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也沒有。身上的汗水，卻不住地需要揩拭着。
沉悶中，在樓下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問答着：
“你從那兒來的？”
“從緬甸。”
“緬甸？——”
“從緬甸——我們從國外來的。 ”
“噢——緬甸，那是很遠很遠的地方啊！走了很久了吧？”
“三個多月了。”
“現在呢？——”
“還要到合川去——”
…………
他們的話，我一句一句都聽見了。我真不能爲這個女人計算着：
從緬甸回國，來到了這裏，究竟有多少路程呢？
越過了山山水水……究竟費了多少時日和辛苦呢？
像她這樣被敵人的炮火，被侵略者的狂潮所趕逐或摧殘的人們，生長在自己祖國裏的，乃至僑居於異域的同胞們，究竟有着多麼大的一個數目呢？
戰爭是什麼呢？
爲清算我們的怨仇和血債的戰爭，我們所付出的和我們還要繼續付出的，是不是累累地而難於再計呢？
爭取正義和真理的代價中，是不是包括着無限的犧牲？而無限犧牲的總和便是正義和公理的本身呢？
…………
我忍耐不住，便停止了手頭的工作也走出來了。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坐在一張矮板凳上。她的眼睛深陷，眉毛濃黑，從口音中也可以辨別出她是屬於兩廣或沿海一帶的人氏。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綢質的單旗袍，上面濺着許多泥漿，蒙着很厚的灰塵；（我不知道這些灰塵和泥漿是從多麼遙遠的地方帶來的！）露在外邊的膚色；兩臂，和兩隻什麼也沒有穿的光腳，都是棕黑的；（我不知道它們到底經過了多少風吹，日曬和雨淋了！）她的頭髮相當的長， 只是用一根細繩子將它扎攏着。
從這一個女人的身上，我好像已經看見了一幅整個的災害，整個的逃亡，整個的流離的圖畫來。
當她的身子轉過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她的懷裏原來還躺着一個小孩子，在安詳地睡着。
這時，圍攏着她的人已有了五六個。每個人都要問問她的來歷，同情的或是好奇的；每個人都在打量着她，想發現她的隱衷，或是想追尋出一點祕密。
她說一會，歇歇；歇一歇又說。
“爲着生活……爲了過生活……”在她敘說一段事情的前後和中間，她常常摻雜着這樣的話語。
“你的孃家呢？”有人問。
“還在緬甸沒有跑出來。”
“你的男人呢？”
“在河邊，在河邊洗澡哩。他見不得人，他一件衣服也沒有了。”
“他是川省人嗎？”有人問。
“是的，他是銅梁人，我們就要去到他的家裏。”
“這個孩子真是不錯哇！長得蠻結實的。”有人憐惜着說。
“是的——是的，要不是他這樣，再有幾個也死掉了……是的，爲了這個孩子——”
她哽咽着說不下去了。兩道帶光的小水流，急速地掛在她的眼珠的底下。
停了一會，又有人問：
“你不會去幫幫人家嗎？”
她沒有回答。
“有錢的人家裏並沒有什麼事的。倒倒茶，端端菜，遞遞煙。”問的人又解釋介紹了一番，好像說明在這種年頭爲着“過生活”並不困難。
她也沒有回答。
如此提議及勸告她的人，看她不做聲，就以爲她聽不懂四川話了。於是有人又低了聲氣說：
“她說的話我們懂，我們說的話她就不大懂了。是的，帶着一個孩子，她就不能去幫工了。”
這個女人忽然站了起來，想把她懷中睡着的孩子找一個地方暫放一下。
談說的人們還是談說着；那是關於她們將要如何回去的一條路線問題：
“這裏到合川一天，合川到大河壩七十里，到銅梁還要兩天……一起二百四十多里路，要走三四天。”
有的人就急忙問她： “今天夜晚你們怎樣安歇啊？”
“啊？”她好像沒有聽懂，又不甚關心似的。
“今天夜晚，你們到底在那裏休息休息呢？”另外的一個人，儘量說得很慢，用普通的話語，再說了一遍。
“噢，今天夜晚呀？”她回答着，不知怎麼聲音反擡高了一點起來，“我們還是要跑路，我們早就沒有一個錢搭車子趕船了。我們要從天黑跑到天明，跑一個整夜！日裏跑路，曬都要曬死。”她的話已經說完了，但又重複了這麼一句：
“我們就是要從天黑跑到天明啊！”
她的話，不知爲什麼比重重鞭打了我一次還有力量還使我痛苦似的。
——“爲了生活”，只是“爲了生活”嗎？她的話語裏雖然一再地說了“爲了生活，爲着過生活……”人家不是告訴了她，“生活”並不是困難的事，而她並沒有說出什麼意見地似乎默認了嗎？
可是，她寧願意作着流民。
這樣的流民——所有的流民，這樣的犧牲者，這樣的聖潔而勇往的犧牲者，他們正是爲着“爲了生活”的萬萬千千的人們做了一個榜樣：
爲了生活，而生活可不是任意被凌辱被屈服被奴役的！倘使被凌辱被屈服被奴役地生活着，誰還看得見流民？誰還能聽得到有誰說“從天黑要跑到天明”的話語呢？
一九四二，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