耐的人，值得我們想念的。

1928年3月11日作

白馬湖

　　今天是個下雨的日子。這使我想起了白馬湖；因爲我第一回到白馬湖，正是微風飄蕭的春日。

　　白馬湖在甬紹鐵道的驛亭站，是個極小極小的鄉下地方。在北方說起這個名字，管保一百個人一百個人不知道。但那卻是一個不壞的地方。這名字先就是一個不壞的名字。據說從前（宋時？）有個姓周的騎白馬入湖仙去，所以有這個名字。這個故事也是一個不壞的故事。假使你樂意蒐集，或也可編成一本小書，交北新書局印去。

　　白馬湖並非圓圓的或方方的一個湖，如你所想到的，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許多湖的總名。湖水清極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點兒不含糊像鏡子。沿鐵路的水，再沒有比這裏清的，這是公論。遇到旱年的夏季，別處湖裏都長了草，這裏卻還是一清如故。白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個，便是我們住過的屋的門前那一個。那個湖不算小，但湖口讓兩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見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麼大的一片。湖的儘裏頭，有一個三四十戶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嶴，因爲姓徐的多。這村落與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裏人要出來得撐船。後來春暉中學在湖邊造了房子，這才造了兩座玲瓏的小木橋，築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驛亭車站。那是窄窄的一條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雖常不見人，走起來卻不見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個初到的來客，他左顧右盼，是隻有覺得熱鬧的。

　　春暉中學在湖的最勝處，我們住過的屋也相去不遠，是半西式。湖光山色從門裏從牆頭進來，到我們窗前、桌上。我們幾家接連着；翁的家最講究。屋裏有名人字畫，有古瓷，有銅佛，院子裏滿種着花。屋子裏的陳設又常常變換，給人新鮮的受用。他有這樣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們便不時地上他家裏喝老酒。翁夫人的烹調也極好，每回總是滿滿的盤碗拿出來，空空的收回去。白馬湖最好的時候是黃昏。湖上的山籠着一層青色的薄霧，在水裏映着參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銅鏡。輕風吹來，有一兩縷波紋，但隨即平靜了。天上偶見幾只歸鳥，我們看着它們越飛越遠，直到不見爲止。這個時候便是我們喝酒的時候。我們說話很少；上了燈話纔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該回家的時候了。若有月光也許還得徘徊一會；若是黑夜，便在暗裏摸索醉着回去。

　　白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來，水是滿滿的、軟軟的。小馬路的兩邊，一株間一株地種着小桃與楊柳。小桃上各綴着幾朵重瓣的紅花，像夜空的疏星。楊柳在暖風裏不住地搖曳。在這路上走着，時而聽見銳而長的火車的笛聲是別有風味的。在春天，不論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馬湖都好。雨中田裏菜花的顏色最早鮮豔；黑夜雖什麼不見，但可靜靜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處，有月時可以在湖裏劃小船，四面滿是青靄。船上望別的村莊，像是蜃樓海市，浮在水上，迷離惝恍的；有時聽見人聲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沒有月呢，便在田野裏看螢火。那螢火不是一星半點的，如你們在城中所見；那是成千成百的螢火。一片兒飛出來，像金線網似的，又像耍着許多火繩似的。只有一層使我憤恨。那裏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幾乎全閃閃爍爍是瘧蚊子。我們一家都染了瘧疾，至今三四年了，還有未斷根的。蚊子多足以減少露坐夜談或划船夜遊的興致，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離開白馬湖是三年前的一個冬日。前一晚“別筵”上，有翁與雲君，我不能忘記翁，那是一個真摯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記雲君，我應該這樣說，那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七月十四日，北平

南行通信

　　在北平整整待了三年半，除去年冬天丟了一個親人是一件不可彌補的損失外，別的一切，感謝照例應該說感謝上蒼或上帝，但現在都不知應該說誰好了，只好姑且從闕吧總算平平安安過去了。這三年半是中國多事的時候，但是我始終沒離開北平一步，也總算是幸福了，雖然我只想到了個人。

　　在我，也許可以說在我們這一些人吧，北平實在是意想中中國唯一的好地方。幾年前周啓明先生就寫過，北平是中國最好的居住的地方，孫春臺先生也有《北平乎》一文，稱頌北平的好處：這幾年時代是大變了，但是我的意見還是和他們一樣。一個地方的好處，也和一個人一件東西的相同，平時不大覺得，到離開或丟失時，便一樁樁一件件分明起來了。我現在來說幾句北平的好話，在你們北平住着的，或者覺得可笑，說我多此一舉吧？

　　北平第一好在大。從宮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樹柳樹下的道路。一個北方朋友到南方去了回來，說他的感想：“那樣天井我受不了！”其實南方許多地方的逼得人喘不出氣兒的街道，也是北平生人受不了的。至於樹木，不但大得好，而且也多得好；有人從飛機上看，說北平只是一片綠。一個人到北平來住，不知不覺中眼光會寬起來，心胸就會廣起來；我常想小孩子最宜在北平養大，便是爲此。北平之所以大，因爲它做了幾百年的首都；它的懷抱裏擁有各地各國的人，各色各樣的人，更因爲這些人合力創造或輸入的文化。上海也是五方雜處的都會，但它僅有工商業，我們便只覺得繁囂，惡濁了。上海人有的是聰明，狡猾；但寬大是他們不懂得的。

　　北平第二好在深。我們都知道北平書多。但是書以外，好東西還多着。如書畫，銅器，石刻，拓片，乃至瓷器，玉器等，公家收藏固已很豐富，私人蒐集，也各有專長；而內閣大庫檔案，是極珍貴的近代史料，也是盡人皆知的。中國歷史，語言，文學，美術的文物薈萃於北平；這幾項的人才也大部分集中在這裏。北平的深，在最近的將來，是還不可測的。胡適之先生說過，北平的圖書館有這麼多，上海卻只有一個，還不是公立的。這也是北平上海重要的不同。

　　北平第三好在閒。假如上海可說是代表近代的，北平便是代表中古的。北平的一切總有一種悠然不迫的味兒。即如電車吧，在上海是何等地風馳電掣，有許多人上下車都是跳的。北平的車子在寬闊的路上走着，似乎一點也不忙。晚九點以後，確是走得快起來了；但車上已只剩疏朗朗的幾個人，像是乘汽車兜風一般，也還是一點不覺忙的有時從東長安街槐林旁馳過，茂樹疏燈相掩映着，還有些飄飄然之感呢。北平真正的閒人其實也很少，但大家骨子裏總有些閒味兒。我也喜歡近代的忙，對於中古的閒卻似乎更親近些。但這也許就因爲待在北平太久的緣故吧。

　　寫到這裏看看，覺得自己似乎將時代忘記了。我所稱讚的似乎只是封建的遺存，是“布爾”或小“布爾”的玩意兒；而現在據說非“普羅”起來不可，這可有點兒爲難。我實在愛北平，我所愛的北平是如上面說的。我沒有或不能“獲得”“普羅”的“意識形態”，我也不能“克服”我自己；結果怕只該不說話或不說真話。不說話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說話大約在現在也還不能就算罪過吧；至於撒謊，則我可以宛轉地說，“我還沒有那種藝術”，或乾脆地說，“我還沒有那種勇氣！”好在我這通信是寫給一些朋友的，讓他們看我的真話，大約是還不要緊的。

　　我現在是一個人在北平，這回是回到老家去。但我一點不覺着是回家，一切都像出門作客似的。北平已成了我精神上的家，沒有走就想着回來；預定去五個禮拜，但想着南方的天井，潮溼，和蚊子，也許一個月就回來了。說到潮溼，我在動身這一天，卻有些恨北平。每年夏季，北平照例是要有幾回大雨的，往往連下幾天不止。前些日子在一個宴會裏，有人問我到什麼地方避暑去；我回答說要到上海去；他知道上海不是避暑的地方。我卻知道他是需要避暑的，就問，是北戴河麼？他答應了之後，說：北平太熱了，而且照例的雨快要來了，沒有意思！我當時大約說了“是”，但實在並不知道北平夏天的雨究竟怎樣沒有意思！我去年曾坐在一間大屋中看玻璃窗外的夏雨，又走到廊下看院中的流水，覺得也還有些意思的。但這回卻苦壞了我。不先不後，今夏的雨期恰在我動身這天早晨起頭！那種滂沱不止的雨，對於坐在大屋中的我也許不壞，但對於正要開始已生疏了的旅行生活的我，卻未免是一種虐政了。我這樣從西郊淋進了北平城，在恨恨中睡了一覺。醒來時雨倒住了，我便帶着這些陰鬱的心情搭早車上天津來了。

七月十日，天津丸中

　　某君南去時，我請他寫點通信來，現在以付此“草”，希望“源源”而來。他趕大暑中往江南去，將以受了熱而怪張怪李，卻難說。此文對於北平，雖懷戀的成分多，頗有相當的平允的。惟末段引需要避暑的某君的話，咒詛北平的雨，卻未必盡然。我以爲不如咒詛香爐灰式的道路。

七月十九日平記
原載於1930年7月28日《駱駝草》第12期

南行雜記

　　前些日子回南方去，曾在“天津丸”中寫了一篇通信，登在本《草》上。後來北歸時，又在“天津丸”上寫了一篇，在天津東站親手投入郵筒。但直到現在，一個月了，還不見寄到，怕是永不會寄到的了。我一點不敢怪郵局，在這個年頭兒；我只怪自己太懶，反正要回到北平來，爲什麼不會親手帶給編輯人，卻白費四分票，“送掉”一封雖不關緊要到底是親手一個字一個字寫出的信呢？

　　我現在算是對那封信絕瞭望，於是乎怪到那“通信”兩個字，而來寫這個“雜記”。那封信彷彿說了一些“天津丸”中的事，這裏是該說青島了。

　　我來去兩次經過青島。船停的時間雖不算少卻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島的一角；而我們上岸又都在白天，不曾看到青島的夜聽說青島夏夜的跳舞很可看，有些人是特地從上海趕來跳舞的。

　　青島之所以好，在海和海上的山。青島的好在夏天，在夏天的海濱生活；凡是在那一條大胳膊似的海濱上的，多少都有點意思。而在那手腕上，有一間“青島咖啡”。這是一間長方的平屋，半點不稀奇，但和海水隔不幾步，讓你坐着有一種喜悅。這間屋好在並不像“屋”，說是大露臺，也許還貼切些。三面都是半截板欄，便覺得是海闊天空的氣象。一溜兒滿掛着竹簾。這些簾子卷着固然顯得不寂寞，可是放着更好，特別在白天，我想。隔着竹簾的海和山，有些朦朧的味兒；在夏天的太陽裏，只有這樣看，涼味最足。自然，黃昏和月下應該別有境界，可惜我們沒福受用了。在這裏坐着談話，時時聽見海波打在沙灘上的聲音，我們有時便靜聽着，抽着菸捲，瞪着那嫋嫋的煙兒。謝謝Ｃ君，他的眼力不壞，第一次是他介紹給我這個好地方。Ｃ君又說那裏的侍者很好，不像北平那一套客氣，也不像上海那一套不客氣。但Ｃ君大概是熟主顧又是山東人吧，我們第二次去時，他說的那一套好處便滿沒表現了。

　　我自小就聽人念“江無底，海無邊”這兩句諺語，後來又讀了些詩文中海的描寫；我很羨慕海，想着見了海定要吃一驚，暗暗叫聲“哎喲”的。哪知並不！在南方北方乘過上十次的海輪，毫無發現海的偉大，只覺得單調無聊，即使在有浪的時候。但有一晚滿滿的月光照在船的一面的海上，海水黑白分明，我們在狹狹一片白光裏，看着船旁浪花熱鬧着，那是不能忘記的。而那晚之好實在月！這兩回到青島，似乎有些喜歡海起來了。可是也喜歡抱着的山，抱着的那隻大胳膊，也喜歡“青島咖啡”，海究竟有限的。海自己給我的好處，只有海水浴，那在我是第一次的。

　　去時過青島，船才停五點鐘。我問Ｃ君，“會泉（海浴處）怎樣？”他說，“看‘光腚子’？穿了大褂去沒有意思！”從“青島咖啡”出來時，他掏出表來看，說：“光腚子給你保留着回來看罷。”但我真想洗個海水澡。一直到回來時才洗了。我和Ｓ君一齊下去，Ｗ君有點怕這個玩意，在飯店裏坐着喝汽水。Ｓ君會游泳走得遠些，我只有淺處練幾下。海水最宜於初學游泳的，容易浮起多了。更有一樁大大的妙處，便是浪。浪是力量，我站着踉蹌了好幾回；有一回正浮起，它給我個不知道衝過來了，我竟吃了驚，茫然失措了片刻，才站起來。這固然可笑，但是事後真得勁兒！好些外國小孩子在浪來時，被滾滾的白花埋下去，一會兒又笑着昂起頭向前快快遊着；他們倒像和浪是好朋友似的。我們在水裏呆了約莫半點鐘，我和Ｓ君說，“上去吧，Ｗ怕要睡着了。”我們在沙灘上躺着。Ｃ君曾告訴我，浴後仰臥在沙灘上，看着青天白雲，會什麼都不願想。沙軟而細，躺着確是不錯；可恨我們去的時候不好，太陽正在頭上，不能看青天白雲，只試了一試就算了。

