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九四四年的一二月间，在南温泉桃子沟我的草屋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全穿着灰布棉军衣，黑黑的面孔，完全是战士的风采。我愕然于两个大兵光顾，便忙着招待。通过姓名之后，让我肃然起敬，他们乃是不久以前，死守常德的两位壮士。他们不肯让我写出姓名，就算是甲乙两先生吧。他们说：来此无别事，因为敬惜他们的同胞在常德死得十分壮烈，八千多人，战死百分之九十几。他们这后死者，要把这些壮烈事迹表扬出来。他们是武人，拿惯了枪杆，拿不惯笔杆，要我给他们写一部小说。我听了，感到十分荣宠，但我婉谢了。我的答复是：“是的，七年来(那时是民国七年)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这是我们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我们实在也应该写一点，像常德这种战役，尤其该写。本来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战役可以写的，有上海一战，宝山之役；津浦一战，台儿庄之役；晋北一战，平型关之役；桂南一战，昆仑关之役；湘中三次会战，长沙之役；最近湘西一战，就是常德之役了。这都是我们认为光荣的。尤其是昆仑关、长沙和常德，我们终于把敌人赶跑了。可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我又没到过战场，我无法下笔，大而在战时的阵地进退，小而每个士兵的生活，我全不知道，我怎么能像写《八十一梦》，凭空幻想呢？”但甲乙两先生，坚定地要我写，并答应充量供给材料。我只好答应从长商议，将来再说，这是第一次接洽。
甲先生住在土桥，到南温泉只六公里路。他公余，常到南温泉来洗澡，偶尔也到我家里来谈谈，我们就成了朋友。到了是年五月，甲先生又旧事重提，那时，我担任《新民报》渝社经理。城居日多，乡居日少，我说没有时间写小说。但甲先生说：“我为五十七师阵亡将士请命，张先生不能拒绝。”说后他就捆了两个布包袱材料送到我家。里面有地图，有油印品，有贴报册子，有日记本，有相片本，不下三四十种。他笑说：“这足够你采用的吧？此外，还有我一张口。”我们的友谊已很深了。我于公于私，都不能拒绝，只好答应先看材料，有工夫再写。这是第二次接洽。
到了十一月，我已把经理职辞去，重新乡居，把小说材料真的抽着看了一部分。这时甲先生和乙先生，就轮流到我家来闲谈。问我把材料看得怎么样？我说看是看了，有好多地方不懂。他二位就问我哪里不懂，我一说出来，他们就给我做详细的解释。往往一个问题，可以解释两个小时。尤其是甲先生口讲指画，在我茅庐里，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此外，是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全给说出来。我为他的热忱所感动，就决定不再推诿，答应一定写。这离我们认识之时，已有一年了。这是第三次接洽。
一九四五年春季，我本来预备写这部书的。恰好有几部旧作，出版家催我整理，就又耽误下来。到了五月间，整理才算完毕。四川的天气，是热得很早的。当大太阳在天空中晒着的时候，甲先生手上打着一把纸伞，身上穿的那件白布衬衫，被汗渍透得像水洗了似的，胁下夹着一包常德战事的材料，又光顾到茅庐里来了。我见他这样热心，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写两个字，就在那个日子开始动起笔来。我根据油印品、地图、笔记、照片，逐次翻，逐次写。有不大明白的地方，写个问题记下来，等到甲乙两先生到来，就问清楚了再写。甲乙两先生也就随时看我的原稿，不对的地方，随时予以指正，虽极小的描写也不放过。例如我写天亮的时候，哨兵还问口令，甲先生说：“错了，天亮了，只问哪一个。”又如，我写太阳山一带的风景，写成冬天的萧条景象。乙先生说：“不对，那里松树成林，冬天还是青郁郁的。”因为如此，所以这一部书三十多万字，虽是有时写一钩月亮，那都是实在的情形。这是第四次接洽。
