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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新年,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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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艺风社的展览会快开了,你叫我写一篇文字来批评你的思想和艺术。这事在一个意义上是容易得很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了解你的思想和艺术,我总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场,说几句冒充的内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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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以上的人,每把求学叫做读书;这读书,也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所称的求学。(虽然四十岁只是一句含混话,并不极端附和钱玄同先生一过四十岁即须枪毙之说,但是到底隐隐约约有一条鸿沟,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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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是一片平原,境内连土堆般的小山也没有,就有也只是几个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虽有几条,毛病却在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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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听一位云南朋友潘孟琳兄谈及,云南有一种挑贩,挑着两个竹篓子,口头叫着:“卖东西呵!”这种挑贩全是绍兴人,挑里面的东西全是绍兴东西;顾主一部分自然是绍兴旅滇同乡,一部分却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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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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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宗杰:你是好游的,我愿同你讲讲我去年在里昂时的游兴。在那里的时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边旅行,而且每逢礼拜日,只要没有约会或紧要的事务,我也必到乡间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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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月大清早上与诸位讲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不惜来荒废您所要计划今天一日大事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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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乎北京乎!别来五年了。经过丰台以后,火车着慌,如追随火光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这北京的无形的力量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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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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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忽然听到一阵杂扰的声音,大家都赶到船边去看,见岸上一大群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与岸两者间所借以交通者只有两个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来时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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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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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居然有着三个学徒,这也可算是这几个人的奋斗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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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谈到“难兄难弟”的又一个——李公朴先生。上节谈过的章先生是银行练习生出身;倘若练习生可算是摩登学徒的另一名称,那末李先生却也有着相类的发源,他原来做过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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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长”外,我们还有几个“难兄难弟”,倘若这里所用的“难”字可作“共患难”的“难”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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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和诸位谈过了“故事的象征”,现在要在这一个观点之下来谈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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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从苏联一个又一个的五年经济计划实行奏效之后,经济学家都喜谈“计划经济”,其实不但经济应有计划,就是读书也应该首先有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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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难兄难弟”,关于他们的生平,我已和诸君谈过了。最后要谈到我们的一个“难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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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谈谈我们的“家长”。稍稍留心中国救国运动的人,没有不知道有沈钧儒先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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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这个病室,因为是新造的,所以比较的清洁。墙上的白粉和墙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侥幸的是,没有向来和监狱结着不解缘的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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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们所被羁押的看守分所却在吴县横街,如乘黄包车约需二十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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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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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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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苦学生的时代,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是做家庭教师。除在宜兴蜀山镇几个月所教的几个小学生外,其余的补习的学生都是预备投考高级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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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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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料想不到居然做了几个月的“老学究”!这在当时的我当然是不愿意做的。一般青年的心理也许都和我一样吧,喜走直线,不喜走曲线,要求学就一直入校求下去,不愿当中有着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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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的两位教师。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许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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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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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次和诸君谈过,我们在香港的报馆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很有限,所以是设在贫民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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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好像是很合于真理的,尤其是因为很耳熟的一句成语,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认为确切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