　　除了海，青島的好處是曲折的長林。德國人真“有根”，長林是長林，專爲遊覽，不許造房子。我和Ｃ君乘着汽車左彎右轉地繞了三四十分鐘，車伕說還只在“第一公園”裏。Ｃ君說，“長着哪！”但是我們終於匆匆出來了。這些林子延綿得好，幽曲得很，低得好，密得好；更好是馬路隨山高下，俯仰不時，與我們常走的“平如砥，直如矢”的迥乎不同。青島的馬路大都如此；這與“向‘右’邊走”的馬路規則，是我初到青島時第一個新鮮的印象。

　　Ｃ君說福山路的住屋，建築安排得最美，但我兩次都未得走過。至於嶗山，勝景更多，也未得去；只由他指給我看嶗山的尖形的峯。現在想來，頗有“山在虛無縹緲間”之感了。

九月十三日夜
原載於1930年9月22日《駱駝草》第20期

贈言

　　一個大學生的畢業之感是和中小學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學，這便是學校生活的最後了。他高興，爲的已滿足了家庭的願望而成爲堂堂的一個人。但也發愁，爲的此後生活要大大地改變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預料的改變。在現下的中國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和平的園地而踏進五花八門的新世界去，也不免有些依戀彷徨。這種甜裏帶着苦味，或說苦裏帶着甜味，大學畢業諸君也許多多少少感染着吧。

　　然而這種欣慰與感傷都是因襲的，無謂的。“堂堂的一個人”若只知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或只知道自得其樂，那是沒多大意義的。至於低徊留連於不能倒流的年光，更是白費工夫。我們要冷靜地看清自己前面的路。畢業在大學生是個獻身的好機會。他在大學裏造成了自己，這時候該活潑潑地跳進社會裏去，施展起他的身手。在這國家多難之期，更該沉着地挺身前進，決無躲避徘徊之理。他或做自己職務，或做救國工作，或從小處下手，或從大處着眼，只要賣力氣幹都好。但單槍匹馬也許只能守成；而且舊勢力好像大漩渦，一個不小心便會滾下去。真正的力量還得大夥兒。

　　清華畢業的人漸漸多起來了，大夥兒同心協力，也許能開些新風氣。有人說清華大學畢業生犯兩種毛病：一是率真，二是瞧不起人。率真決不是毛病。所謂世故，實在太繁碎。處處顧忌，只能敷敷衍衍過日子；整日兜圈兒，別想向前走一步。這樣最糟蹋人的精力，社會之所以老朽昏庸者以此。現在我們正需要一班率真的青年人，生力軍，打開這個僵局。至於瞧不起人，也有幾等。年輕人學了些本事，不覺沾沾自喜是一等。看見別人做事不認真，不切實，忍不住現點顏色，說點話，是一等。這些似乎都還情有可原。若單憑了“清華”的名字，那卻不行；但相信這是不會有的。

1933年3月作

春

　　盼望着，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漲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裏，田野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着，躺着，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裏帶着甜味，閉了眼，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着，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裏，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着你。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着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着，人家屋頂上全籠着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着的人；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着。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他領着我們上前去。

1933年7月

哀互生

　　三月裏劉薰宇君來信，說互生病了，而且是沒有希望的病，醫生說只好等日子了。四月底在《時事新報》上見到立達學會的通告，想不到這麼快互生就歿了！後來聽說他病中的光景，那實在太慘；爲他想，早點去，少吃些苦頭，也未嘗不好的。但丟下立達這個學校，這班朋友，這班學生，他一定不甘心，不瞑目！

　　互生最叫我們紀念的是他做人的態度。他本來是一副銅筋鐵骨，黑皮膚襯着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個鄉下人。他什麼苦都吃得，從不曉得享用，也像鄉下人。他心裏那一團火，也像鄉下人。那一團火是熱，是力，是光。他不愛多說話，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溫暖的。在他看，人是可以互相愛着的，除了一些成見已深，不願打開窗戶說亮話的。他對這些人卻有些憎惡，不肯假借一點顏色。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愛；愛憎沒有定見，只是毫無作爲的腳色。互生覺得青年成見還少，希望最多；所以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獻給他們，讓愛的宗教在他們中間發榮滋長，讓他們都走向新世界去。互生不好發議論，只埋着頭乾乾幹，是儒家的真正精神。我和他並沒有深談過，但從他的行事看來，相信我是認識他的。

　　互生辦事的專心，少有人及得他。他辦立達便飲食坐臥只惦着立達，再不想別的。立達好像他的情人，他的獨子。他性情本有些狷介，但爲了立達，也常去看一班大人先生，更常去看那些有錢可借的老闆之類。他東補西湊地爲立達籌款子，還要跑北京，跑南京。有一回他本可以留學去，但丟不下立達，到底沒有去。他將生命獻給立達，立達也便是他的生命。他辦立達這麼多年，並沒有讓多少人知道他個人的名字，他早忘記了自己。現在他那樣壯健的身子到底爲立達犧牲了。他殉了自己的理想，是有意義的。只是這理想剛在萌芽；我們都該想想，立達怎樣纔可不死呢？立達不死，互生其實也便不死了。

1933年7月

論說話的多少

　　聖經賢傳都教我們少說話，怕的是惹禍，你記得金人銘開頭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豈不森森然有點可怕的樣子。再說，多言即使不惹禍，也不過顛倒是非，決非好事。所以孔子稱“仁者其言也”，又說“惡夫佞者”。蘇秦張儀之流以及後世小說裏所謂“掉三寸不爛之舌”的辯士，在正統派看來，也許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簡直就成了我們的美德。

　　聖賢的話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假如你身居高位，一個字一句話都可影響大局，那自然以少說話，多點頭爲是。可是反過來，你如去見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沒有準兒。前幾年南京有一位著名會說話的和一位著名不說話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許多人躊躇起來，還是說話好呢？還是不說話好呢？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歡說話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幹，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幹，譬如機要祕書。

　　至於我們這些平人，在訪問，見客，聚會的時候，若只是死心眼兒，一個勁兒少說話，雖合於聖賢之道，卻未見得就順非聖賢人的眼。要是熟人，處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諒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種種看法。他也許覺得你神祕，彷彿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許覺得你老實，所謂“仁者其言也”；也許覺得你懶，不願意賣力氣；也許覺得你利害，專等着別人的話（我們家鄉稱這種人爲“等口”）；也許覺得你冷淡，不容易親近；也許覺得你驕傲，看不起他，甚至討厭他。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關係，以及你的相貌神氣而定，不全在少說話；不過少說話是個大原因。這麼着，他對你當然敬而遠之，或不敬而遠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點冤哉枉也。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北平有人到漢口去回來，一個同事問他漢口怎麼樣。他說，“很好哇，沒有什麼。”話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點點頭走開。他滿想知道一點漢口的實在情形，但是什麼也沒有得着；失望之餘，很覺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說話，卻當別論；因爲一般女人總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說不出什麼了。再說，傳統的壓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說話，還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說話還了得！（王熙鳳算是會說話的，可是在《紅樓夢》裏，她並不算是個好女人）可是現在若有會說話的女人，特別是壓倒男人的會說話的女人，恭維的人就一定多；因爲西方動的文明已經取東方靜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雖有時還用得着，但是究竟不如“議論風生”的難能可貴了。

　　說起“議論風生”，在傳統裏原來也是褒辭。不過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論，這個怕也不足重輕罷。現在人也還是看作美才，只不過看得重些罷了。

　　“議論風生”並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見識，有機智才成口才不過機智，那是不夠的。這個並不容易辦到；我們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說幾句話，不要太冷落場面就是。許多人喝下酒時生氣時愛說話，但那是往往多謬誤的。說話也有兩路，一是遊擊式，一是包圍式。有一回去看新從歐洲歸國的兩位先生，他們都說了許多話。甲先生從客人的話裏選擇題目，每個題目說不上幾句話就牽引到別的上去。當時覺得也還有趣，過後卻什麼也想不出。乙先生也從客人的話裏選題目，可是他卻粘在一個題目上，只敘說在歐洲的情形。他並不用什麼機智，可是說得很切實，讓客人覺着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頭在心上，都表示着謝意。

　　普通說話大概都用遊擊式；包圍式組織最難，多人不能夠，也不願意去嘗試。再說遊擊式可發可收，愛聽就多說些，不愛聽就少說些；我們這些人許犯貧嘴到底還不至於的。要說像“啞妻”那樣，不過是法朗士的牢騷，事實上大致不會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話重三倒四地說，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長繭不長。這一層最難，你得記住那些話在那些人面前說過，纔不至於說重了。有時候最難爲情的是，你剛開頭兒，人家就客客氣氣地問，“啊，後來是不是怎樣怎樣的？”包圍式可麻煩得多。最麻煩的是人多的時候，說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頭接耳說他們自己的私話，或者打盹兒，或者東看看西看看，輕輕敲着指頭想別的，或者勉強打起精神對付着你。這時候你一個人霸佔着全場，說下去太無聊，不說呢，又收不住，真是騎虎之勢。大概這種說話，人越多，時候越不宜長；各人的趣味不同，決不能老聽你的換題目另說倒成。說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麼也顯得長。曾經聽過兩位著名會說話的人說故事，大約因爲喚起注意的緣故罷，加了好些個助詞，慢慢地敘過去，足有十多分鐘，算是完了；大家雖不至疲倦，卻已暗中着急。聲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單調；但又絲毫不能做作。這種說話只宜敘說或申說，不能摻一些教導氣或勸導氣。長於演說的人往往免不了這兩種氣味。有個朋友說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包圍式說話要靠天才，我們平人只能學學遊擊式，至多規模較大而已。我們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兩口子“一錐子扎不出話來”，也就行了。

原載於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1期

買書

　　買書也是我的嗜好，和抽菸一樣。但這兩件事我其實都不在行，尤其是買書。在北平這地方，像我那樣買，像我買的那些書，說出來真寒塵死人；不過本文所要說的既非訣竅，也算不得經驗，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來也無妨的。

　　在家鄉中學時候，家裏每月給零用一元。大部分都報效了一家廣益書局，取回些雜誌及新書。那老闆姓張，有點兒抽肩膀，老是捧着水菸袋；可是人好，我們不覺得他有市儈氣。他肯給我們這班孩子記賬。每到節下，我總欠他一元多錢。他催得並不怎麼緊；向家裏商量商量，先還個一元也就成了。那時候最愛讀的一本《佛學易解》（賈豐臻著，中華書局印行）就是從張手裏買的。那時候不買舊書，因爲家裏有。只有一回，不知那兒來檢《文心雕龍》的名字，急着想看，便去舊書鋪訪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廣州套版的，要一元錢，買不起；後來另買到一部，書品也還好，紙墨差些，卻只花了小洋三角。這部書還在，兩三年前給換上了磁青紙的皮兒，卻顯得配不上。

　　到北平來上學入了哲學系，還是喜歡找佛學書看。那時候佛經流通處在西城臥佛寺街鷲峯寺。在街口下了車，一直走，快到城根兒了，纔看見那個寺。那是個陰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個人。到寺裏買了《因明入正理論疏》、《百法明門論疏》、《翻譯名義集》等。這股傻勁兒回味起來頗有意思；正像那回從天壇出來，挨着城根，獨自個兒，探險似地穿過許多沒人走的鹼地去訪陶然亭一樣。在畢業的那年，到琉璃廠華洋書莊去，看見新版韋伯斯特大字典，定價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並不容易找。想來想去，只好硬了心腸將結婚時候父親給做的一件紫毛（貓皮）水獺領大氅親手拿着，走到後門一家當鋪裏去，說當十四元錢。櫃上人似乎沒有什麼留難就答應了。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樣，領子小而毛雜原是用了兩副“馬蹄袖”拼湊起來的。父親給做這件衣服，可很費了點張羅。拿去當的時候，也躊躇了一下，卻終於捨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將來準贖出來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贖出來，這是直到現在翻那本字典時常引爲遺憾的。

　　重來北平之後，有一年忽然想蒐集一些杜詩。一家小書鋪叫文雅堂的給找了不少，都不算貴；那夥計是個麻子，一臉笑，是鋪子裏少掌櫃的。鋪子靠他父親支持，並沒有什麼好書，去年他父親死了，他本人不大內行，讓夥計吃了，現在長遠不來了，他不知怎麼樣。說起杜詩，有一回，一家書鋪送來高麗本《杜律分韻》，兩本書，索價三百元。書極不相干而索價如此之高，荒謬之至，況且書面上原購者明明寫着“以銀二兩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來一樣的書，只要二元錢，我立刻買下。北平的書價，離奇有如此者。

　　舊曆正月裏廠甸的書攤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禮去。我住的遠，每年只去一個下午上午攤兒少。土地祠內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來往。也買過些零碎東西；其中有一本是《倫敦竹枝詞》，花了三毛錢。買來以後，恰好《論語》要稿子，選抄了些寄去，加上一點說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費。這是僅有的一次，買的書賺了錢。

　　在倫敦的時候，從寓所出來，走過近旁小街。有一家小書店門口擺着一架舊書。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見一本《牛津書話選》（The book Lovers’Anthology），燙花布面，裝訂不馬虎，四百多面，本子也不小，準有七八成新，才一先令六便士，那時閤中國一元三毛錢，比東安市場舊洋書還賤些。這選本節錄許多名家詩文，說到書的各方面的；性質有點像葉德輝氏《書林清話》，但不像《清話》有系統；他們旨趣原是兩樣的。因爲買這本書，結識了那掌櫃的；他以後給我找了不少便宜的舊書。有一種書，他找不到舊的；便和我說，他們批購新書按七五扣，他願意少賺一扣，按九扣賣給我。我沒有要他這麼辦，但是很感謝他的好意。

