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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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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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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过“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事是不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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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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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闲话扬州》，比那本出名的书有味多了。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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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人们很难计算他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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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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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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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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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正义是在那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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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初病的一礼拜，有一天，他的同乡夏君匆匆地和我说：“一公病了；他请你给周刊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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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的毕业之感是和中小学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学，这便是学校生活的最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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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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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从二十六年这一天以来，我们自己，我们的友邦，甚至我们的敌人，开始认识我们新中国的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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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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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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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波是成都的一位妇产科女医师，在成都执行医务，上十年了。她自己开了一所宏济医院，抗战期中兼任成都中央军校医院妇产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医院妇产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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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什么别的。这大半由于天然，小半也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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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欧洲没住过夏天的中国人，在初夏的时候，上北国的荷兰去，他简直觉得是新秋的样子。淡淡的天色，寂寂的田野，火车走着，像没人理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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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踏着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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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间，有一所规模巨大的镕铁工厂，四面砌着高墙，好几个大烟筒整天不住地冒烟，打铁的声音传得远远的地方都能听见，还有几件极大的镕铁炉，旁边铺着运物的小铁道，周围还有一片厂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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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正是六月炎热的天气，也没有风。树叶都长得青绿葱茂；只有桦树叶是黄澄澄的。野蔷薇树正开出无数香花，那怒发的黑麦长得高高的，在田里摇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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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里有一个有钱的乡人。他有三个儿子：兵士谢敏，大肚子塔拉史，呆伊凡，还有一个女儿马腊尼，又聋又哑。谢敏去当兵，伺候王上，塔拉史到城里跟商人去做生意，就只有呆伊凡同女儿留在家里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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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靴匠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住在农家屋里。他没有房屋，也没有土地，就做着靴工的小买卖自养其家。面包是贵的，工是贱的，赚下多少便吃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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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静穆的空中，高高地飘着一两个稳定不动的风筝，从不知道远近的地方，时时传过几声响亮的爆竹，——在夜晚，它的回音是越发地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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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东京市在不息地驶转；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闪，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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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地遮迷了远近的山，悄悄地油绿了郊野的草；不断地在窗外织着一条轻薄闪光的丝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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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我出发后的第四天早晨，觉得船身就不像以前那样震荡了。船上的客人，也比寻常起得早了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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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黄昏的时刻，因为房子深邃，已经显得非常黑暗了。对面立着一个小女孩子，看不清她的相貌，只觉得她的身材比八仙桌子高不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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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的时候，我反常常地不能睡眠。枯涩的眼睛，睁着疼，闭着也疼，横竖睁着闭着都是一样的在黑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