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两段意外的事情仔细告诉你们，为的是要让你们看出在这些新环境里他怎么样处置自己。他还有许多同样的事情，我两只手的手指还数不清哩。这些事情都染上了高尚的怪诞的色彩，因此使我们更深切更动情地感到这些举动的无望。扔开你每天要吃的面包，为的是你可以有自由的两手去跟一个幻影恶斗一场，这也许是常见的英雄壮举。从前就有许多人这样做过（可是我们也活了一生，却很知道人们去当流浪汉是为着身体挨饿，并不是为着灵魂不安），那班天天吃得很饱而且还想这样活下去的人们，也赞美这种光荣的愚笨。他却不幸得很，因为无论他多么拼命不怕死，人们对于他总没有明白的认识，好像他老给阴影遮住了。人们总是怀疑他的胆量。其实往事的影子恐怕是无法抓到的。你只可以跟这影子对抗，或者躲避——我遇见过一两个人，他们却能对着他们熟悉的影子眯眼。吉姆分明不是那类眯眼的人；可是我怎么也判别不清的是，他的行为是近于躲避影子呢，还是跟影子对抗？

　　“我用尽心力，却只能发见，正同我们一切行动的色彩一样，这两种态度的区别是那么精细，我们简直无法下个断语。他的办法可以说是逃避，也可以说是奋斗的另一方式。据普通人看来，他无非是一块长不出好苍苔的、老在滚转着的石头，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最可笑的一点了。过了相当时间，在他漫游的范围以内（那可说是个直径三千哩的大圆周），他们全晓得他这个人了，甚至于可以说是声名狼藉，正好像一个怪人，乡下没有一个人不晓得。比如，在盘谷，他跟做出租轮船和买卖柚木生意的郁哥兄弟办事，我们几乎感到凄恻，看他在太阳光底下走来走去，紧抱着他的秘密，其实连河上的乡下老都知道了那么一回事。他住的那家旅馆的老板熊保克，一个虬髯的雄赳赳的阿尔舍细亚人，拼命要传布本地种种龌龊的谣言，就很愿意双肘搁在桌上把这个故事点缀一番说给客人听，只要有客人肯吸收这个消息，一面喝着那些比较贵的酒。‘你们得注意，他是个最温和有礼貌的人，恐怕是你们生平还没见过，’他总是这样慷慨地结束他的叙述，‘非常高尚。’常到熊保克开的旅馆去的那些杂人的确也不错，否则吉姆也不能设法在盘谷住整整六个月了。我看出人们，陌生的人们，遇见他就会欢喜他，正好像我们喜爱一个好孩子。他的态度是沉静的，可是仿佛他的外表、他的毛发、他的眼睛、他的微笑，使人们对他都发生好感，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他当然不是个傻子。我听见锡格孟·郁哥（瑞士人），一个给残酷的消化不良病所糟蹋了的温和人儿，他的脚跛得可怕，每走一步，他的头就摆了个九十度的弧形——我听见锡格孟·郁哥很了解吉姆的样子说，还这么年青，他可算‘有本领了’，说话的口气好像这些本领是量得出来的。‘为什么不派他到上部的乡村去？’我很关心地向他提议（郁哥兄弟在内地也有租借地同柚木森林），‘假使他很有本领，像你所说的，那么他很快就会干得顶顺利了。在身体方面，他是再合式不过的。他向来非常健康。’‘嘿！在这个地方能够不害消化不良的毛病的确是件大好事。’可怜的郁哥很羡妒地叹一口气，偷偷看一看他那个毁坏了的、凹进去的胃部。我走开了，让他沉思地敲着桌子，口里喃喃说道：‘这是个主意，这倒是个主意。’不幸得很，当天晚上，旅馆里就发生了一件不妙的事情。

