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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围子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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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华北运动会”是在济南举行的。开会之前忙坏了石匠瓦匠们。至少也花了十万圆吧，在南围墙子外建了一座运动场。场子的本身算不上美观，可是地势却取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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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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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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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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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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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到了，向来不肯和仆人讲话的阔人，也改变得谦卑和蔼了许多，逃命是何等重要的事，没有仆人的帮助，这命怎能逃得成。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老爷向李福说了话：“李福，厅里的汽车还叫得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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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水晶墨镜的那个，我看出来，是尤二爷。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可不是一块儿来的。尤二爷和那个胡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爷的脸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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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楞的派头不小，连打电话都独具风格：先点上烟卷；在烟头儿烧到了嘴唇以前，烟卷老那么在嘴角上搭拉着；烟灰随便落在衣、裤上，永远不掸一掸；有时候也烧破了衣服，全不在乎，派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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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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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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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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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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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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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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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随时随地看到听到我们的战士与民众的壮烈牺牲，英勇抗敌，使人感激落泪。这样的民族是打倒日本，犹有余力的，因为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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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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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有许多人虽然活着，却是已死；有许多人虽然已死，却是活着。活着的汉奸们，甘为傀儡，傀儡是死东西。死去多少英勇将士，把不屈服的精神交与全民族，他们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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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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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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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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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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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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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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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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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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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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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曾经分组阅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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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护民族共同语的推行，大力推行！记得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虽然都说北京话，可是稍有不同。举一个例子：汉族人管祖母叫奶奶，满族人却管祖母叫太太，而管母亲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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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