1935年1月10日

鬆堂遊記

　　去年夏天，我們和Ｓ君夫婦在鬆堂住了三日。難得這三日的閒，我們約好了什麼事不管，只玩兒，也帶了兩本書，卻只是預備閒得真沒辦法時消消遣的。

　　出發的前夜，忽然雷雨大作。枕上頗爲悵悵，難道天公這麼不做美嗎！第二天清早，一看卻是個大晴天。上了車，一路樹木帶着宿雨，綠得發亮，地下只有一些水塘，沒有一點塵土，行人也不多。又靜，又幹淨。

　　想着到還早呢，過了紅山頭不遠，車卻停下了。兩扇大紅門緊閉着，門額是國立清華大學西山牧場。拍了一會門，沒人出來，我們正在沒奈何，一個過路的孩子說這門上了鎖，得走旁門。旁門上掛着牌子，“內有惡犬”。小時候最怕狗，有點趑趄。門裏有人出來，保護着進去，一面吆喝着汪汪的羣犬，一面只是說，“不礙不礙”。

　　過了兩道小門，真是豁然開朗，別有天地。一眼先是亭亭直上，又剛健又婀娜的白皮松。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擠着我我擠着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裏，四角上各來上一棵，疏不是？誰愛看？這兒就是院子大得好，就是四方八面都來得好。中間便是鬆堂，原是一座石亭子改造的，這座亭子高大軒敞，對得起那四圍的松樹，大理石柱，大理石欄干，都還好好的，白，滑，冷。白皮松沒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淨几，坐下來清清楚楚覺得自己真太小，在這樣高的屋頂下。樹影子少，可不熱，廊下端詳那些松樹靈秀的姿態，潔白的皮膚，隱隱的一絲兒涼意便襲上心頭。

　　堂後一座假山，石頭並不好，堆疊得還不算傻瓜。裏頭藏着個小洞，有神龕，石桌，石凳之類。可是外邊看，不仔細看不出。得費點心去發現。假山上滿可以爬過去，不頂容易，也不頂難。後山有座無樑殿，紅牆，各色琉璃磚瓦，屋脊上三個瓶子，太陽裏古豔照人。殿在半山，巋然獨立，有俯視八極氣象。天壇的無樑殿太小，南京靈谷寺的太黯淡，又都在平地上。山上還殘留着些舊碉堡，是乾隆打金川時在西山練健銳雲梯營用的，在陰雨天或斜陽中看最有味。又有座白玉石牌坊，和碧雲寺塔院前那一座一般，不知怎樣，前年春天倒下了，看着怪不好過的。

　　可惜我們來的還不是時候，晚飯後在廊下黑暗裏等月亮，月亮老不上，我們什麼都談，又賭背詩詞，有時也沉默一會兒。黑暗也有黑暗的好處，松樹的長影子陰森森的有點像鬼物拿土。但是這麼看的話，鬆堂的院子還差得遠，白皮松也太秀氣，我想起郭沫若君《夜步十里松原》那首詩，那纔夠陰森森的味兒而且得獨自一個人。好了，月亮上來了，卻又讓雲遮去了一半，老遠的躲在樹縫裏，像個鄉下姑娘，羞答答的。從前人說：“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真有點兒！雲越來越厚，由他罷，懶得去管了。可是想，若是一個秋夜，刮點西風也好。雖不是真松樹，但那奔騰澎湃的“濤”聲也該得聽吧。

　　西風自然是不會來的。臨睡時，我們在堂中點上了兩三支洋蠟。怯怯的焰子讓大屋頂壓着，喘不出氣來。我們隔着燭光彼此相看，也像蒙着一層煙霧。外面是連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遠近幾聲犬吠，教我們知道還在人間世裏。

1935年5月15日

初到清華記

　　從前在北平讀書的時候，老在城圈兒裏呆着。四年中雖也遊過三五回西山，卻從沒來過清華；說起清華，只覺得很遠很遠而已。那時也不認識清華人，有一回北大和清華學生在青年會舉行英語辯論，我也去聽。清華的英語確是流利得多，他們勝了。那回的題目和內容，已忘記乾淨；只記得復辯時，清華那位領袖很神氣，引着孔子的什麼話。北大答辯時，開頭就用了furiously一個字敘述這位領袖的態度。這個字也許太過，但也道着一點兒。那天清華學生是坐大汽車進城的，車便停在青年會前頭；那時大汽車還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華學生在屋裏只穿單大褂，將出門卻套上厚厚的皮大氅。這種“行”和“衣”的路數，在當時卻透着一股標勁兒。

　　初來清華，在十四年夏天。剛從南方來北平，住在朝陽門邊一個朋友家。那時教務長是張仲述先生，我們沒見面。我寫信給他，約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寫信時也和那位朋友商量過，十點趕得到清華麼，從朝陽門那兒？他那時已經來過一次，但似乎只記得“長林碧草”，他寫到南方給我的信這麼說說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時候。他勸我八點動身，僱洋車直到西直門換車，免得老等電車，又換來換去的，耽誤事。那時西直門到清華只有洋車直達；後來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車到海甸再乘洋車，但那是後來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還是別的，跨出朋友家，已經九點掛零。心裏不免有點兒急，車伕走的也特別慢似的。到西直門換了車。據車伕說本有條小路，雨後積水，不通了；那隻得由正道了。剛出城一段兒還認識，因爲也是去萬生園的路；以後就茫然。到黃莊的時候，瞧着些屋子，以爲一定是海甸了；心裏想清華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時，問車伕，“到了吧？”“沒哪。這是海甸。”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這麼難到，清華要何年何月呢？而車伕說餓了，非得買點兒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這一吃又是十來分鐘。說還有三裏多路呢。那時沒有燕京大學，路上沒什麼看的，只有遠處淡淡的西山那天沒有太陽略略可解悶兒。好容易過了紅橋，喇嘛廟，漸漸看見兩行高柳，像穹門一般。十剎海的垂楊雖好，但沒有這麼多這麼深，那時路上只有我一輛車，大有長驅直入的神氣。柳樹前一面牌子，寫着“入校車馬緩行”；這才真到了，心裏想，可是大門還夠遠的，不用說西院門又騙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鐘，才真真到了。坐在張先生客廳裏一看鐘，十二點還欠十五分。

　　張先生住在乙所，得走過那“長林碧草”，那濃綠真可醉人。張先生客廳裏掛着一副有正書局印的鄧完白隸書長聯。我有一個會寫字的同學，他喜歡鄧完白，他也有這一副對聯；所以我這時如見故人一般。張先生出來了。他比我高得多，臉也比我長得多。一眼看出是個頂能幹的人。我向他道歉來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說剛好有個約會，不能留我吃飯。談了不大工夫，十二點過了，我告辭。到門口，原車還在，坐着回北平吃飯去。過了一兩天，我就搬行李來了。這回卻坐了火車，是從環城鐵路朝陽門站上車的。

　　以後城內城外來往的多了，得着一個訣竅；就是在西直門一上洋車，且別想“到”清華，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車也搭過一兩次，可真夠瞧的。兩條腿有時候簡直無放處，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車，在現在“西園”後面那個小飯館裏，揀了臨街一張四方桌，坐在長凳上，要一碟苜蓿肉，兩張家常餅，二兩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還在那桌上寫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詩。那時海甸到清華一路常有窮女人或孩子跟着車要錢。他們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語句外，有時會說“您將來做校長”，這是別處聽不見的。

1936年3月

綏行紀略

　　十八日奉教職員公會會長馮芝生先生之命，攜帶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綏遠及平地泉慰勞前方抗戰將士。晚六時許，在清華園站上車，偕行者有學生自治會代表王達仁先生，燕大中國教職員會代表梅貽寶先生，學生會代表朱燾譜先生，新聞學系同學王若蘭女士。三等車有臥鋪，有暖氣，褥子及枕頭均潔白；惟室中未免太暖耳。十九日早過平地泉，有受傷官長一人，用繃架擡上火車。車門嫌窄，擡入極爲不易。後知此受傷之人乃三十五軍二一八旅參謀席卓先生，系在紅格爾圖被飛機擲彈炸傷胸部，用載重汽車送至平地泉，再由火車送綏。席先生經百餘裏之顛簸，上火車時繃架又再三轉側，當時情形極爲痛苦，但不能言。抵綏後即送往教會所辦之公醫院，經打三針，惟失血過多，勢甚危險。記此以見前方醫藥及救護之缺乏也。

　　車離平地泉，遇合衆社訪員瑞典蘇德邦先生，談話甚多。證以後來所聞，其語亦不盡確。但謂十八晚曾晤傅主席，傅主席有決心與自信，又謂綏遠人心極安定，則皆實情也。又謂北平英文《時事日報》曾傳卓資山美教士夫婦被擄，絕無其事。彼昨猶晤該教士。惟該教士因報載被擄消息，反覺疑懼。蘇謁傅主席時曾談及此事，傅主席謂綏境治安毫無問題。時蘇又云，車過卓資山，該教士或在站臺上，當即以此告之。惟彼談話興致過濃，言下探首窗外，則卓資山站已過矣。

　　十二時許抵綏，將行李送至綏新旅舍，即至飯館用午飯，並邀歸綏中學霍世休校長至飯館談話。霍先生系本校研究院畢業同學。霍先生來時，梅先生即託其代約新聞記者及各校校長，於晚八時至旅社茶會。霍先生即作午飯東道主。午後三時至省政府。事先梅先生有一電來。至是省府派王斌先生招待，晤曾厚載祕書長。曾祕書長見告，紅格爾圖於王道一亂後，即築有土圩一道。此次匪軍三千壓境，我方惟騎兵兩連約二百人駐守。另有保衛隊十人。此十人皆系退伍兵士，用以聯合並指導已受訓練之壯丁，俾資保衛鄉土。匪軍飛機坦克車應有盡有。我方只由騎兵及保衛隊壯丁等各任土圩兩面防守之責。歷一日一夜，屹然不動，死傷甚少。其後援軍始至。騎兵作用原在攻，而竟能堅守若此，可見士氣之旺也。

　　曾祕書長談至是，因縱論綏省壯丁訓練情形。謂第一期時人民多觀望不前；第一期畢業，傅主席特召集諸壯丁父老來省參觀。諸父老見其子弟所受待遇甚佳，諸壯丁見其父老，亦均欣然述其所受教益；其原有嗜好者，至是且已戒除。父老皆歡忭。故第二期時，壯丁莫不踊躍入省受訓。此項壯丁，名爲防共自衛團，不曰“抗敵”者，避敵注意也。曾祕書長又談鄉村建設委員會訓練嚮導員情形。謂此種嚮導員皆曾受高小教育之青年。受訓既畢，即分往各本鄉服務。一面輔助鄉長辦理本鄉事務，一面聯合壯丁，一面兼任小學校長。過去鄉村保衛團多由鄉長主持，費多而效少；今行嚮導員制，方能實收民衆組織之利，且上下感情亦不致格不通也。

　　嗣復論及此次抗戰。謂半年來綏境所作防禦工事甚多。有時日夜工作。如碉堡等，皆以鐵筋洋灰爲之，並均自以小炮試驗，確係堅固。若僅匪軍來擾，可保萬無一失。至前線兵士，皮大衣大致已備，但天氣如再寒冷，鞋襪耳套手套等，恐甚爲需要。綏地買不出許多，且製作工人太少；此事頗盼平津及他處同胞幫忙。又謂綏地民衆極能與政府合作，即如近日爲前方制燒餅，全城餅師，皆加緊工作，且互相謂曰：“這是給我們弟兄們吃的，得烤熟些。”據吾人觀察，綏省軍政民三方面確能打成一片，通力合作，不僅一時一事爲然。

　　曾祕書長又談及半年來察北民衆因不堪匪僞壓迫，攜帶老小及動產來綏東者甚衆。又謂近來接各處慰勞信件款項等，平均每日二十份，極爲感念。末謂十八日紅格爾圖擊傷匪方飛機一架，機尾有特種標誌，惜被其逃去雲。

　　自省府歸後，有英記者布朗來訪。其人代表英國《新聞時事報》北美通訊社及瑞典通訊社。自雲甫自日本來。梅先生即告以國人決心，綏遠不能再讓，任何犧牲亦所不辭云云。晚六時，教育廳廳長閻偉先生招宴，宴畢回旅舍開茶會，到新聞記者及各校長約二十人。梅先生述兩校代表來綏之使命有三：一、對抗戰諸將士表示敬佩，並表示綏遠乃全國人之綏遠；二、視察綏遠實況，以便告知平津同胞；三、調查前方所最需要之物品，俾後援知所措手。各代表亦詳述兩校募捐停火絕食等事。新聞記者有答辭，並報告前方情況，歸綏中學霍校長亦有答辭，謂綏教育界已具決心，願與土地共存亡；教育界深知綏遠爲國家命脈，決不能讓寸土尺地。又謂學生將組織自衛團，在後方服務。

　　二十日晨，清至歸綏中學演講，請學生切實受軍事訓練並養成組織力。講畢，與梅先生等同至防共自衛團常備隊。民政廳廳長袁慶曾主任及李大超副主任即召集該隊三千六百餘人列隊請各代表演講。各隊員皆年輕力壯，滿面紅光；樸質之中，透出忠。聽講約一小時，始終整齊嚴肅，毫不懈怠。袁主任見告，第一期壯丁大都是高小畢業生；此係第二期，真正老百姓。李副主任見告，訓練程序，學科方面共分四段：首教新生活，次教社會常識，次教帝國主義壓迫史，次教民族奮鬥史。術科則注重游擊戰術。隊中政訓員則由鄉建會訓練；分發各鄉即爲嚮導員。

