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樓的男子並不怎麼討厭。我的留聲機不見了，我倒反而覺得心安理得的。我住在S市的時候因爲是大學生的音樂指揮，在樂器店大批購物時用八十元時價買來的。我感到幸運，其實賣主也因爲我在市內可以擴送音樂而也感到高興。這個舊的勝利牌唱機也沒有了。圍繞這個音樂匣子，引發我對兒子說：“彈鋼琴比留聲機會有更好的聲音。”

　　孩子們聽收音機的音樂也像父輩一樣並不生疏。妻子說還聽到了女學生用電話談戀愛的事。

　　但是我該多麼高興，別的朋友現在一定可以用我那個“多餘的東西”來跳舞。我的唱片箱裏有倫巴和二重舞曲。

　　我對樑上君子不滿的事有兩點。孩子的自行車不見了也就算了，在壁爐架上的銅製鹿頭也沒有了，在初夏陽光下綠蔭中休憩的裸體畫上端留下了切割的痕跡。

　　關於裸體畫，我從孩子的畫具箱中找到了切端被卷着的8寸乘3寸的畫布。打開來看，這張畫是按原畫所作的一模一樣的雛形。那個畫是我在東京時在他畫室中繪的。從此以後我預知不會再去繪畫而停止了。我在中學五年級時畫了這張畫，兒子則在小學五年級時在內室照着父親的畫描繪起來。我得到了戈雅的畫，是西班牙皇帝那樣的裸體畫，從王子的眼部開始就看不清楚。王子這個作品的顏色雖已與原作不同，但原作的神色與構圖一點不差。這是在一樓看好以後再上三樓描繪出的東西。我這雛形小卷被放在抽屜裏了。現在拿着原物的兒子要是見到的話，一定也會捲起來放在抽屜裏的。

　　銅製鹿頭是在壁爐架上所設電燈支架的平常的東西。而那個東西的丟失使我家變得不成其爲家了。作爲朋友的商業道德也好，不帶牌子的法警也總得留下一頂帽子吧。這是我們尊重權威之故。我是君子，最恨不文明的事。我拿出聖誕節的星星把壁上的洞貼了起來。

　　我想起，鷗外譯作中有偷雞賊：“現在喘了一口氣，這個小偷，誰也沒有看見他，除了月亮君以外。”這樣描寫他去偷盜屋頂上的金雞。這樣的盜賊雖少卻是不好的形象。我們的醫學、文學、軍事學的大先輩鷗外的外史著作中也記掛如何去消除引起盜心的東西，這難道僅是我的杞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