我们是这样接洽了一年多，所以这部书的取材，尽可能地保留了故事的真实性。作小说不是写历史，为什么这样保留真实性？这是由于甲乙两先生的要求，要把他们五十七师的血渍，多流传一些到民间。我当时曾考虑到这问题，小说就是小说，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要求甲乙二位找点软性的罗曼史穿插在里面。他们始而有难色。后来允许我了，给了我书中程坚忍、鲁婉华、王彪、黄九妹这几个人的故事。而他们也有一个要求，这罗曼史以不损害真事为原则。据说，这罗曼史也是真的，但其人健在，不肯露真姓名，因之，这书内的真实姓名，有点例外，就是涉及罗曼史的几个角儿的姓名，是随便写的。其余却是自师长到火夫，人是真人，事是真事，时间是真时间，地点是真地点。
我这书里，没有“想当然耳”之词，一切人的动作、物的描写，全由甲乙两先生口述。我还怕不够，又托甲乙两先生，找了两位在重庆的常德老百姓，曾经历过这次战役的人，来做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因之我这部书的材料充足，只恨笔拙运用不完，却没有一点捏造的英雄事迹。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我是根据《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写的。因为有些士兵的动作，颇为相同，写的时候，避免写法雷同，还漏了百分之五六，这是我对于在天之灵报歉的。因为后来要补人，我把参考书还了甲乙二先生了。关于战事经过，我是根据《五十七师作战概要》的油印品，再加上报纸记载、私人笔记写的，可以说没有遗漏。不过驰救常德的援军行动，我没有多写。一来书的体例，不许可跑野马，二来我又没有充分的材料，三来没有得那些部队许可，我也不敢写。但那战事的主要将领，除了书中曾述及的周庆祥师长外，还有王耀武、李钰堂、欧震、杨森、王陵基、王缵绪几位将军，这是报纸曾披露过的。附告于此。
当我写这本书之初，是不无顾虑的。因为常德一战，虽是过去的事，可是我们还在和敌人打。我又是一个书生，不知道哪些事可以直言无隐，哪些事还当保留？到了我写到十几章左右时，我军反攻，已收复桂柳。甲乙两先生，也离开重庆，到湘西去了(那一战是第四方面军的胜利，五十七师又获一次大捷。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就是原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属于第四方面军)。我也失了两位顾问，下笔颇觉困难。所幸不久，日本人就已投降。对日本的战事完全过去，我才放开手来写。我的大意，写一二十万字就够了。不料一放手之后，就收不住。而且参考材料里面的英勇故事，又美不胜收，我也不能丢开哪一部分。写到四十章左右，我待船东下，已搬到重庆城里来住，我是想写完的。但写到六十一章的时候，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我获得一个机会，可以带家眷坐公路车，经贵阳到湖南衡阳去。于是我把所有的参考材料，托人转送还甲乙两先生。只有他们两人的私人日记，轻便易带，我还留着。十二月四日离开重庆，十六日到衡阳，二十四日到汉口。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才到南京。在南京，我是过路，我是要到北平办《新民报》的，不能写稿。其间又回了一次安庆探母，一次到上海接洽旧著出版，最后还在南京候飞机半个月，二月十五日我才到北平。到了北平，我身任经理之职，要筹划出《新民报》北平版，事务繁重，提笔时间很少。但我不愿这部书耽误日子太久，每于夜深无事临睡之前，抽空写千百个字。直到四月十八日晚上，我才写完了最后的一页。在北平也就补写了十九章。这书或因事忙，或因天热，或因小病，或因旅行，停笔的日子，多于提笔的日子，因之三十多万字，我整整写了一年。
写这部书，我由南温泉的草屋里，写到北平东交民巷瑞金大楼上(《新民报》社址)。由菜油灯下，写到雪亮的电灯下，我自己的变迁，尽管很大，但是把握现实这一点，我绝没有动摇。而且我也依然料到，书里一定有不少外行话，还没有被甲乙两先生指出。我诚恳地欢迎武装朋友给我一种指正。
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也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后只剩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
最后我对甲乙两先生及那几位常德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张恨水序于北平南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