　　午省政府招宴。當將顧一樵先生囑攜來之防毒面具樣品一件交專司此類事之楊處長。據云，前曾電燕大寄來一具，適亦於是日寄到。宴畢，參觀鄉建會，即訓練嚮導員之處。惟該會因嚮導員已足用，頃已暫停訓練矣。時聞傅主席已回省，即往晉謁。傅主席略述戰況，謂王英部已消滅，匪等此次企圖完全失敗；此後或有短期間之平靜，但再來時力量必更加厚。清及王達仁先生即將捐款匯票呈上；梅先生等亦言正在募捐中。傅主席表示謝意，並希望吾人從科學方面幫忙，如防毒設備等。

　　晚應各廳長各官長宴，宴畢，即上車至平地泉。省府派王先生陪同前往。夜一時餘抵站，暗中摸索，投宿縣政府。二十一晨，二一八旅部得省政府電，派陳世杰參謀偕同樊滌清軍法官來接洽；《大公報》綏遠特派員範希天先生（長江）及綏遠第二師範郭吉庵校長亦同至。郭校長約早飯。平地泉本只有二三人家，鐵路通後，始漸有糧店；但出門一望，平沙莽莽，猶是十足邊塞風味也。席間談及此次戰事，知我方以攻爲守；十六七兩日，夜間以汽車運步兵三團，又有騎兵三團，約共二萬餘人一同開往前方。十九日晨二時施行總攻擊。匪軍約二萬人，皆烏合之衆，不能力戰。經我軍驅逐退去，死傷甚衆；後發見死者中有僞團長二人。時我方戰壕中軍士皆出壕大呼“中華民國萬歲”。騎兵出發時，範希天先生曾親見，兵士皆着皮帽，有尾，高踞馬上，行色甚壯。此次戰役，我方傷兵共一百十餘人，重傷者分送綏遠及大同後方醫院，輕傷者留本地野戰病院療養，但醫藥與救護均極缺乏。此不獨有關人道，且受傷者比較多，醫藥設備太差，治療不易，戰鬥力之損失亦甚大也。至興和方面，非匪主力所在。我方有六十八師部隊駐守，匪屢有小股來犯，皆被擊退雲。

　　早飯後，至第二師範，適平地泉各界自衛會在此開會，遇留守司令蘇開元團長。蘇東北人，愛國心極熱烈，雖匆匆一談，印象頗深。論及學生救國會事，謂可加入自衛會共同工作；如有與他處學生救國會聯繫之處，亦可單獨辦理，俾仍不失其獨立性。此意見甚爲切實。是日師範學生亦絕食一日，並議決下週停火一週；平地泉停火，又非北平可比，而仍毅然仿行，甚爲可佩。十二時學生救國會開會，餘等亦參加，各有簡短之演辭。旋至野戰病院慰問傷兵。傷兵約八九人，共住一室，兩校代表合贈五元，作購買食物之用。又有官長二人，另居一室，代表等亦加慰問。諸人均非重傷，有已將就痊者。出病院，即乘趙承綏騎兵司令派來之汽車前往城外晉謁。趙司令談話坦白，無城府；派趙參謀伴同往觀防禦工事，規模甚大。觀畢，入城應旅部宴會。董旅長在前方，即由陳參謀代表。席間遇蒙藏委員會調查員陳佑城先生，據云在西北工作已年餘，覺蒙古問題甚大；惜將上車，不及詳談。下午五時許登車，送行者甚衆。二十二日晨六時餘返校。此行計在綏留一日半，在平地泉留一日，多承傅主席及各軍政長官與地方人士予以種種調查及視察之便利，並承厚待，極爲感謝也。

原載於1936年11月26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92號

蒙自雜記

　　我在蒙自住過五個月，我的家也在那裏住過兩個月。我現在常常想起這個地方，特別是在人事繁忙的時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慣了大城的人，見了蒙自的城圈兒會覺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慣了普通火車的人，乍踏上個碧石小火車，會覺得像玩具似的一樣。但是住下來，就漸漸覺得有意思。城裏只有一條大街，不消幾趟就走熟了。書店，文具店，點心店，電筒店，差不多閉了眼可以找到門兒。城外的名勝去處，南湖，湖裏的崧島，軍山，三山公園，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論城裏城外，在路上走，有時候會看不見一個人。整個兒天地彷彿是自己的；自我擴展到無窮遠，無窮大。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馬湖，在那兩處住的時候，也有這種靜味。

　　大街上有一家賣糖粥的，帶着賣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乾淨，又便宜，我們聯大師生照顧的特別多。掌櫃是個四川人，姓雷，白髮蒼蒼的。他臉上常掛着微笑，卻並不是巴結顧客的樣兒。他愛點古玩什麼的，每張桌子上，竹器瓷器佔着一半兒；糖粥和粑粑便擺在這些桌子上吃。他家裏還藏着些“精品”，高興的時候，會特地去拿來請顧客賞玩一番。老頭兒有個老伴兒，帶一個夥計，就這麼活着，倒也自得其樂。我們管這個鋪子叫“雷稀飯”，管那掌櫃的也叫這名兒；他的人緣兒是很好的。

　　城裏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門對兒。這裏許多門對兒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別地方固然也有這麼辦的，但沒有這裏的多。散步的時候邊看邊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戰的門對兒。昆明也有，不過按比例說，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種氛圍氣，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記這個時代的這個國家。這似乎也算利用舊形式宣傳抗戰建國，是值得鼓勵的。眼前舊曆年就到了，這種抗戰春聯，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傳工作，除黨部的標語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記載。他們將一座舊戲臺改爲演講臺，又每天張貼油印的廣播消息。這都是有益民衆的。他們的經費不多，能夠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們又幫忙北大的學生辦了一所民衆夜校。報名的非常踊躍，但因爲教師和座位的關係，只收了二百人。夜校辦了兩三個月，學生頗認真，成績相當可觀。那時蒙自的聯大要搬到昆明來，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長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態度，他說的是真心話。蒙自的民衆相當的樂意接受宣傳。聯大的學生曾經來過一次滅蠅運動。四五月間蒙自蒼蠅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張口便飛進一個去。滅蠅運動之後，街上許多食物鋪子，備了冷布罩子，雖然簡陋，不能不說是進步。鋪子的人常和我們說，“這是你們來了之後纔有的呀。”可見他們是很虛心的。

　　蒙自有個火把節，四鄉是在陰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裏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裏人家都在門口燒着蘆稈或樹枝，一處處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圍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們手裏更提着爛布浸油的火球兒晃來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靜的城頓然熱鬧起來。這火是光，是熱，是力量，是青年。四鄉地方空闊，都用一棵棵小樹燒；想像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裏涌起一團團的熱火，光景夠雄偉的。四鄉那些夷人，該更享受這個節，他們該更熱烈的跳着叫着罷。這也許是個祓除節，但暗示着生活力的偉大，是個有意義的風俗；在這抗戰時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時期，它的意義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兩季水很少，有一半簡直幹得不剩一點二滴兒。但到了夏季，漲得溶溶灩灩的，真是返老還童一般。湖堤上種了成行的由加利樹；高而直的乾子，不差什麼也有“參天”之勢，細而長的葉子，像慣於拂水的垂楊，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剎海。再加上崧島那一帶田田的荷葉，亭亭的荷花，更像什剎海了。崧島是個好地方，但我看還不如三山公園曲折幽靜。這裏只有三個小土堆兒，幾個樸素小亭兒。可是迴旋起伏，樹木掩映，這兒那兒更點綴着一些石桌石墩之類；看上去也罷，走起來也罷，都讓人有點餘味可以咀嚼似的。這不能不感謝那位李崧軍長。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軍士築的，崧島和軍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這個小小的公園，更見出他的匠心。這一帶他寫的匾額很多。他自然不是書家，不過筆勢瘦硬，頗有些英氣。

　　聯大租借了海關和東方匯理銀行舊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關裏高大的由加利樹，和一片軟軟的綠草是主要的調子，進了門不但心胸一寬，而且周身覺得潤潤的。樹頭上好些白鷺，和北平太廟裏的“灰鶴”是一類，北方叫做“老等”。那潔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態，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個角落裏有一條灌木林的甬道，夜裏月光從葉縫裏篩下來，該是頂有趣的。另一個角落長着些芒果樹和木瓜樹，可惜太陽力量不夠，果實結得不肥，但沾着點熱帶味，也叫人高興。銀行裏花多，遍地的顏色，隨時都有，不寂寞。最豔麗的要數葉子花。花是濁濃的紫，脈絡分明活像葉，一叢叢的，一片片的，真是“濃得化不開”。花開的時候真久。我們四月裏去，它就開了，八月裏走，它還沒謝呢。

原載於1939年4月30日《新雲南》第三期

北平淪陷那一天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風聲很緊，我們從西郊搬到西單牌樓左近衚衕裏朋友的屋子裏。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鄉和幾個僕人。我們進了城，城門就關上了。街上有點亂，但是大體上還平靜。聽說敵人有哀的美敦書給我們北平的當局，限二十八日答覆，實在就是叫咱們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們便要動手。我們那時雖然還猜不透當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戰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牀上便聽見隆隆的聲音。我們想，大概是轟炸西苑兵營了。趕緊起來，到衚衕口買報去。衚衕口正衝着西長安街。這兒有西城到東城的電車道，可是這當兒兩頭都不見電車的影子。只剩兩條電車軌在閃閃的發光。街上洋車也少，行人也少。那麼長一條街，顯得空空的，靜靜的。衚衕口，街兩邊走道兒上卻站着不少閒人，東望望，西望望，都不做聲，像等着什麼消息似的。街中間站着一個警察，沉着臉不說話。有一個騎車的警察，扶着車和他咬了幾句耳朵，又匆匆上車走了。

　　報上看出咱們是決定打了。我匆匆拿着報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聲音還在稀疏的響着。午飯匆匆的吃了。門口接二連三的叫“號外！號外！”買進來搶着看，起先說咱們搶回豐臺，搶回天津老站了，後來說咱們搶回廊坊了，最後說咱們打進通州了。這一下午，屋裏的電話鈴也直響。有的朋友報告消息，有的朋友打聽消息。報告的消息有的從地方政府裏得來，有的從外交界得來，都和“號外”裏說的差不多。我們眼睛忙着看號外，耳朵忙着聽電話，可是忙得高興極了。

　　六點鐘的樣子，忽然有一架飛機嗡嗡的出現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裏仰起頭看，想看看是不是咱們中央的。飛機繞着彎兒，隨着彎兒，均勻的撒着一搭一搭的紙片兒，像個長尾巴似的。紙片兒馬上散開了，紛紛揚揚的像蝴蝶兒亂飛。我們明白了，這是敵人打得不好，派飛機來撒傳單冤人了。僕人們開門出去，在衚衕裏撿了兩張進來，果然是的。滿紙荒謬的勸降的話。我們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裏稀疏的隆隆的聲音卻密起來了。這時候屋裏的電話鈴也響得密起來了。大家在電話裏猜着，是敵人在進攻西苑了，是敵人在進攻南苑了。這是炮聲，一下一下響的是咱們的，兩下兩下響的是他們的。可是敵人怎麼就能夠打到西苑或南苑呢？誰都在悶葫蘆裏！一會兒警察挨家通知，叫塞嚴了窗戶跟門兒什麼的，還得準備些土，拌上尿跟蔥，說是夜裏敵人的飛機許來放毒氣。我們不相信敵人敢在北平城裏放毒氣。但是僕人們照着警察吩咐的辦了。我們焦急的等着電話裏的好消息，直到十二點才睡。睡得不壞，模糊的凌亂的做着勝利的夢。

　　二十九日天剛亮，電話鈴響了。一個朋友用確定的口氣說，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裏都走了！北平的局面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他說昨兒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沒影兒，可是說得太熱鬧些。他說我們現在像從天頂上摔下來了，可是別灰心！瞧昨兒個大家那麼焦急的盼望勝利的消息，那麼熱烈的接受勝利的消息，可見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後的勝利終久是咱們的！等着瞧罷，北平是不會平靜下去的，總有那麼一天，咱們會更熱鬧一下。那就是咱們得着決定的勝利的日子！這個日子不久就會到來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話句句都不錯！

1939年6月9日，昆明

這一天

　　這一天是我們新中國誕生的日子。

　　從二十六年這一天以來，我們自己，我們的友邦，甚至我們的敵人，開始認識我們新中國的面影。

　　從前只知道我們是文化的古國，我們自己只能有意無意的誇耀我們的老，世界也只有意無意的誇獎我們的老。同時我們不能不自傷老大，自傷老弱；世界也無視我們這老大的老弱的中國。中國幾乎成了一個歷史上的或地理上的名詞。

　　從兩年前這一天起，我們驚奇我們也能和東亞的強敵抗戰，我們也能迅速的現代化，迎頭趕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從前中國在若有若無之間，現在確乎是有了。