　　“我不知道吉姆有没有大错，可是那的确是件深堪惋惜的事。那是属于酒馆里殴打那类可悲的事情，跟他格斗的是个斜眼的丹麦人，那类人的名片上常有不正当的头衔，他的头衔是：暹罗海军上尉。这个汉子打台球的本领自然是太差了，可是又不愿意输给别人，我猜想大概是这样子。他喝了不少酒，打了六盘就说出难听的损人的话，把吉姆拿来做讥笑的资料。当场的人大半没有听到他所说的话，那些听到了的人们好像给接着发生的可怕结果一吓，也记不清楚了。这个丹麦人幸亏能够游泳，因为房间通到走廊，下面就是宽阔的黑色的美南河流着。一只船，满载着中国人，也许正要去冒险，将这位暹罗王海军军官钓起来，午夜左右，吉姆也出现在我的船上，头上没有帽子。‘房间里面个个都好像晓得那回事。’他说，一面喘着气，仿佛打架后心里尚未大定。他原则上对于这件事总有些懊悔，可是这次，他说，不容他有‘取舍的权力’。最使他心惊的是他看出他这个负担谁都晓得，好像这些时候他老把这个罪状背在肩膀上走来走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自然不能再待在那个地方了。大家都骂他凶很得像一只畜生，以为他一向处在为难的地位，真不该如此行动；有人坚持那时他已经醉得丢脸了；其他人却批评他缺乏机警。甚至于熊保克都很不高兴。‘他是个顶有礼貌的年青人，’他对我辩论的样子说道，‘但是上尉也可算个最高尚的汉子。他每天晚上在我公共食桌上用餐，你知道。台球杆也打断了。这是我不能容忍的。今天一起床，我先到上尉那儿去道歉，我想我自己总算洗清了；但是请你想一想，假使个个人都弄出这套把戏！哎呀！那个人也许会淹死！在这个地方我又不能跑到第二条街去买一条新的台球杆，我得写信到欧洲去定购。不行，不行！像那样的脾气绝对不行！’这一点使他心里异常难过。

　　“这是他——他的向后退里最不好的一回事了。谁也不会像我这样为他悲伤。虽然，像人们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时候所说的，‘啊，是的！我知道。他在外头漂泊了不少时光。’可是在他的流荡生涯里，他从来没有挨过人家的糟蹋同蹂躏。最近这件事却叫我深深地感到不安，因为假使他这个锐敏的神经会弄到使他在下流的酒馆里跟人们吵起架来，那么他将失掉那个无害的、虽然令人生气的、傻汉子的头衔，同时却得到流氓这个头衔了。不管我多么相信他，我却免不了想起在这些情形里从空名到实事只有一步之差呀。我想你们会懂得这时候我已经不能把他丢弃在一旁不理了。我带他坐我的船离开盘谷，我们那次的航行，时间可不短。看到他那样退缩畏惧，真叫人难过。一个海员，就说光当个搭客吧，对于海轮总会感到兴趣，总会拿个批评的欣赏的眼光来四望海上的生活，好比一个画家看到别人的作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可算是‘在船上’，可是我这位吉姆一大半时间老是躲在下面，好像他是个不买票偷坐船的人。他这种态度传染到我身上，弄得我都不敢跟他谈航海的事情，那些事是两个海员一同航行时当然会谈到的。有时一连好几天，我们彼此没有谈一句话，我也非常不愿意当他的面对我的船员发命令。常常，当我独自跟他在船面上或者在船舱里时候，我们不知道眼睛看着什么东西才好。

　　“我把他安顿在德准那里，你们知道，只要有法子把他打发去，我就觉得很愉快了，可是我相信他的地位现在渐渐变得难堪了。他已经失掉了一些韧性，他先前每次摔倒后能够一下子跳回到那个不妥协的态度里去，就全靠着这种韧性。有一天到岸上来，我看见他站在码头上。岸傍的水同远处的海面连成一片光滑的往上升的平面，泊在极远处的船只好像不动地泛在天上。他等候他的小船，那正在我们脚下装着一些小铺子的包裹，打算交给一只快出口的轮船。我们彼此问候以后，都默不做声——并排站着。‘天呀！’他忽然说，‘这个工作真是要命！’

