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记江边夜话

  山渐渐低,水渐渐阔,眼界逐渐扩大,心情也就更觉得舒畅些了。下午三点钟,我们就到达了高鼻梁。高鼻梁——为什么叫高鼻梁呢?是因为本地人生的鼻梁特别高吗?还是这里有一个山头像人的鼻梁骨呢?打听本地人,才知道原名是高北阳,讹为高鼻梁了,这叫我想起北京城那条讹为狗尾巴的高义伯。早早地到达,是行路人的无上愉快,不但觉得诸事从容,而且觉得应当做出些特别有趣的事情来才对。但是要做些什么呢?也不知道。除非是等我们的小船,船来了,就搬行李,然后又是到江边上去打水盥漱,脱鞋濯足。而山地里的太阳是落得很快的,等到给队员们分配妥当了晚餐之后,已经是暮色苍茫,江风也变得凛冽了。

  “每小队一斤生萝卜,一两盐,每人还分两个馍。”队员们各处这样传语着,带着很高兴的神气。他们都分住在人家屋里,借了人家的炉灶自己炊食。我们几个则在江边一个吴姓家里安顿了下来。

  这地方人家并不多,零零星星地散点在山坡和江边上。各家都是低低的茅屋,没有所谓庭院,更没有大门,但这里也居然有几家卖面食和酒肉之类的了,这些,大概是最近才开始的吧。远远山上有一座庙宇,顶子是瓦的,墙是红的,显得特别惹眼,贫苦的老百姓们,都是建筑了很精美的房子让神们住着,而自己是绳枢瓮牖,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是一样的。更远处,在江水两岸的高高山头,有几座碉堡雄踞着,也给这地方平添了一种特殊神色。

  店主人指点着,向我们告诉,让我们想象,这里的青山绿水也曾经染过人们的鲜血。

  我们所住的这个吴家,也只有一大间草房,而这一大间之内却又分成了三个小间。进门一间,似乎是专为了居留客人并招待买卖用的,门口挂着肉,门后放着几案,有酒,有烟,以及其他零星物品,还有两张木床,这就是我们所要睡的地方。其他两间,一是灶间,该是吴老头和他的女人住的,另一小间在最深的一层,大概这是吴老头的儿子和媳妇的卧房了。我们住在这里,仿佛会给人家以不方便似的,颇觉得有些不安,但看了他们那种诚实而亲切的态度,我们倒觉得自己的多心是多余的了。

  “老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呀?”大队长问。

  “啊,你说我吗?”吴老头仿佛很惊异的望望我们,笑着回答,“哈哈,六十挂零啦。”

  “好哇,你老人家很壮实啊!”

  “嘿,穷人不壮实还行吗?”

  他在给我们张罗着点灯,在灯影里,看他那含在满脸皱纹和短短胡髭中的微笑,给我们一种深湛的和平之感。

  他的女人,一个稍稍驼背的老妇人,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她似乎穿着极宽博的古装,头上蒙着印花的头巾,偶尔从灶间里出来,却很少说话。我们不曾看见他的儿媳妇是什么样子,却只听见她在内间里操作的声音,舀水的声音,吹火的声音,捣面的声音,偶尔和老妇人私语的声音……这情形使我们感到一点肃然。

  我们客气地同吴老头谈着。

  “我们原是住在山后的,”老头在菜油灯上燃着了烟斗,一边吸着,一边说,“从去年,啊,是前年啦,听说外面又打起仗来,这里过路的客人多起来了,有点生意,便搬到这里来住了。”

  从他自己的叙述里,我们知道他原是船户出身,他的祖上是玩船的,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做船上的生意赔了本钱,据他自己说是“上了人家的当,受了骗了。”于是把船也卖掉,只耕种着几“天”田度日。现在他做着豆腐、馒头,以及猪肉等等的生意,他说这是他的儿子经营的,他儿子有事到别的村上去了。

  “咳,什么都不容易,胡弄着吃口饭罢了!”他在自己吐出的烟雾中笑着。

  这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我们行路人对于这样可爱的老人是愿意把一切都予以信托的,我们将要吃些什么呢?这是我们当前的问题。“随便给我们弄点吧,老先生。”吴老头听了我们的话,又到内间去吩咐了一番,回来时两手向两边一分,带着抱愧的神色说道:“唉,对不起,我们没有盐,没有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盐了!”