　　從兩年後的這一天看，我們不但有光榮的古代，而且有光榮的現代；不但有光榮的現代，而且有光榮的將來無窮的世代。新中國在血火中成長了。

　　“雙十”是我們新中國孕育的日子，“七七”是我們新中國誕生的日子。

1939年7月7日

重慶一瞥

　　重慶的大，我這兩年才知道。從前只知重慶是一個島，而島似乎總大不到那兒去的。兩年前聽得一個朋友談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沒有把重慶放在心上。但抗戰前二年走進夔門一看，重慶簡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時他確實吃了一驚。我去年七月到重慶時，這一驚倒是幸而免了。卻是，住了一禮拜，跑的地方不算少，並且帶了地圖在手裏，而離開的時候，重慶在我心上還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頭腦。重慶到底好大，我現在還是說不出。

　　從前許多人，連一些四川人在內，都說重慶熱鬧，俗氣，我一向信爲定論。然而不盡然。熱鬧，不錯，這兩年更其是的；俗氣，可並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頭上住了幾天。朋友家有一個小廊子，和重慶市面對面兒。清早江上霧的，霧中隱約着重慶市的影子。重慶市南北夠狹的，東西卻夠長的，展開來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輕描的山水畫。霧漸漸消了，輪廓漸漸顯了，扇上面着了顏色，但也只淡淡兒的，而且陰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說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帶水卻出落得這般素雅，誰知道！再說在市內，傍晚的時候我跟朋友在棗子嵐埡，觀音巖一帶散步，電燈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是海。一盞燈一個眼睛，傳遞着密語，像旁邊沒有一個人。沒有人，還那兒來的俗氣？

　　從昆明來，一路上想，重慶經過那麼多回轟炸，景象該很慘罷。報上雖不說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轎子，坐洋車，坐公共汽車，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礫場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驚了，整個的重慶市還是堂皇偉麗的！街上還是川流不息的車子和步行人，擠着挨着，一個垂頭喪氣的也沒有。有一早上坐在黃家埡口那家寬敞的豆乳店裏，街上開過幾輛炮車。店裏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這些人的眼裏都充滿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麼轟炸重慶市的景象也不會慘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轟炸以後，曾幾何時，我們的陪都不是又建設起來了嗎！

1941年

新中國在望中

　　抗戰的中國在我們的手裏，勝利的中國在我們的面前，新生的中國在我們的望中。

　　中國要從工業化中新生。我們要自己製造飛機，坦克車，軍艦；我們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們要有無數的“機器的奴隸”給我們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們做出來。我們用機器製造幸福，不靠神聖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國要從民主化中新生。賢明的領袖應該不坐在民衆上頭，而站在民衆中間；他們和民衆面對面，手挽手。他們拉着民衆向前走，民衆也推着他們向前走。民衆叫出自己的聲音，他們集中民衆的力量。各級政府都建設在民衆的聲音和力量上，爲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而努力。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國要從集納化中新生。地廣民衆的中國要統一意志與集中力量，必得靠公衆的喉舌，打通層層的壁壘。報紙將和柴米油鹽並肩列爲人們的“開門”幾件事之一。這就是集納化。報紙要表現時代，批評時代，促進時代；它不但得在四萬萬人的手裏，並且得在四萬萬人的心裏。它會給你知識，給你故事，給你詩，教導你，安慰你，幫助你認識時代，建立自己，建立國家。

　　是的，在我們面前的是勝利的中國，在我們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國。可是非得我們再接再厲的硬幹，苦幹，實幹，新中國不會到我們手裏！

1944年

外東消夏錄

　　引子

　　這個題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錄》。那部書似乎專談書畫，我卻不能有那麼雅，這裏只想談一些世俗的事。這回我從昆明到成都來消夏。消夏本來是避暑的意思。若照這個意思，我簡直是鬧笑話，因爲昆明比成都涼快得多，決無從涼處到熱處避暑之理。消夏還有一個新意思，就是換換生活，變變樣子。這是外國想頭，摩登想頭，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這戰時，誰還該想這個！我們公教人員誰又敢想這個！可是既然來了，不管爲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個雅名字，馬虎點兒，就算他消夏罷。誰又去打破沙缸問到底呢？

　　但是問到底的人是有的。去年參加昆明一個夏令營，營地觀音山。七月二十三日便散營了。前一兩天，有遊客問起，我們向他說這是夏令營，就要結束了。他道：“就結束了？夏令完了嗎？”這自然是俏皮話。問到底本有兩種，一是“耍奸心”，一是死心眼兒。若是耍奸心的話，這兒消夏一詞似乎還是站不住。因爲動手寫的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農曆七月初十日，明明已經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但“錄”雖然在秋天，所“錄”不妨在夏天；《消夏錄》儘可以只錄消夏的事，不一定爲了消夏而錄。還是馬虎點兒算了。

　　外東一詞，指的是東門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詞兒。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卻弄不明白。這好像是個翻譯的名詞，跟遠東、近東、中東挨肩膀兒。固然爲紀實起見，我也可以用草廬或草堂等詞，因爲我的確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麼敢那樣大膽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裏，叫做“尼庵消夏錄”原也未嘗不可，但是別人單看題目也許會大吃一驚，我又何必故作驚人之筆呢？因此馬馬虎虎寫下“外東消夏錄”這個老老實實的題目。

　　夜大學

　　四川大學開辦夜校，值得我們注意。我覺得與其匆匆忙忙新辦一些大學或獨立學院，不重質而重量，還不如讓一些有歷史的大學辦辦夜校的好。

　　眉毛高的人也許覺得夜校總不像一回事似的。但是把畢業年限定得長些，也就差不多。東吳大學夜校的成績好像並不壞。大學教育固然注重提高，也該努力普及，普及也是大學的職分。現代大學不應該像修道院，得和一般社會打成一片纔是道理。況且中國有歷史的大學不多，更是義不容辭的得這麼辦。

　　現在百業發展，從業員增多，其中盡有中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有志進修無門可入的人。這些人往往將有用的精力消磨在無聊的酬應和不正當的娛樂上。有了大學夜校，他們便有機會增進自己的學識技能。這也就可以增進各項事業的效率，並澄清社會的惡濁空氣。

　　普及大學教育，有夜校，也有夜班，都得在大都市裏，纔能有足夠的從業員來應試入學。入夜校可以得到大學畢業的資格或學位，入夜班卻只能得到專科的資格或證書。學位的用處久經規定，專科資格或證書，在中國因從未辦過大學夜班，還無人考慮它們的用處。現時只能辦夜校；要辦夜班，得先請政府規定夜班畢業的出身才成。固然有些人爲學問而學問，但各項從業員中這種人大概不多，一般還是功名心切。就這一般人論，用功名來鼓勵他們向學，也並不錯。大學生選系，不想到功名或出路的又有多少呢？這兒我們得把眉毛放低些。

　　四川大學夜校分中國文學、商學、法律三組。法律組有東吳的成例，商學是當今的顯學，都在意中。只有中國文學是冷貨，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過雖是夜校，卻是大學，若全無本國文化的科目，未免難乎其爲大，這一組設置可以說是很得體的。這樣分組的大學夜校還是初試，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來辦，更希望就學的人不要三心兩意的鬧個半途而廢纔好。

　　人和書

　　“人和書”是個好名字，王楷元先生的小書取了這個名字，見出他的眼光和品味。

　　人和書，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哪一樁事離開了人？又哪一樁事離得了書？我是說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離不了人；有知必錄，便也離不開書。小而言之，人和書就是歷史，人和書造成了歷史；再小而言之就是傳記，就是王先生這本書敘述和評論的。傳記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筆，有漫畫。這本書是小品，是漫畫。雖然是大大的圈兒裏一個小小的圈兒，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兒裏，所敘的雖小，所見的卻大。

　　這本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傳記，第三部分也是片段的傳記，第二部分評介的著作還是傳記。王先生有意“引起讀者研讀傳記的興趣”，自序裏說得明白。撰錄近代和現代名人軼事，所謂筆記小說，傳統很長。這個傳統移植到報紙上，也已多年。可見一般人原是喜歡這種小品的。但是“五四”以來，“現在”遮掩了“過去”，一般青年人減少了歷史的興味，對於這類小品不免冷淡了些。他們可還喜歡簡短零星的文壇消息等等，足見到底不能離開人和書。

　　自序裏希望讀者“對於偉大人物，由景慕而進於效法，人人以亞賢自許，猛勇精進”。這是一個宏願。近來在《美國文摘》裏見到一文，敘述一位作家叫小亞吉爾的，如何因《襤褸的狄克》一部書而成名，如何專寫貧兒努力致富的故事，風行全國，鼓舞人心。他寫的是“工作和勝利，上進和前進的故事”，在美國文學中創一新派。他的時代雖然在一九二九以前就過去了，但是許多自己造就的人都還紀念着他的書的深廣的影響。可見文學的確有促進人生的力量。王先生的宏願是可以達成的，有志者大家自勉好了。

　　成都詩

　　據說成都是中國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說是有些像北平，不錯，有些個。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爲特色了？然而不然，妙處在像而不像。我記得一首小詩，多少能夠抓住這一點兒，也就多少能夠抓住這座大城。

　　這是易君左先生的詩，題目好像就是“成都”兩個字。詩道：

　　細雨成都路，微塵護落花。據門撐古木，繞屋噪棲鴉。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風味足，楚客獨興嗟。

　　住過成都的人該能夠領略這首詩的妙處。它抓住了成都的閒味。北平也閒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閒是成都的閒，像而不像，非細辨不知。

　　“繞屋噪棲鴉”，自然是那些“據門撐”着的“古木”上棲鴉在噪着。這正是“入暮”的聲音和顏色。但是吵着的東南城有時也許聽不見，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區的少城，白晝也靜悄悄的，該聽得清楚那悲涼的叫喚罷。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愛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養花天氣。那時節真所謂“天街小雨潤如酥”，路相當好，有點泥滑滑，卻不至於“行不得也哥哥”。緩緩的走着，呼吸着新鮮而潤澤的空氣，叫人閒到心裏，骨頭裏。若是在庭園中踱着，時而看見一些落花，靜靜的飄在微塵裏，貼在軟地上，那更閒得沒有影兒。

　　成都舊宅於門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洞樹或黃桷樹，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見樹，不見屋，更不見門洞兒。說是“撐”，一點兒不冤枉，這些樹戇粗偃蹇，老氣橫秋，北平是見不着的。可是這些樹都上了年紀，也只閒閒的“據”着“撐”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幾年初到，真搞不慣；晚八點回家，街上鋪子便劈劈拍拍一片上門聲，暗暗淡淡的，夠慘。“早睡早起身體好”，農業社會的習慣，其實也不錯。這兒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實錄。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風塵，人家門前也有樹，可是成行的多，獨據的少。有茶樓，可是不普及，也不夠熱鬧的。北平的閒又是一副格局，這裏無須詳論。“楚客”是易先生自稱。他“興嗟”於成都的“承平風味”。但詩中寫出的“承平風味”，其實無傷於抗戰；我們該嗟嘆的恐怕是別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這種“承平風味”戰後還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業化的新中國裏，成都這座大城該不能老是這麼閒着罷。

　　蛇尾

　　動手寫《引子》的時候，一鼓作氣，好像要寫成一本書。但是寫完了上一段，不覺再三衰竭了。到底已是秋天，無夏可消，也就“錄”不下去了。古人說得好。“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只好以此解嘲。這真是蛇尾，雖然並不見虎頭。本想寫完上段就戛然而止，來個神龍見首不見尾。可是虎頭還夠不上，還鬧什麼神龍呢？話說回來，虎頭既然夠不上，蛇尾也就稱不得，老實點，稱爲蛇足，倒還有個樣兒。

1941年

重慶行記

　　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裏人和一些朋友，路過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東遊西走，幾乎車不停輪，腳不停步。重慶真忙，像我這個無事的過客，在那大熱天裏，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風裏轉，可見那忙的程度。這倒是現代生活現代都市該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見，自然有限，並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換了地方，換了眼界，自然總覺得新鮮些，這就乘興記下了一點兒。

　　飛

　　我從昆明到重慶是飛的。人們總羨慕海闊天空，以爲一片茫茫，無邊無界，必然大有可觀。因此以爲坐海船坐飛機是“不亦快哉！”其實也未必然。暈船暈機之苦且不談，就是不暈的人或不暈的時候，所見雖大，也未必可觀。海洋上見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當然有浪，但是浪小了無可看，大了無法看那時得躲進艙裏去。船上看浪，遠不如岸上，更不如高處。海洋裏看浪，也不如江湖裏，海洋裏只是水，只是浪，顯不出那大氣力。江湖裏有的是遮遮礙礙的，山哪，城哪，什麼的，倒容易見出一股勁兒。“江間波浪兼雲涌”爲的是巫峽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陽城”，得有那岳陽城，並且得在那岳陽城樓上看。

　　不錯，海洋裏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運氣。日出和日落全靠雲霞烘托纔有意思。不然，一輪呆呆的日頭簡直是個大傻瓜！雲霞烘托雖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懶懶的，那還是沒意思。得濃，得變，一眨眼一個花樣，層出不窮，纔有看頭。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見過兩回的落日，都在陸上，不在水裏。水裏看見的，日出也罷，日落也罷，只是些傻瓜而已。這種奇觀若是有意爲之，大概白費氣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個大清早等着。出來了，出來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時一絲雲彩沒有，日光直射，教人睜不開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麼，那麼跳跳嚷嚷的。許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麗的日落和日出，見於記載的也有。但是得有運氣，而有運氣的並不多。

