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肥皂泡，作了刹那的舞蹈，摇呀晃的，忽然破碎于手指的一点。我终于察觉了自己的愚懵，再也不愿捕捉彩色的幻念。当我烦闷时，酒将使我狂笑；而包租婆依旧保持酒柜的常满，企图在我心田播下一粒种子。我不能单靠酒液生存，包租婆竟邀我同桌进食。起先，她不肯收饭钱；后来，知道我已失业，连房租也不要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喝了更多的酒。有一天，从报馆拿到最后一笔稿费，走去马场存心被命运戏弄。离开马场时，口袋只剩几块零钱。回到家里，包租婆问：
──到什么地方去了？
──赌马。
──运气怎样？
──不好。
──输掉多少？
──不算多，只有半个月的稿费；不过，那是我的全部财产。
输去一百多块钱，不能算多；但是把自尊心也输掉了，不能不可怜自己。
第二天早晨，决定找麦荷门想办法，走到门口，包租婆塞了一百块钱给我。
我拒收。
走到楼下，我第一次意识到事情的可怕。（我应该搬到别处去居住，我想。）
半个钟头过后，我与麦荷门在“告罗士打”饮茶。
──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我说。
──哪两个问题？
──第一，职业问题；第二，搬家。
──又要搬家了？为什么？
──我虽然穷，可是仍有自尊心。
──不明白你的意思？
──再没有收入，我将变成一个吃拖鞋饭的男人！
麦荷门的两只眼睛等于两个“？”。
进一步的解释已属必需；但是未开口，视线就被泪水搅模糊了。麦荷门不能了解我的悲哀，久久发愣；然后说了这么一句：
──一个遁世者忽然变成厌世者了！
──是的，荷门，我想不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
──酒呢？
──那是遁世的工具。
──希望呢？
──我已失去任何希望。
麦荷门低着头，下意识地用银匙搅浑杯中的咖啡。
──你说你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问。
──是的。
──因为你没有勇气自杀？
──一个失去任何依凭的人没有理由继续偷生。
──我的看法刚刚与你相反。
──你的看法怎样？
──我认为一个勇敢的人必须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接着麦荷门提出一个计划：办一本文学杂志，希望我能担任编辑的工作。关于资金方面，他母亲已答应拿出一部分私蓄。
──你父亲呢？
──他不会赞成办文学杂志的。过去，我曾经向他透露过这个意思，他大表反对，说是在香港办文学杂志，绝对不能超过《青年园地》的水平，否则，非蚀大本不可。
──他的看法很有道理。
──但是，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只要杂志本身能够在这乌烟瘴气的社会中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蚀掉几千块钱，也有意义。
──这是傻瓜的想法。
──我们这个社会，聪明人太多；而傻瓜太少。
──杂志登记时要缴一万元保证金，这笔钱，到哪里去筹？
──保证金的问题不难解决，麦荷门说。报馆里有位同事曾经在今年春天办过一本杂志，后来因销数不多而结束。如果我们决定办的话，可以借用他的登记证，每一期付两百块钱利息给他。
──你有适当的名称吗？
──大大方方就是《文学》两个字，你看怎样？
──过去傅东华编过一本杂志叫做《文学》，在前几年台湾也有一本《文学杂志》。
──你的意思呢？
──不如叫《前卫文学》，教人一望而知是一本站在时代尖端的刊物。
──好极了！好极了！决定叫《前卫文学》。
麦荷门非常兴奋地跟我研究杂志的内容了。我的意思是译文与创作各占一半篇幅。译文以介绍有独创性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作品为主；创作部分则必须采取宁缺毋滥的态度，尽量提高水准。
──目前，四毫小说的产量已达到每天一本，除了那些盗印别人著作的，多数连文字都不通，更谈不上技巧与手法。这种四毫小说，犹如稻田里的害虫一般，将使正常的禾苗无法成长。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版一本健康的、新锐的、富有朝气的文学杂志，虽不能像DDT般将所有的害虫全部杀死；最低限度，也好保护幼苗逐渐茁强。
麦荷门脸上立刻泛起一阵红润润的颜色，眼睛里有自信的光芒射出。我虽然也感到兴奋；却不像他那么乐观。在我们这个环境里，格调越高的杂志，销数越少；销数越多的杂志，格调必低。我们理想中的那本杂志，编得越好，夭折的可能性越大。
经过一番冷静的考虑后，我说：
──这虽然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是将你母亲辛苦积蓄下来的钱白白丢掉，不能算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我不愿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更不愿办一本害人的黄色杂志。
麦荷门的态度竟会如此坚决。
麦荷门愿意每个月付我三百块钱，作为薪水，不算多，但也勉强可以应付生活所需。
──只要不喝酒，不会不够的，他说。这是实践我们共同理想的工作，希望你能够经常保持清醒。酒不是桥梁；只是一种麻醉剂。你想做一个遁世者，酒不能带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过去，你不满现实；现在你必须拿出勇气来面对现实。《前卫文学》的销数一定不会好，可是我倒并不为此担忧。像这样严肃而有份量的杂志，即使只有一个读者，我们的精力就不算白花了！
这一番话，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使我的血在血管里开始作百米竞赛。理想注射了多种维他命；希望出现了红润的颜色。一个内在真实的探险者，不能在抽象的山谷中解开酒囊。
我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我要求麦荷门借三百块钱给我，为了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