  对于这没有盐的说明,我们并不觉得稀奇,我们在沿途曾屡次经验过盐的恐慌。这些地方,因为交通不便,时常无盐可卖,而大多数的贫寒人家则几乎永远吃着淡食。我们在一个有盐可买的地方,买了很多盐带着,预备分给队员,我们现在就要分给这个老人一些,但我们却愿意把我们更宝贵的东西赠他,也是盐,然而这是从河南买来的海盐,我们一直藏在手提箱内,偶尔用过,但大部分都还留着,我们拿一个沉甸甸的纸包递给老人。

  “给你这个,老先生。”我们说。

  “什么?”他惊异了。

  “海盐啊,我们给你老人家。”

  “海盐?——唵,海盐是香的,我们这地方是吃不到海盐的,我们这荒山里!”

  他并不曾说一声“谢谢”,却只是连连地点着头,笑着,走到内间去了。我们听到他同女人们切切地笑语着,等他从内间走出来时,却又大声地笑着说:

  “海盐哪,生在东海里,带到这里十万八千里,你们女人家哪里知道这个呢!”

  不多时,就有刺鼻子的香气传了过来,大盘的炒白肉和烙油饼接着就端来了,我们像一群小孩子似的,贪馋地领受这一次盛馔,真的,自从在白河那个奇怪人家吃过一次炙油饼以后,我们又是许多日子不知肉味了。而且,吴老头又给我们提了酒来,这是出乎我们的期待的,红陶泥瓶,白粗瓷杯。酒呢,是玉蜀黍酒。“棒子酒啊,请你们尝尝,我想你们是不曾喝过这种酒的。”老人笑着说。他并且告诉我们,他们可以酿种种酒,譬如小米酒、糯米酒,还有地瓜酒。现在只有棒子酒。我们是不能吃酒的,我们的大队长虽然可以贪几杯,但他所喜欢的是高粱老烧,而不是这种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棒子酒。但在我们,这却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凭了老人这点意思,或者说,这点风趣,叫我们也不得不吃他几杯。我们拉他同饮,他却执拗地拒绝了。酒饭之后,我们还想喝些解渴的东西。“喝呀,喝什么呢?茶吗?不,请你们喝豆汁吧,现在就在推磨子,一开锅就行了。”老头指着内间里这样说,同时,我们也听到了碌碌的声音,知道是在磨豆腐了。在豆腐磨子的碌碌声中,我们之间有片刻的寂静,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江水的声音,然而那仿佛是在很远的地方冲激着。有风从茅屋上边走过,发出刷刷的叹息,隔壁人家有絮语声……夜已经深了。奇怪,我们又听到了铃声,丁零丁零,我们都猛然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跑信的过去了。”老人低声说。

  “邮差为什么带着铃铛呢?”我们不明白。

  “怕有虎啊、狼啊、鬼祟啦什么的。”老头答。“这些东西都是怕响器的,跑信的人一到夜晚便把一个铃铛挂在身上了,走起丁零丁零的。”

  丁零,丁零,这清脆的铃声,越走越远了,渐渐听不见了,于是我们谈到这一带的野物鬼怪。

  “鬼吗倒没有见过,反正有;野物可是时常出来,这就得碰运气了。”

  他说沿江一带因为常有船舶来往,行人也多,所以野物并不大出现,若到后山里去,那些地方都是深山老峪,林莽丛生,最是野物盘踞的所在,因此这一带人民也有以打猎为业的。譬如打到一只虎可卖一百余元,打到一只豹,也可卖好几十元,一只獐子也差不多,若是一只狼,也就只卖几串钱。可是獐子颇不易得,须碰运气,运气好的,打到的獐子是圆脐子的;运气坏的,獐子的脐子就是长的了,长的没有什么用,圆的就制麝香,贵得很。

  “那么怎么打法呢?”

  “打法吗,就是用枪,可是打狼是不能用枪的,狼能避枪呢。”

  我们简直为这些故事所迷惑了。我们驰骋我们的想象,沉默着,想着那些深山老峪,想着在深夜中发着金光的炬眼,想着那个在身上挂着铃铛的绿衣人。老人也沉默了一回,又说:“打狼是不用枪的,”他搕落了烟灰,“用毒药,把毒药放在羊油里,狼是喜欢吃羊油的。”

  “老虎有多么大呀?”我们之中有人这么问。

  “吓!大得很,像一头驴,像一头驴。”老人用烟袋比画着。

  “那么住在山里是很危险的了。”