　　讚歎海的文學，描摹海的藝術，創作者似乎是在船裏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單調，真正偉大的作家也許可以單刀直入，一般離了岸卻掉不出槍花來，像變戲法的離開了道具一樣。這些文學和藝術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許多幻想，也給予已經航海的人許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樣，也大也單調。日月星的，雲霞的文學和藝術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視上，說到整個兒天空的卻不多。星空，夜空還見點兒，晝空除了“青天”“明藍的晴天”或“陰沉沉的天”一類詞兒之外，好像再沒有什麼說的。但是初次坐飛機的人雖無多少文學藝術的背景幫助他的想像，卻總還有那“天寬任鳥飛”的想像；加上別人的經驗，上之視下，似乎不只是蒼蒼而已，也有那翻騰的雲海，也有那平鋪的錦繡。這就夠揣摩的。

　　但是坐過飛機的人覺得也不過如此，雲海飄飄拂拂的瀰漫了上下四方，的確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見；那可以是雲海外看雲海，似乎比飛機上雲海中看雲海還清切些。蘇東坡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飛機上看雲，有時卻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頭，雖也算得天上人間，可是我們還是願看流雲和停雲，不願看那死雲，那荒原上的亂石堆。至於錦繡平鋪，大概是有的，我卻還未眼見。我只見那“亞洲第一大水揚子江”可憐得像條臭水溝似的。城市像地圖模型，房屋像兒童玩具，也多少給人滑稽感。自己倒並不覺得怎樣藐小，卻只不明白自己是什麼玩意兒。假如在海船裏有時會覺得自己是傻子，在飛機上有時便會覺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飛機快是真的，兩點半鐘，到重慶了，這倒真是個“不亦快哉”！

　　熱

　　昆明雖然不見得四時皆春，可的確沒有一般所謂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還隨時穿上襯絨袍。飛機在空中走，一直不覺得熱，下了機過渡到岸上，太陽曬着，也還不覺得怎樣熱。在昆明聽到重慶已經很熱。記得兩年前端午節在重慶一間屋裏坐着，什麼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個時雨時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機必然汗流浹背，可是過渡花了半點鐘，滿曬在太陽裏，汗珠兒也沒有沁出一個。後來知道前兩天剛下了雨，天氣的確清涼些，而感覺既遠不如想像之甚，心裏也的確清涼些。

　　滑竿沿着水邊一線的泥路走，似乎隨時可以滑下江去，然而畢竟上了坡。有一個坡很長，很寬，鋪着大石板。來往的人很多，他們穿着各樣的短衣，搖着各樣的扇子，真夠熱鬧的。片段的顏色和片段的動作混成一幅斑駁陸離的畫面，像出於後期印象派之手。我賞識這幅畫，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無所謂的機械的搖着，好像一些無事忙的人。當時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層扇子，和重慶也隔着一層扇子，也許是在滑竿兒上坐着，有人代爲出力出汗，會那樣心地清涼罷。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覺果然不同，我分到了重慶的熱了。扇子也買在手裏了。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陽裏等大汽車，等到了車，在車裏擠着，實在受不住，只好脫了上裝，折起掛在膀子上。有一兩回勉強穿起上裝站在車裏，頭上臉上直流汗，手帕子簡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鏡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擔心，擔心它會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頭臉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紳士先生，也夠那個的。再說若碰到那脾氣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戲園裏見某甲無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潑些在某乙的竹布長衫上，某甲直說好話，某乙卻一聲不響的拿起茶壺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這種人，怕會大鬧街車，而且是越鬧越熱，越熱越鬧，非到憲兵出面不止。

　　話雖如此，幸而倒沒有出什麼岔兒，不過爲什麼偏要白白的將上裝掛在膀子上，甚至還要勉強穿上呢？大概是爲的繃一手兒罷。在重慶人看來，這一手其實可笑，他們的夏威夷短褲兒照樣繃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這兒重慶人和我到底還隔着一個心眼兒。再就說防空洞罷，重慶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兒的以爲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熱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開着，洞口橫七豎八的安些牀鋪、馬紮子、椅子、凳子，橫七豎八的坐着、躺着各樣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裏走過，瞧着那懶散的樣子，未免有點兒煩氣。這自然是死心眼兒，但是多出汗又好煩氣，我似乎倒比重慶人更感到重慶的熱了。

　　行

　　衣食住行，爲什麼卻從行說起呢？我是行客，寫的是行記，自然以爲行第一。到了重慶，得辦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裏坐着，壓根兒我就不會上重慶來了。再說昆明市區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兒，這回辦不完的事，還可以留着下回辦，不妨從從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懶的時候，才偶爾坐回黃包車、馬車或公共汽車。來到重慶可不能這麼辦，路遠、天熱，日子少、事情多，只靠兩腿怎麼也辦不了。況這兒的車又相應、又方便，又何樂而不坐坐呢？

　　前幾年到重慶，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黃包車，其次纔是公共汽車。那時重慶的朋友常勸我坐滑竿，因爲重慶東到西長，有一圈兒馬路，南到北短，中間卻隔着無數層坡兒。滑竿可以爬坡，黃包車只能走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於公共汽車，常常擠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時我總是起點上終點下的多，回數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腳朝天，一是頭衝地，有些驚人，但不要緊，滑竿夫倒把得穩。從前黃包車下打銅街那個坡，卻真有驚人的着兒，車伕身子向後微仰，兩手緊壓着車把，不拉車而讓車子推着走，腳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緊忽慢，看去有時好像不點地似的，但是一個不小心，壓不住車把，車子會翻過去，那時真的是腳不點地了，這夠險的。所以後來黃包車禁止走那條街，滑竿現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時坐。可是公共汽車卻大進步了。

　　這回坐公共汽車最多，滑竿最少。重慶的公用汽車分三類，一是特別快車，只停幾個大站，一律廿五元，從那兒坐到那兒都一樣，有些人常揀那候車人少的站口上車，兜個圈子回到原處，再向目的地坐；這樣還比走路省時省力，比僱車省時省力省錢。二是專車，只來往政府區的上清寺和商業區的都郵街之間，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車，站口多，這回沒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這種車比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沒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爲等的久。重慶汽車，現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動的排成單行，依次而進，坐位滿人，賣票人便宣佈還可以擠幾個，意思是還可以“站”幾個。這時願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還得一個跟一個“擠”滿了，賣票宣佈停止，叫等下次車，便關門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車站多價賤，排班老是很長，在腰站上，一次車又往往上不了幾個，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鐘，行客自然不能那麼耐着性兒。

　　衣

　　二十七年春初過桂林，看見滿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長衫極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種整齊，利落，樸素的精神，叫人肅然起敬；這是有訓練的公衆。後來聽說外面人去得多了，長衫又多起來了。國民革命以來，中山服漸漸流行，短衣日見其多，抗戰後更其盛行。從前看不起軍人，看不慣洋人，短衣不願穿，只有女人才穿兩截衣，那有堂堂男子漢去穿兩截衣的。可是時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裝爲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長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舊長衫，只算是迴光返照。可是這兩三年各處卻有不少的新長衫出現，這是因爲公家發的平價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長衫，是個將就局兒。相信戰後材料方便，還要回到短裝的，這也是一種現代化。

　　四川民衆苦於多年的省內混戰，對於兵字深惡痛絕，特別稱爲“二尺五”和“棒客”，列爲一等人。我們向來有“短衣幫”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卻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別看重長衫，鄉下人趕場或入市，往往頭纏白布，腳登草鞋，身上卻穿着青布長衫。是粗布，有時很長，又常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可不含糊是長衫。也許向來是天府之國，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便特別講究儀表，至今還留着些流風餘韻罷？然而城市中人卻早就在趕時髦改短裝了。短裝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遺憾，趙武靈王不是改了短裝強兵強國嗎？短裝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個襯衫短褲就可以大模大樣的在街上走，長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廣東天熱，又不像四川在意小節，短衫褲可以行街。可是所謂短衫褲原是長褲短衫，廣東的短衫又很長，所以還行得通，不過好像不及襯衫短褲的派頭。

　　不過襯衫短褲似乎到底是便裝，記得北平有個大學開教授會，有一位教授穿襯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風紀問題來。三年前的夏季，在重慶我就見到有穿襯衫赴宴的了，這是一位中年的中級公務員，而那宴會是很正式的，座中還有位老年的參政員。可是那晚的確熱，主人自己脫了上裝，又請客人寬衣，於是短衫和襯衫圍着圓桌子，大家也就一樣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裝來，到門口穿上，到屋裏經主人一聲“寬衣”，便又脫下，告辭時還是搭着走。其實真是多此一舉，那麼熱還繃個什麼呢？不如襯衫入座倒乾脆些。可是中裝的卻得穿着長衫來去，只在室內才能脫下。西服客人累累贅贅帶着上裝，倒可以陪他們受點兒小罪，叫他們不至於因爲這點不平而對於世道人心長吁短嘆。

　　戰時一切從簡，襯衫赴宴正是“從簡”。“從簡”提高了便裝的地位，於是乎造成了短便裝的風氣。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處都見，黃的、黑的、拉鍊的、扣鈕的、收底的、不收底邊的，花樣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頭兒。從前穿的人多少帶些個“洋”關係，現在不然，我曾在昆明鄉下見過一個種地的，穿的正是這皮茄克，雖然舊些。不過還是司機穿的最早，這成個司機文化一個重要項目。皮茄克更是那兒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書、演講、赴宴、參加典禮，到重慶開會，差不多是皮茄克爲記。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學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趕時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運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說的這兩年至少在重慶風行的夏威夷襯衫，簡稱夏威夷衫，最簡稱夏威衣。這種襯衫創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種土風。夏威夷島在熱帶，譯名雖從音，似乎也兼義。夏威夷衣自然只宜於熱天，只宜於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國的重慶等。重慶流行夏威衣卻似乎只是近一兩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從重慶回到昆明，說是曾看見某首長穿着這種衣服在別墅的路上散步，雖然在黃昏時分，我的這位書生朋友總覺得不大像樣子。今年我卻看見滿街都是的，這就是所謂上行下效罷？

　　夏威衣翻領像西服的上裝，對襟面袖，前後等長，不收底邊，不開岔兒，比襯衫短些。除了翻領，簡直跟中國的短衫或小衫一般無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慶市中走來走去。那翻領是具體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於涼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確比襯衫通風；而看起來飄飄然，心上也爽利。重慶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綢子黃卡機居多，土布也有，綢的便更見其飄飄然，配長褲的好像比配短褲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時通過持續來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陣飄過去似的，倒也別有風味，參差零落就差點勁兒。夏威衣在重慶似乎比皮茄克還普遍些，因爲便宜得多，但不知也會像皮茄克那樣上品否。到了成都時，宴會上遇見一位上海新來的青年襯衫短褲入門，卻不喜歡夏威衣（他說上海也有），說是無禮貌。這可是在成都、重慶人大概不會這樣想吧？

1944年9月

始終如一的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開始他的文學業績的時候，就標舉人生的文學與寫實的文學。這二十五年來，文壇上經過多少變化、多少花樣，但茅盾先生始終不移的堅持他的主張，不，信仰。他看準了這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大路。他介紹，翻譯，批評，直到創作，一步步實現他所信的，他的生活也一致的向着這信仰。這樣將文學的各方面打成一片，尤其將文學和生活打成一片，是難得的。他的影響是整個的，深透的。

　　茅盾先生並且要將自己和後進打成一片，他竭力獎掖後進的人。我就是受他獎掖的一個，至今親切的感到他的影響。我的文學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勵而發展的。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幫助了許多人成就了他們自己，不過我們未必一一知道罷了。他指出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大路，到了這時代，大家都已看得分明，都會跟着他走。他今年才五十歲，有的是領導的力量；他的影響正在加深和擴大。

　　茅盾兄文藝工作二十五年紀念暨五十雙慶

弟 朱自清 敬祝
卅四年六月

1945年6月

我是揚州人

　　有些國語教科書裏選得有我的文章，註解裏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的寫信託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裏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只去過兩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裏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纔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裏。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只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爲父親的揚州話裏夾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萬壽宮裏。萬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裏扔瓦片玩兒。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兒有一條鐵牛鎮壓着。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摩它。鎮裏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只記住在鎮裏一家人家的私塾裏讀過書，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兒，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裏一根橫倒的枯樹幹上說着話，依依不捨，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後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幾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着。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於高等小學裏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臺先生，他現在是北平著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啓發了我學習的興趣；只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後在他家夜塾裏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鍾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後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後來因爲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爲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死了好幾年了。結婚後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兩老都葬在揚州，我家於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後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裏。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去，父親在勝利前四個月過去，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裏。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兒！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麼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裏。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兒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餘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裏。

　　我家跟揚州的關係，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了。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爲揚州人了；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牆上，並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爲了什麼呢？這一半因爲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裏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爲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棲或騎牆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後到底常常會到道地紹興人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並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幾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於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兒窘的。

　　還有一樁道理就是我有些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小是眼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小氣無須舉例。虛氣例如已故的揚州某中央委員，坐包車在街上走，除拉車的外，又跟上四個人在車子邊推着跑着。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指出揚州人這些毛病。後來要將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裏，商務印書館不肯，怕再鬧出“閒話揚州”的案子。這當然也因爲他們總以爲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罵揚州人是會得罪揚州人的。但是我也並不抹煞揚州的好處，曾經寫過一篇《揚州的夏日》，還有在《看花》裏也提起揚州福綠庵的桃花。再說現在年紀大些了，覺得小氣和虛氣都可以算是地方氣，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從前自己常答應人說自己是紹興人，一半又因爲紹興人有些戇氣，而揚州人似乎太聰明。其實揚州人也未嘗沒戇氣，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辦了這麼多年漢民中學，不管人家理會不理會，難道還不夠“戇”的！紹興人固然有戇氣，但是也許還有別的氣我討厭的，不過我不深知罷了。這也許是阿Ｑ的想法罷？然而我對於揚州的確漸漸親熱起來了。