　　“他对我微笑，我得告诉你们他总能够设法微笑。我没有回答他的话。我很知道他不是指他的职务，他跟德准办事，工作很轻松的。我连看他一眼都没有。‘你愿意完全离开这地方吗？’我说，‘你肯到加利福尼亚或者西海滨去试一下吗？我可以想一想能够怎样帮你的忙……’他有些鄙视的样子挡住我的话头。‘换一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呢？’……我立刻觉得他是对的，真没有什么不同，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减轻工作。我仿佛模糊看出他所需要的，他在那里等待的，似乎是件不容易说得清的——大概是个好机会那类的幸运吧。我也给他好几次的机会了，不过那些光是挣面包的机会。但是人们还能帮些什么别的忙呢？我突然觉得他这种地位是绝望的，可怜的白力厄利说的话又回到了我心头，‘让他爬到地下二十呎的地方，就待在那儿。’还是那样好罢，我想，比起这样在地面上等候那些永远不会发生的奇迹，总要好些。但是连这样的事都不能有多大的把握。就在那里，就在那时候，他的小船跟码头相隔还不到划三桨那么远，我已经下定决心，当晚要去跟史泰商量一下。

　　“这位史泰是个受人尊敬的富商。他的公司（他开的是个合资公司，叫做史泰公司，有位副老板，像史泰所说的‘管束那班软体动物’）在各岛上做很大的买卖。还在顶偏僻的地方设立分站，收集本地的出产品。我一定要同他商量并不是因为他有钱受人尊敬。我要将我的难题暗地里说给他听，都是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靠得住的人。他那个秃发的长脸好像有个单纯的、聪明的、仿佛是不倦的好意的光明照着。他脸上的皮肉下垂，有深刻的皱纹，颜色灰白，好比一个老过静坐生活的人——其实他绝不是那样。他头发很稀少，从高起庞大的额头望后梳去。人们想他二十岁一定就很像现在六十岁的样子了。他的脸是个学生脸，只有那对几乎全白了的浓密眉毛同眉毛下面发出来的坚决精明的眼神跟他这个，我可以说一学者的相貌不大相称。他身材很高，骨骼松散；他那微曲的身子，同一副天真的微笑，使他有种慈祥地倾听着的样子；他的长手臂同苍白的大手有个罕见的从容姿势，好像正在指点着，正在比划着。我这么仔细地谈他，因为这个人虽然有这么一个外表，而且还具有一个正直的宽容的性格，同时却有一副刚毅的精神同勇敢的气概，这些品质如果不是像他身体里天然的机能——比如说良好的消化机能——那样，是他自己完全不自觉的，那么简直可以说是凶狠卤莽了。我们有时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随便拿在手里。这句话用到他身上，还不能算做恰好；他在东方的早年生活简直可说是拿自己的生命当球来耍的。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可是我晓得他生平的经历，同财产的来源。他又是一个负了相当盛名的博物学家，也许我应该说是一个博学的标本搜集者。昆虫学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他搜集的吉丁虫（Buprestidoe）和长须虫（Longicorns）——都是甲虫——那类可怕的小怪物，已经死了，一动不动地躺着，带有凶恶的神情；他的蝴蝶标本，不动的翅膀在盒子的玻璃盖底下，还是很美丽，有一种飞翔的神气，这些标本把他的名字一直播扬到远方。这个商人、冒险家，有时是马来苏丹（他提到这个人时候，向来只把他称做‘我可怜的谟罕默特·朋苏’）的顾问，由于几斛死虫的原故，他的名字还为欧洲有学问的人们所知晓，只是他们对于他的生活同性格，绝不会有什么概念，当然更不会想知道。我是晓得他的经历和品行的，认为他是个非常适当的人物，我尽可以把吉姆的困难同我自己的困难私下里说给他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