  “也不怎么怕。”老人当行地说,“人不惹它它也是不惹人的,咱们要知道给野物让路才行。你想,你一定要去碰它,它还能罢休了吗?野物也是有人性的。”

  从野物,我们又谈到了所谓“歹人”,老人躬着腰走到我们面前,几乎把胡须搔着我们的耳朵,低声说道:

  “唉!说不了,这一带穷人太多,河路码头是出坏人的地方,反正你们出门人总得处处小心,钱啦什么的,这年头连邻舍隔壁家也保不了红瓤黑子了!”他还用烟袋指一指他的邻居。

  谈话之间听到内间里叫了一声,老人便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便端了豆汁来,这真是最新鲜、最纯粹的豆汁了,我们每人都喝了几碗,淡淡的,甜甜的,非常可口。忽然有人说:“这比沙滩或马神庙的豆浆好多了,可惜这里没有面包。”于是想起在大学时候每天早晨去吃早点的情形,心里还有点儿黯然。我们一边喝着豆汁,一边同老人谈着。我们问到了去安康的道里,老人说:

  “哦!是么,你们明儿就住安康,就是兴安府啊,从脚下到府里七十五里,大清年间是每十里一个探子,就和现在跑信的一样,这道里,也是前清时候丈量的。”

  他从此谈起了前清,我们就问他:

  “前清好呢还是现在好哇?”

  这一问却把老人窘住了,他用满把手拢了一下胡子,显出了为难的颜色,无疑的,他是把他自己看做了那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感情也许和已经死去了的那个朝代更接近些,而摆在他面前的我们呢,在他心目中,当然是属于这个“新朝”的人物了。他该有些意见,然而他不知如何表达,他大概正把如何不至见笑,并不见怪的问题在他诚朴的心灵上衡量着。他沉默了片刻,吸了一口将要熄灭的烟袋,终于摇着头说道:

  “唉,说不了,说不了,反正净打仗,老百姓什么时候都沾不着光,穷人还是穷人!……”

  显然的,他的话尚未说完,他又沉默了,他在悄悄地窥视着我们的颜面。自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表示,我们先存了一个不愿拂逆他老人家的心愿。他仿佛大胆了些似的又稍稍扬起了声音继续道:

  “不过,前清时候做买卖容易赚钱,日子还好过些,自从反了以后……”

  他的话又咽住了,据我们猜想,他的所谓“反了”者,大概就是指着辛亥革命而言了。

  老年人是有他自己的思路的,大概就因为谈到了改朝换代的事情,他忽然很郑重地问道:

  “可是,日本人不是来打咱们中原吗?日本人可知道安民?”他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就截然地断言道:“不行,不行,不知道安民就永久得不到天下的,不论哪一家,不要人民是不能成事的!”他显得有点愤慨了。

  当我们把敌人的种种暴行告诉他时,他就连连地摇着头,不说话,只是叹息。但当我们把胜利的故事以及种种希望描写给他听时,他也居然眉飞色舞起来了。

  我们吃完了豆汁,灯里的油也已是将尽了,屋子里显得阴暗了起来。忽然听到外面有橐橐的脚步声,老人很机灵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小回来了”,一边说着走去开门。门开处却闪进一个魁梧的影子来,这当然是他的儿子了。这个“小”,可真不小,我心里这样想着,觉得好笑。那人戆戆地闯进来,和我们打了简单的招呼,就到内间去了。“娘,你吃吧,这是新的。”我们听到他的粗嗓子这样说,也不知是给他母亲买来什么好吃的东西。老人也随着进去了,谈了一阵话,大概是关于他儿子出外办事情的情形吧,仿佛听到讲什么价钱,当然是属于买卖一方面的事。老人出来的时候嘴里还在嚼动着,并说:“天已不早了,先生们安息吧。”于是重新把门关紧,退入内间去了。

  大概刚过半夜,老人一家就已经起来操作,给我们预备着水,预备着饭,当然还准备他们一天的买卖。但他们并不惊扰我们,他们都轻手轻脚地活动着,也不说什么话;真正把我们惊醒了起来,而且使我们再也不能入睡的,却是栖在床底下的大公鸡,它们在我们的床下不知唱了多少遍,天才渐渐透出亮来。

  “鸡叫得真早哇,真是……”我们之中有人这样说。

  “啊,春三秋四冬八遍呢,冬天叫八遍才能天明。先生们听不惯鸡叫……”老人带着歉意地回答。

  早晨七点半钟,我们就向安康出发了。

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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