　　揚州真像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鬥《揚州畫舫錄》裏的揚州就夠羨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采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人在上海被稱爲江北老，這名字總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於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老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爲上海人，就靠着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爲上海人。其實揚州人在本地也有他們的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北的人爲侉子，那些人說的是侉話。他們笑鎮江人說話土氣，南京人說話大舌頭，儘管這兩個地方都在江南。英語他們稱爲蠻話，說這種話的當然是蠻子了。然而這些話只好關着門在家裏說，到上海一看，立刻就會矮上半截，縮起舌頭不敢嘖一聲了。揚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個江北老，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卻不願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況且上海對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紹興對我也差不多；因爲我知道上海雖然也許比知道紹興多些，但是紹興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無干的。然而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詩，說“把故鄉掉了”。其實他掉了故鄉又找到了一個故鄉；他詩文裏提到蘇州那一股親熱，是可羨慕的，蘇州就算是他的故鄉了。他在蘇州度過他的童年，所以提起來一點一滴都親親熱熱的，童年的記憶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種種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青燈有味是兒時”，其實不止青燈，兒時的一切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兒度過童年，就算那兒是故鄉，大概差不多罷？這樣看，就只有揚州可以算是我的故鄉了。何況我的家又是“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呢？所以揚州好也罷，歹也罷，我總該算是揚州人的。

1946年

教育家的夏尊先生

　　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並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他辦教育，也是理想主義的。最足以表現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馬湖的春暉中學，那時校長是已故的經子淵先生（亨頤）。但是他似乎將學校的事全交給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約集了一班氣味相投的教師，招來了許多外地和本地的學生，創立了這個中學。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境，讓他們按着個性自由發展。學校成立了兩年，我也去教書，剛一到就感到一種平靜親和的氛圍氣，是別的學校沒有的。我讀了他們的校刊，覺得特別親切有味，也跟別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書，看出學生對文學和藝術的欣賞力和表現力都比別的同級的學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義的夏先生終於碰着實際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長經先生意見越來越差異，跟他的至親在學校任主要職務的意見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關係上還保持着對他們的友誼和親誼；一面在學校政策上卻堅執着他的主張，他的理論，不妥協，不讓步。他不用強力，只是不合作；終於他和一些朋友都離開了春暉中學。朋友中匡互生等幾位先生便到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可是夏先生對辦學校從此灰心了。但他對教育事業並不灰心，這是他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又和一些朋友創辦開明書店，創辦《中學生雜誌》，寫作他所專長的國文科的指導書籍。《中學生雜誌》和他的書的影響，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終獻身於教育，獻身於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於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學工的，他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也許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響。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事，校長就是經子淵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實踐感化教育，的確收了效果；我從受過他們的教的人可以親切的看出。後來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師。夏先生和我說過，那時他也認真的考慮過出家。他雖然到底沒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師的感動極大，他簡直信仰弘一師。自然他對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儀式上。他是熱情的人，他讀《愛的教育》，曾經流了好多淚。他翻譯這本書，是抱着佛教徒了願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的態度。他愛朋友，愛青年，他關心他們的一切。在春暉中學時，學生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批評家”，同事也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有“支配欲”。其實他只是太關心別人了，忍不住參加一些意見罷了。他的態度永遠是親切的，他的說話也永遠是親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12日

我所見的清華精神

　　這半年來同事們和同學們常常談到“清華精神”。自己雖然不是清華人，但是在校服務多年，對這個問題也感到很大的興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學談話，曾經假定清華精神是“服務”。後來和錢偉長先生談起，他似乎覺得清華精神是“獨立的、批評的”，例如清華人到一個機關服務，往往喜歡錶示自己的意見，不甘心苟同。我承認錢先生的看法，連帶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關於“服務”，我還請申說一下。

　　提到“服務”，很容易想到青年會。青年會的服務精神有它的好處和缺點，這裏不想討論。我所假定的清華的服務精神，跟青年會的不同。爲清楚起見，我現在想改爲“實幹”。清華畢業生不論舊制新制，在社會的各部門裏做中級幹部的最多。顧一樵先生十多年前說過這樣的話，現在看來大體似乎還是如此。顧先生說這些中級幹部是平實的工作着，他們的貢獻雖然是點滴的，然而總起來看也夠重大的。錢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們的不重世故。這正是爲了重事，要實幹，要認真的幹。青年人討厭世故，重實幹，雖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趨向。不過清華跟都市隔得遠些，舊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國隔得遠些，加上清華學生入學時一般年歲也許小些，因此這種現象就特別顯著。有些人談清華精神，強調在學時期的愛清潔守秩序等。乍看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實在是跟畢業後服務時期的按部就班的實幹精神密切的聯繫着的。

　　有人也許覺得這種實幹的精神固然很好，不過太強調了這種精神，有時會使人只見樹而不見林。然而這是春秋責備賢者的話，能夠一棵樹一棵樹的修整着，究竟是對林子有幫助的。

1947年

論不滿現狀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里，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嘆，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爲什麼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爲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爲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着；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爲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着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着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那兒發泄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羣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才能發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爲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閒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吊着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爲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裏麪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着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歷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只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面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復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弒，軍閥靠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爲中心，自己爲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裏。從前雖然也常說“衆擎易舉”，“衆怒難犯”，也常說“愛衆”，“得衆”，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萬衆賴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衆”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羣衆”，“公衆”，“民衆”，“大衆”，這個“衆”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裏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揚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揚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面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爲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聞理亂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經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着”的“士”，而知識分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無法“養”着這麼大量的“士”。他們只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着自己。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羣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後改變成什麼樣子？這真是個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勢，我們得提高警覺來應付的。

1947年12月

論且顧眼前

　　俗語說，“火燒眉毛，且顧眼前。”這句話大概有了年代，我們可以說是人們向來如此。這一回抗戰，火燒到了每人的眉毛，“且顧眼前”竟成了一般的守則，一時的風氣，卻是向來少有的。但是抗戰時期大家還有個共同的“勝利”的遠景，起初雖然朦朧，後來卻越來越清楚。這告訴我們，大家且顧眼前也不妨，不久就會來個長久之計的。但是慘勝了，戰禍起在自己家裏，動亂比抗戰時期更甚，並且好像沒個完似的。沒有了共同的遠景；有些人簡直沒有遠景，有些人有遠景，卻只是片段的，全景是在一片朦朧之中。可是火燒得更大了，更快了，能夠且顧眼前就是好的，顧得一天是一天，誰還想到什麼長久之計！可是這種局面能以長久的拖下去嗎？我們是該警覺的。

　　且顧眼前，情形差別很大。第一類是隻顧享樂的人，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這種人在抗戰中大概是些發國難財的人，在勝利後大概是些發接收財或勝利財的人。他們巧取豪奪得到財富，得來的快，花去的也就快。這些人雖然原來未必都是貧兒，暴富卻是事實。時勢老在動盪，物價老在上漲，儻來的財富若是不去運用或花消，轉眼就會兩手空空兒的！所謂運用，大概又趨向投機一路；這條路是動盪的，擔風險的。在動盪中要把握現在，自己不吃虧，就只有享樂了。享樂無非是吃喝嫖賭，加上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傳統的享樂方式不夠闊的，加上些買辦文化，洋味兒越多越好，反正有的是錢。這中間自然有不少人享樂一番之後，依舊還我貧兒面目，再吃苦頭。但是也有少數豪門，憑藉特殊的權位，渾水裏摸魚，越來越富，越花越有。財富集中在他們手裏，享樂也集中在他們手裏。於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之上，貧的貧到十八層地獄之下。現在的窮富懸殊是史無前例的；現在的享用娛樂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大多數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能以眼睜睜白供養着這班驕奢淫逸的人盡情的自在的享樂嗎？有朝一日唉，讓他們且顧眼前罷！

　　第二類是苟安旦夕的人。這些人未嘗不想工作，未嘗不想做些事業，可是物質環境如此艱難，社會又如此不安定，誰都貪圖近便，貪圖速成，他們也就見風使舵，凡事一混了之。“混事”本是一句老話，也可以說是固有文化；不過向來多半帶着自謙的意味，並不以爲“混”是好事，可以了此一生。但是目下這個“混”似乎成爲原則了。困難太多，辦不了，辦不通，只好馬馬虎虎，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不能拖就來個偷工減料，只要門面敷衍得過就成，管它好壞，管它久長不久長，不好不要緊，只要自己不吃虧！從前似乎只有年紀老資格老的人這麼混。現在卻連許多青年人也一道同風起來。這種不擇手段，只顧眼前，已成風氣。誰也說不準明天的事兒，只要今天過去就得了，何必認真！認真又有什麼用！只有一些書呆子和準書呆子還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死氣白賴的規規矩矩的工作。但是戰訊接着戰訊，越來越艱難，越來越不安定，混的人越來越多，靠這一些書呆子和準書呆子能夠撐得住嗎？大家老是這麼混着混着，有朝一日垮臺完事。螻蟻尚且貪生，且顧眼前，苟且偷生，這心情是可以瞭解的；然而能有多長久呢？只顧眼前的人是不想到這個的。

　　第三類是窮困無告的人。這些人在飢餓線上掙扎着，他們只能顧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能夠顧到別的；他們甚至連眼前的衣食住都顧不周全，那有工夫想別的呢？這類人原是歷來就有的，正和前兩類人也是歷來就有的一樣，但是數量加速的增大，卻是可憂的也可怕的。這類人跟第一類人恰好是兩極端，第一類人增大的是財富的數量，這一類人增大的是人員的數量第二類人也是如此。這種分別增大的數量也許終於會使歷史變質的罷？歷史上主持國家社會長久之計或百年大計的原只是少數人；可是在比較安定的時代，大部分人都還能夠有個打算，爲了自己的家或自己。有兩句古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大概是給農民說的。無論是怎樣的窮打算，苦打算，能有個打算，總比不能有打算心裏舒服些。現在確是到了人人沒法打算的時候；“一日之計”還可以有，但是顯然和從前的“一日之計”不同了，因爲“今日不知明日事”，這“一日”恐怕真得限於一日了。在這種局面下“百年大計”自然更談不上。不過那些豪門還是能夠有他們的打算的，他們不但能夠打算自己一輩子，並且可以打算到子孫。因爲即使大變來了，他們還可以溜到海外做寓公去。這班人自然是滿意現狀的。第二類人雖然不滿現狀，卻也害怕破壞和改變，因爲他們覺着那時候更無把握。第三類人不用說是不滿現狀的。然而除了一部分流浪型外，大概都信天任命，願意付出大的代價取得那即使只有絲毫的安定；他們也害怕破壞和改變。因此“且顧眼前”就成了風氣，有的豪奪着，有的鬼混着，有的空等着。然而還有一類顧眼前而又不顧眼前的人。

　　我們向來有“及時行樂”一句話，但是陶淵明《雜詩》說，“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同是教人“及時”，態度卻大不一樣。“及時”也就是把握現在；“行樂”要把握現在，努力也得把握現在。陶淵明指的是個人的努力，目下急需的是大家的努力。在沒有什麼大變的時代，所謂“百世可知”，領導者努力的可以說是“百年大計”；但是在這個動亂的時代，“百年”是太模糊太空洞了，爲了大家，至多也只能幾年幾年的計劃着，才能夠踏實的努力前去。這也是“及時”，把握現在，說是另一意義的“且顧眼前”也未嘗不可；“且顧眼前”本是救急，目下需要的正是救急，不過不是各人自顧自的救急，更不是從救急轉到行樂上罷了。不過目下的中國，連幾年計劃也談不上。於是有些人，特別是青年代，就先從一般的把握現在下手。這就是努力認識現在，暴露現在，批評現在，抗議現在。他們在試驗，難免有錯誤的地方。而在前三類人看來，他們的努力卻難免向着那可怕的可憂的破壞與改變的路上去，那是不顧眼前的！但是，這只是站在自顧自的立場上說話，若是顧到大家，這些人倒是真正能夠顧到眼前的人。

1948年1月17日

劉雲波女醫師

　　劉雲波是成都的一位婦產科女醫師，在成都執行醫務，上十年了。她自己開了一所宏濟醫院，抗戰期中兼任成都中央軍校醫院婦產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醫院婦產科主任。勝利後軍校醫院復員到南京，她不能分身前去，去年又兼任了成都高級醫事職業學校的校長，我寫出這一串履歷，見出她是個忙人。忙人原不稀奇，難得的她決不掛名而不做事；她是真的忙於工作，並非忙於應酬等等。她也不因爲忙而馬虎，卻處處要盡到她的責任。忙人最容易搭架子，瞧不起別人，她卻沒有架子，所以人緣好就因爲人緣好所以更忙。這十年來成都人找過她的太多了，可是我們沒有聽到過不滿意她的話。人緣好，固然；更重要的是她對於病人無微不至的關切。她不是冷冰冰的在盡她的責任，盡了責任就算完事；她是“念茲在茲”的。

