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个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顾到清议，想到舆论，不敢肆无忌惮，不要脸的人当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来不是一件什么坏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兴奋剂，督促着人们向正当的路上前进。所以我们对于好名的人，并不要劝他们一定要把好名心去掉，不过要劝他们彻底明白“名者，实之宾也”，要“实至名归”的名才靠得住。像因发明“相对论”而名震寰宇的德国科学家安斯坦，他的名是实实在在的有了空前的发明，引起科学界的钦服，才有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由他自己凭空瞎吹出来的。你看据他的夫人说，他生平是极怕出风头的，极怕有人替他做广告的，甚至有人把他的相片登在报上，他见了竟因此不舒服了两天。可见他的名是他的确有实际的事业之自然而然的附属产物，并不是虚名，在他当初原无所容心。惟其有“实”做基础的“名”，才有荣誉之可言；若是有名无“实”的“名”，别人依你的“名”而要求你的“实”，你既然是本无所谓“实”，当然终有拆穿的时候，于是不但享不着什么荣誉，最后的结果，只有使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的“丑”。俗语谦词有所谓“献丑”，不肯务“实”而急急于窃盗虚声的人，便是拼命替自己准备“献丑”，这是何苦来！

　　我们并不劝好名的人不要好名，只希望好名的人能在“实”字上用工夫，既如上述：但是照我个人愚妄之见，一个人要享受胸次浩大的愉快心境，要不为“患得患失”的愁虑所围困，则热中好名远不如太上忘名。

　　我们试彻底想一想看，“名”除了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外，有多大的好处？我常以为我们各个人的价值是在能各就天赋的特长分途对人群作相当的贡献，作各尽所能的贡献，我有一分实际能力，干我一分能力所能干的事；我有十分实际能力，干我十分能力所能干的事。有了大名，不见得便把我所仅有的一分能力加到十分；没有大名，不见得便把我所原有的十分能力缩到一分。我但知尽我心力的干去，多么坦夷自在，何必常把与实际工作无甚关系的名来扰动吾心？

　　美国著名飞行家林德白因飞渡大西洋的伟绩而名益躁，乃至他随便到何处，都有新闻记者张望着，追询着，甚至他和他的新夫人度蜜月，都要千方百计地瞒着社会，暗中进行，以避烦扰。这是大名给他的好处！

　　美国前总统现任大理院院长的塔虎脱，最近因为生了病，动身到加拿大去养病。他原已病得走不大动，坐在一个有轮的靠椅上，用一个人推到火车站去预备上火车。他既是所谓名人，虽在养病怕烦之中，仍有许多新闻记者及摄影者包围着大摄其影，虽然经他再三拒绝，还是不免，他临时气急了，勉强跑出了椅子，往火车上钻，一面摇着手叫他们不要跟上。这也是大名给他的好处！

　　我们做无名小卒的人，度蜜月也好，养病也好，享着自由自己不觉得，谁感觉到他们的许多不便利？

　　身前的名对于我们的本身已没有什么增损，身后的名则又如何？杜甫梦李白诗里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死后是否有知，我们未曾死过的人既无从知道，又何必斤斤于“寂寞”的“身后事”？况且身后的名，于我们的本身又有什么增损？例如生在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前的孔老夫子，他自有他的价值，他生时自有他的贡献，后来许多帝王硬把他捧成“独尊”，现在有许多人硬要打倒他；或誉或毁，纷纷扰扰，他在死中是否知道？于他本身又有什么增损？

　　蔡孑民先生有两句诗说：“纵留万古名何用？但求刹那心太平。”我觉得可玩味。我们倘能问心无愧，尽我心力对社会有所贡献，此心便很太平，别人知道不知道，满不在乎！有了这样的态度，便享受得到胸怀浩大的愉快心境，便不至为“患得患失”的愁虑所围困，所以我说热衷好名远不如太上忘名。

（原载1929年10月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5期）