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钟，我重又走回操场，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点也不踊跃。先来的是军人，其次是学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后的了，是“官吏”（官吏，这是广义的说法，凡拿国家的薪俸，应当为国家努力做事的都算在内，且不问他是否努力做事）。还该有什么人来吧？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会，决不该这样冷落，然而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没有什么人再来参加，等最后一个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场后，行礼如仪，大会便马上开始了。
当那位肥大的“官吏”刚刚到场时，小学生们便窃窃私语道：“主席来了，一定是他做主席。不信吗？咱们打赌？”为什么这样自信？仿佛就只因为那个人最胖大就应该做大会主席似的，孩子们这样传递着眼色。果然，主席登台了，台下的行列稍稍活动了一下，但重又散乱了起来，随着主席讲话的进行，秩序也渐渐坏下去。不但场子里边，连场子外面也有了说话的营营声。场子外面说话的声音，是从许多穿着破烂衣裤打着赤脚的人们发出的，他们远远地站在圈外，有的两手剪在背后，有的两臂抱在胸前，有的还挑着粪篮，有的正扶着菜担，在他们黧黑而肮脏的面孔上，表示出复杂的神情：奇怪，纳闷，推测，多少还有点儿恐怖，仿佛是站在一个玩把戏的场子外面，虽然想进去又不好意思，就是只在圈子外面偷看两眼也惟恐人家向他讨票钱似的，在那儿逡巡着。有的站站就去了，而大多数还在那里呆着，复杂的情绪使他们发出复杂的声音，这就帮助了会场的紊乱。我想：你们还是直接地进来听听吧，你们是“民众”呵，然而他们不敢，他们反被驱逐了。说是驱逐，是颇严重的字眼，实际上是警察用指挥棒把他们挥退了。他们散开，但不即散去，他们有少数人还站在较远的地方瞭望。
雨继续下着，东南风送来花的香气，绿叶的气味和湿土的气味。公园里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树的花，开得正好。小学生在想着什么事呢？他们也许想到散会之后去折一枝桃花，并想起他的一个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许在埋怨着为什么把开会的日子定在星期天，假如定在明天开会（当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连玩两天吗？于是，他们谈着，计算着，想起明天的晨课，想到尚未做完的算术题，也许轻轻地皱一皱眉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小女孩从衣袋里取出一把花生米，说着什么，递给了她的同学，而那一个则替她拍落头发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学教员吧？——却正在同他的太太谈起了米的价钱，说是“涨了，不好买！”总之，他们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讲的是什么。我呢，我也不曾注意听他，因为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隙缝里，偶尔听到他一半句愤慨的话：“前方……流血……后方……我们……唤醒民众……当兵……打退敌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两千五百里的远方。在三个月前，我曾经住在那城市里，那是一个行政专员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线较近些。那个专员很聪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众代表”——保甲长等——集合在操场里，行升旗礼，并向他们讲话，每遇其他集会也是一样。然而他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们——“民众代表”——赶了来的，而且赶入圈内之后不准早退，假如迟到或早退就要受罚。我的思想很混乱，特别是当我听到那位胖主席讲到“唤醒民众”的时候，我想：用棍子把民众赶入圈内，比较用棍子赶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为这问题困惑着，忽然听到主席提高了嗓子，仿佛非把自己的声带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绪激烈似的，大声喊道：“……诸位，我们有十二万分的把握，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完结！”主席用叠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绢抹着额上的汗水，走下了讲台。听讲的人们都舒了一口气。但一口气尚未舒好，另一位红脸的先生又上台了。从台下人的私语，知道他是什么委员。他才说了几句话，站在最前排的小学生已经厌烦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顿去脚上的土，谈着，急待讲完之后好散队回家。红脸先生的话还更简单，仿佛只把主席的话作了摘要，最后结束道：“今天时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尚且热烈的来参加大会，这种精神，就可以把敌人打倒。完结！”最后呼口号，虽然听不清是喊些什么，也随着一齐乱喊，尤其是小学生们，“万岁，万岁”的喊得特别起劲。
散会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来，我的脚步非常沉重，仿佛被雨中的泥泞胶住了鞋底一样。我的胸中感到空虚，而眼前则一片茫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