　　劉醫師和內人在中學裏同學，彼此很要好。抗戰後內人回到成都故鄉，老朋友見面，更是高興。內人帶着三個孩子在成都一直住了六年，這中間承她的幫助太多，特別在醫藥上。他們不斷的去她的醫院看病，大小四口都長期住過院，我自己也承她送打了二十四針，治十二指腸潰瘍。我們熟悉她的醫院，深知她的爲人，她的確是一位親切的好醫師。她是在德國耶拿大學學的醫，在那兒住了也上十年。在她自己的醫院裏，除婦產科外她也看別的病，但是她的主要的也是最忙的工作是接生，找她的人最多。她約定了給產婦接生，到了期就是晚上睡下也在留心着電話。電話來了，或者有人來請了，她馬上起來坐着包車就走。有一回一個並未預約的病家，半夜裏派人來請。這家人疏散在郊外，從來沒有請她去看過產婦，也沒有個介紹的人。她卻毅然的答應了去。包車到了一處田邊打住，來請的人說還要走幾條田埂纔到那家。那時夜黑如墨，四望無人，她想，該不會是綁票匪的騙局罷？但是隻得大着膽子硬起頭皮跟着走。受了這一次虛驚，她卻並不說以後不接受這種半夜裏郊外素不相知的人家的邀請，她覺得接生是她應盡的責任。

　　她的責任感是充滿了熱情的。她對於住在她的醫院裏的病人，因爲接近，更是時刻的關切着老看見她叮囑護士小姐們招呼這樣那樣的。特別是那種情形嚴重的病人，她有時候簡直睡不着的惦記着。她沒有結婚，常和內人說她把病人當做了愛人。這決不是一句漂亮話，她是認真的愛着她的病人的。她是個忠誠的基督徒，有着那大的愛的心，也可以說是“慈母之心”我曾經寫過一張橫披送給她，就用的這四個字。她不忽略窮的病家，住在她的醫院裏的病人，不論窮些富些，她總叮囑護士小姐們務必一樣的和氣，不許有差別。如果發覺有了差別，她是要不留情的教訓的。街坊上的窮家到她的醫院裏看病，她常免他們的費，她也到這些窮人家裏去免費接生。對於朋友自然更厚。有一年我們的三個孩子都出疹子，兩歲的小女兒轉了猩紅熱，兩個男孩子轉了肺炎，那時我在昆明，內人一個人要照管這三個嚴重的傳染病人。幸而劉醫師特許小女住到她的醫院裏去。她盡心竭力的奔波着治他們的病，用她存着的最有效的藥，那些藥在當時的成都是極難得的。小女眼看着活不了，卻終於在她手裏活了起來，真是憑空的撿來了一條命！她知道教書匠的窮，一個錢不要我們的。後來她給我們看病吃藥，也從不收一個錢。我們呢，卻只送了“秀才人情”的一幅對子給她，文字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特地請葉聖陶兄寫；這是我們的真心話。我們當然感謝她，但是更可佩服的是她那把病人當做愛人的熱情和責任感。

　　劉醫師是遂寧劉萬和先生的二小姐。劉老先生手創了成都的劉萬和綢布莊，這到現在還是成都數一數二的大鋪子。劉老太太是一位慈愛的勤儉的老太太，她行的家庭教育是健康的。劉醫師敬愛着這兩位老人。不幸老太太去世得早，老先生在抗戰前一年也去世了，留下了很多幼小者。劉醫師在耶拿大學得了博士學位，原想再研究些時候，這一來卻趕着回到家裏，負起了教育弟弟們的重任。她愛弟弟們，管教得卻很嚴。現在弟弟們都成了年，她又在管着侄兒侄女們了。這也正是她的熱情和責任感的表現。她出身在富家，富家出身的人原來有嗇刻的，也有慷慨的，她的慷慨還不算頂稀奇。真正難得的是她那不會厭倦的同情和不辭勞苦的服務。富家出身的人往往只知道貪圖安逸，像她這樣給自己找麻煩的人實在少有。再說一般的醫師，也是冷靜而認真就算是好，像她這樣對於不論什麼病人都親切，恐怕也是鳳毛麟角罷！

1948年4月

文物·舊書·毛筆

　　這幾個月，北平的報紙上除了戰事、殺人案、教育危機等等消息以外，舊書的危機也是一個熱鬧的新聞題目。此外，北平的文物，主要的是古建築，一向受人重視，政府設了一個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並且撥過幾回不算少的款項來修理這些文物。二月初，這個委員會還開了一次會議，決定爲適應北平這個陪都的百年大計，請求政府“核發本年上半年經費”，並“加強管理使用文物建築，以維護古蹟”。至於毛筆，多少年前教育部就規定學生作國文以及用國文回答考試題目，都得用毛筆。但是事實上學生用毛筆的時候很少，尤其是在大都市裏。這個問題現在似乎還是懸案。在筆者看來，文物、舊書、毛筆，正是一套，都是些遺產、歷史、舊文化。主張保存這些東西的人，不免都帶些“思古之幽情”，一方面更不免多多少少有些“保存國粹”的意思。“保存國粹”現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壞話，等於“抱殘守闕”，“食古不化”，“迷戀骸骨”，“讓死的拉住活的”。筆者也知道今天主張保存這些舊東西的人大多數是些五四時代的人物，不至於再有這種頑固的思想，並且筆者自己也多多少少分有他們的情感，自問也還不至於頑固到那地步。不過細心分析這種主張的理由，除了“思古之幽情”以外，似乎還只能說是“保存國粹”；因爲這些東西是我們先民的優良的成績，所以才值得保存，也纔會引起我們的思念。我們跟老輩不同的，應該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讓這些東西像化石一樣，不再妄想它們復活起來。應該過去的總是要過去的，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關於撥用鉅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築，有一家報紙上曾經有過微詞，好像說在這個戰亂和飢餓的時代，不該忙着辦這些事來粉飾太平。本來呢，若是真太平的話，這一番修飾也許還可以招攬些外國遊客，得些外匯來使用。現在這年頭，那輝煌的景象卻只是戰亂和飢餓的現實的一個強烈的對比，強烈的諷刺，的確叫人有些觸目驚心。這自然是功利的看法，可是這年頭無衣無食的人太多了，功利的看法也是自然的。不過話說回來，現在公家用錢，並沒有什麼通盤的計劃，這筆錢不用在這兒，大概也不會用在那些無衣無食的人的身上，並且也許還會用在一些不相干的事上去。那麼，用來保存古物就也還不算壞。若是真能通盤計劃，分別輕重，這種事大概是該緩辦的。筆者雖然也贊成保存古物，卻並無搶救的意思。照道理衣食足再來保存古物不算晚；萬一晚了也只好遺憾，衣食總是根本。筆者不同意過分的強調保存古物，過分的強調北平這個文化城，但是“加強管理使用文物建築，以維護古蹟”，並不用多花錢，卻是對的。

　　舊書的危機指的是木版書，特別是大部頭的。一年來舊書業大不景氣。有些鋪子將大部頭的木版書論斤的賣出去造還魂紙。這自然很可惜，並且有點兒慘。因此有些讀書人出來呼籲搶救。現在教育部已經撥了十億元收買這種舊書，搶救已經開始，自然很好。但是筆者要指出舊書的危機潛伏已經很久，並非突如其來。清末就通行石印本的古書，攜帶便利，價錢公道。這實在是舊書的危機的開始。但是當時石印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是錯字多，固然，主要的還在缺少那古色古香。因此大人先生不屑照顧。不過究竟公道，便利，又不佔書架的地位，一般讀書人，尤其青年，卻是樂意買的。民國以來又有了影印本，大部頭的如《四部叢刊》，底本差不多都是善本，影印不至於有錯字，也不缺少古色古香。這個影響舊書的買賣就更大。後來《四部叢刊》又有縮印本，古氣雖然較少，便利卻又加多。還有排印本的古書，如《四部備要》、《萬有文庫》等，也是方便公道。又如《國學基本叢書》，照有些石印本辦法，書中點了句，方便更大。抗戰前又有所謂“一折八扣書”，排印的錯誤並不太多，極便宜，大量流通，青年學生照顧的不少。比照抗戰期中的土紙本，這種一折八扣書現在已經成了好版了。現在的青年學生往往寧願要這種排印本，不要木刻本；他們要方便，不在乎那古色古香。買大部書的人既然可以買影印本或排印本，買單部書的人更多樂意買排印本或石印本，技術的革新就註定了舊書的沒落的運命！將來顯微影片本的書發達了，現在的影印本排印本大概也會沒落的罷？

　　至於毛筆，命運似乎更壞。跟“水筆”相比，它的不便更其顯然。用毛筆就得用硯臺和墨，至少得用墨盒或墨船（上海有這東西，形如小船，不知叫什麼名字，用墨膏，裝在牙膏似的筒子裏，用時擠出），總不如水筆方便，又不能將筆掛在襟上或插在袋裏。更重要的，毛筆寫字比水筆慢得多，這是毛筆的致命傷。說到價錢，毛筆連上附屬品，再算上用的時期的短，並不見得比水筆便宜好多。好的舶來水筆自然很貴，但是好的毛筆也不賤，最近有人在北平戴月軒就看到定價一千多萬元的筆。自然，水筆需要外匯，就是本國做的，材料也得從外國買來，毛筆卻是國產；但是我們得努力讓水筆也變成國產纔好。至於過去教育部規定學生用毛筆，似乎只着眼在“保存國粹”或“本位文化”上；學生可並不理會這一套，用水筆的反而越來越多。現代生活需要水筆，勢有必至，理有固然，“本位文化”的空名字是抵擋不住的。毛筆應該保存，讓少數的書畫家去保存就夠了，勉強大家都來用，是行不通的。至於現在學生寫的字不好，那是沒有認真訓練的原故，跟不用毛筆無關。學生的字，清楚整齊就算好，用水筆和毛筆都一樣。

　　學生不愛講究寫字，也不愛讀古文古書雖然有購買排印本古書的，可是並不太多。他們的功課多，事情忙，不能夠領略書法的藝術，甚至連寫字的作用都忽略了，只圖快，寫得不清不楚的叫人認不真。古文古書因爲文字難，不好懂，他們也覺着不值得費那麼多功夫去讀。根本上還是由於他們已經不重視歷史和舊文化。這也是必經的過程，我們無須驚歎。不過我們得讓青年人寫字做到清楚整齊的地步，滿足寫字的基本作用，一方面得努力好好的編出些言文對照詳細註解的古書，讓青年人讀。歷史和舊文化，我們應該批判的接受，作爲創造新文化的素材的一部，一筆抹煞是不對的。其實青年人也並非真的一筆抹煞古文古書，只看《古文觀止》已經有了八種言文對照本，《唐詩三百首》已經有了三種（雖然只各有一種比較好），就知道這種書的需要還是很大而買主大概還是青年人多。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努力的方向。至於書法的藝術和古文古書的專門研究，留給有興趣的少數人好了，這種人大學或獨立學院裏是應該培養的。

　　連帶着想到了國畫和平劇的改良，這兩種工作現在都有人在努力。日前一位青年同事和我談到這兩個問題，他覺得國畫和平劇都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成了定型，用不着改良，也無從改良；勉強去改良，恐怕只會出現一些不今不古不新不舊的東西，結果未必良好。他覺得民間藝術本來幼稚，沒有得着發展，我們倒也許可以促進它們的發展；像國畫和平劇已經到了最高峯，是該下降，該過去的時候了，拉着它們恐怕是終於吃力不討好的。照筆者的意見，我們的新文化新藝術的創造，得批判的採取舊文化舊藝術，士大夫的和民間的都用得着，外國的也用得着，但是得以這個時代和這個國家爲主。改良恐怕不免讓舊時代拉着，走不遠，也許壓根兒走不動也未可知。還是另起爐竈的好，舊料卻可以選擇了用。應該過去的總是要過去的。

1948年

附錄 朱自清年表

　　1898年11月22日 生於江蘇連雲港。

　　1912年 考入江蘇省立第八中學。

　　1916年 考入北大預科。同年，寒假回老家與武仲謙女士結婚。

　　1919年底 開始發表詩歌。

　　1920年 到江浙一帶做中學國文教員。

　　1922年 19首詩歌被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8位詩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

　　1924年 詩和散文集《蹤跡》出版。

　　1925年 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1928年 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29年 愛妻武仲謙因患肺病不治而去世，年僅37歲。死時有6個兒女，分別是長子朱邁先、長女朱採芷、次女朱逖先、次子朱閏生、小女朱效武、小兒朱六兒。朱六兒只1歲就夭折了。

　　1931年 與出生於書香門第的成都女孩陳竹隱訂婚。

　　留學英國，進修語言學和英國文學；後又漫遊歐洲五國。

　　1932年 返國，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1932年8月4日 與陳竹隱在上海一個廣東飯店舉行了極簡單的婚禮。

　　1932年10月 應徐調孚約作散文《給亡婦》該文語言質樸而情深意長，在讀者中影響甚大。

　　1934年 《歐遊雜記》和《倫敦雜記》出版。

　　1935年 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並撰寫《導言》。

　　1936年 散文集《你我》出版。

　　1938年 任西南聯大教授。

　　1946年 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仍爲教授及中文系主任。

　　1948年8月 病逝。朱自清去世後，陳竹隱艱辛地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兒女，還參與朱自清全集的編撰工作，將朱自清生前的手稿、文章、實物全部捐獻出來，只留給孩子們一封朱自清的信作爲紀念。陳竹隱於1990年6月29日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